德国“近贫一族”：贫困是种耻辱

    贫穷不仅意味着收入微薄，更是一种复杂的内心感受。与缺少金钱相连的耻辱感，让很多生活拮据的人不愿承认自己是穷人，他们的收入水平虽然比贫困线高出一点，但依旧为温饱苦苦挣扎。他们被称为“近贫一族”。

    “如果别人看出我穷，我就自杀”

    “今天有什么吃的？”曼弗雷德·休伯（Manfred Huber）问收银台后的女服务员。“和平时一样。”她答道。休伯看起来有点困惑，他上次来慕尼黑最漂亮的啤酒坊Seehaus已是多年之前了，他怎么能知道“和平时一样”意味着什么。收银员想不到，这位穿着皮夹克的退休老者已多年来不起啤酒坊了。

    Seehaus曾是休伯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端着啤酒享用一份椒盐卷饼，让他感到自己似乎重新回到了慕尼黑正常的社会生活中。在这座城市，有钱人可以活得很精彩，不幸的是，休伯没有钱。他告诉德国《明镜》周刊：“我已经20年没有放开胃口大吃了。”今年72岁的休伯过去20年依靠社会福利生活。

    啤酒坊本是慕尼黑贫富交融的地方，银行经理身边坐的可能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按照惯例，人们只需在酒馆中购买啤酒，携带外食是允许的，这样可以给穷人省钱。休伯却仍然无法经常光顾，因为半升啤酒就要4欧元（约合人民币29元），这差不多是在德国接受长期福利的人一天的生活费。“在慕尼黑这样的富裕城市当个穷人，感觉更糟糕。”

    他悄悄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鞋已经穿破了。“下雨天，鞋里都是水。”休伯说。他身上的皮夹克是40年前买的，内衬已磨破，但他一直精心护理露在外面的皮革。夹克里，是他仅有的一件没有打补丁的衬衫。他认为最糟糕的事，就是自己的贫穷被别人看出来。“我总是想，如果到了那一步，我就自杀。”

    英国《卫报》称，耻辱是现代社会给贫困者最主要的情感。

    英国《新政治家》杂志认为，社会在衡量贫穷时缺失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耻辱感。这种耻辱是外部社会对人的内心施加的影响。

    在英国的失业救济领取处，工作人员习惯性地给领取救济的人贴上“寄生虫、不愿工作、懒惰、愚蠢、不负责任”等标签。英国肯特大学的研究发现，这样的固有印象和耻辱感，导致1/4符合社会救助标准的人不敢求助。最近20年，这种趋势变得尤为明显。

    在德国也是如此，当局对接受福利者的不信任困扰着休伯。他将那些削减了福利金额的政客称为“罪犯”，因为削减后的救济金不足以让人活得体面。休伯根本没有能力参与社会生活。因为负担不起公共游泳池的门票，他去年夏天多数时候是在阳台上度过的。

    “近贫一族”苦苦挣扎

    收入低于平均线60%的人，一般被视为贫困人口。在德国，15.4%的人属于这个范畴。对独自生活的人来说，月收入917欧元（约合人民币6727元）是贫困分界线；对于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月收入标准是1926欧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

    半岛电视台援引美国统计局的数字称，美国贫困线是单身年收入11130美元（约合人民币7.3万元），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为22314美元（约合人民币14.7万元）。收入刚过贫困线的人通常被称为工薪阶层，理论上，他们不是贫困人口，却和后者一样量入为出，被贫穷的耻辱感威胁。《纽约时报》将他们称为“近贫一族”，有5100万美国人在这个标签下挣扎。

    半岛电视台称，在尼克松时代，美国总统候选人总会对穷人发表演讲。但到了21世纪，贫困人口因为羞耻感而隐瞒自己的真实状况，不愿领取社会救济，甚至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自动在社会上噤声，从而进入了恶性循环——政客们假装穷人不存在，倡导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穷人只能更加辛苦地扮演中产阶级，同时深深陷入愧不如人的羞耻中。

    埃勒斯（Ehlers）一家住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城附近的一栋白房子里，后院有蹦来蹦去的兔子，木马在长廊上摇晃，还能听到蜜蜂在蜂巢忙碌的声音。家里有4个孩子，雅各布（Jakob）、玛丽亚（Maria）、马琳（Marlene）和本杰明（Benjamin），较大的3个孩子分别上了高中、初中和幼儿园。他们的父母埃琳娜（Elena）和斯特凡（Stefan）都是护士。

    在多数人印象中，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不需要为生计担忧，但埃琳娜和斯特凡深受其扰。埃琳娜暂时不能上班，仅凭一个护士的工资，难以维持这个家庭的正常运转。

