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反极端化”母亲压力山大

    近日，一部“反极端化”的纪录片在加拿大播出，引发热议。片中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位加拿大母亲。2014年，她22岁的儿子因参与极端组织在叙利亚的“圣战”丧生。“为了不让儿子白白丧命，不让悲剧在其他家庭重演”，这位母亲成为“反极端化”的积极分子。

    她与别人一道发起“去极端化运动”，成立相关机构，提醒更多父母及时发现孩子的极端思想及行为，使他们免遭“圣战分子”洗脑。

    不料，经历丧子之痛后，这位母亲还要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她在家乡遭到孤立，被贴上“恐怖分子妈妈”的标签，找不到工作，无奈之下只好远走他乡。

    “我们只是勉强活着”

    “我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让孩子们不再出走，家庭不再经历这样的苦难。”克里斯蒂安·布罗德（Christianne Boudreau）对加拿大《卡尔加里太阳报》说。

    布罗德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市人，也是最近播出的纪录片《家中的“圣战分子”》的主人公之一。该片讲述了布罗德的儿子达梅恩·克莱尔蒙特（Damain Clairmont）从叛逆少年变为思想极端的年轻人，前往叙利亚加入基地组织分支机构直至殒命的真实故事。

    这部纪录片反映了极端主义如何撕裂家庭。在这些家庭中，孩子的极端思想苗头没有被及时发现，家人也不知道该如何干预。

    纪录片开头，布罗德到达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与自己有相似境遇的父母见面。其中，一位比利时母亲曾前往叙利亚，试图找到被极端组织洗脑的女儿；一位与儿子完全失联的法国母亲，与其他父母一起哭泣。

    “我们只是勉强活着，我们实际上已经死了。”面对镜头，法蒂玛·哈德非（Fatima Hadfi）伤心地说。在去年11月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案中，她的儿子充当人体炸弹，当场身亡。

    “制作这部纪录片非常痛苦，这是我拍过的难度最大的纪录片。”《家中的“圣战分子”》的导演艾琳·萨伦伯格（Eileen Thalenberg）直言。她表示，布罗德是有类似遭遇的加拿大父母中，唯一愿意对她敞开心扉的人。

    穆拉德·本奇莱利（Mourad Benchellali）也是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之一。他曾加入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后锒铛入狱，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现在，重获自由的他成了积极的“反极端主义者”。去年秋天，本奇莱利打算前往加拿大，以“如何抵制‘伊斯兰国’（IS）的引诱”为题进行巡回演讲，结果被禁止入境。

    “像穆拉德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听一听他们的声音。”萨伦伯格说。

    一天早上，儿子从机场打来电话

    克莱尔蒙特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孩子，在家中排行老大。克莱尔