    为了省钱，斯特凡每天骑自行车上班，往返24公里。他们的家具多数来自分类广告和旧货市场，全家人的衣服都是二手货。房子哪里有小问题，都是斯特凡自己动手修，而不是请工匠。他们度假的方式不是拜访朋友就是野外露营。日常喝的苹果汁，则是用他们在苹果林捡来的苹果制作的。

    为了渡过难关，埃琳娜向当地的就业中心、社会福利办公室和德国劳工部致电求助，她并不介意表达自己的需求，“但有些人的态度的确令我很受伤”。而且结果总是一样的，他们无权申请国家救助，因为他们的收入高于贫困线。“我们陷入了福利体系的夹缝中。”

    买这栋房子时，埃勒斯夫妇只有两个孩子，开销比现在少，而眼下他们已无力偿还购房贷款。他们只和最亲密的朋友讨论这个问题。“这是社会禁忌，”埃琳娜对《明镜》周刊说，“你不想被人看作穷人。”

    最大的两个孩子有自己的储蓄账户，也和父母一起享受过假期，但马琳和本杰明就没有这样的经历和待遇了。埃琳娜说，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庭人均财富大大减少。她认为，这是多子女家庭在德国越来越少的原因，“生孩子就像买奔驰车，事先要想好自己能不能负担得起”。

    埃琳娜最担心的是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德国社会的流动性不大，多数人生长的家庭环境决定了其终身的阶层。因为在德国，孩子受教育的机会与父母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虽然生活捉襟见肘，但埃琳娜从来不让孩子申请学校的课本和旅行补助，即使他们有资格这样做。“我担心这会改变老师对他们的印象。”

    离贫困只有一步之遥

    每天早晨，当莫妮卡·克莱默（Monika Kramer）煮咖啡的时候，视线都会停留在她钉在厨房墙上的那张纸上。“自给自足就很好。”莫妮卡亲手写下了这些字，如今这张纸已经泛黄，边缘也卷曲起来。她用此努力说服自己，贫富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过去的3年里，51岁的莫妮卡一直在接受社会救济金。此前，她有打零工当收银员的薪水作为补贴，但收入依然在贫困线以下。从2015年1月起，莫妮卡因病无法工作，只能每月领取404欧元（约合人民币2964元）的救济金。

    但莫妮卡坚持认为自己不是穷人。“我有公寓住，有医疗保险和清洁的用水，外面很多人还没有这些呢！和世界上的很多人比，我很富裕。”生活在德国亚琛这样的城市，莫妮卡当然知道多数人是用物质条件衡量他人的。每到这时，她就需要更多的想象力，说服自己是富有的。

    过去的14年里，莫妮卡一直是单身母亲。她做过学徒，在夜校完成了高中学业，然后读了大学，并找到了可以兼顾孩子的工作。她总能做到收支平衡，只不过手头紧巴巴的。

    尽管如此，莫妮卡还是尽量享受生活。她喜欢漂亮衣服，只不过是在二手商店购买。她喜欢和朋友聚会，但只能偶尔去咖啡厅。“那里的咖啡要1欧元（约合人民币7.3元），我还支付得起。”她说。她喜欢看展览和听音乐会，但要等待免费开放的机会。她时刻不忘自己的预算账本，并努力省出一点钱应对突发状况。

    莫妮卡说，她现在缺少的只是健康。她一度病得厉害，好在正逐渐好转。她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恢复健康，回去工作，工作能让她获得自我认同感。“付出的感受比索取好得多。”

    休伯的贫穷源于际遇不佳。

    44年前，休伯来到慕尼黑上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后在西门子公司找到了工作。1979年，他自立门户成为负责系统集成的IT专家，未来似乎一片光明。他搬进更大的房子，热爱工作、他的摩托车和常去的啤酒坊。他有一大群朋友、养老保险，以及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阿尔卑斯山南部基姆湖岸的房产。

    但上世纪90年代初，休伯的生活出现了大转折，一名主要客户违约，他花了多年追讨欠款也没有成功。他努力奋斗，最后却是一场空。1997年，休伯彻底放弃了，当时他已失业两年，不得不依靠福利生活，因为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家传的房子，他的养老金和退休保险也被冻结了。房东将他赶了出来，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

    贫穷的另一个弊端是与社会隔离。休伯已经没有多少朋友了，当旧友约他到啤酒坊聚会时，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后来，这些人不再邀请他了。休伯不愿对曾经的朋友承认自己穷到喝不起啤酒。

    当时隔多年重新坐到啤酒坊，休伯将攒下买日杂的两欧元（约合人民币14.7元），放到啤酒坊卫生间门口侍者的小费盘子里。她热情地感谢他，休伯露出了微笑。

    在他心里，贫穷是最深刻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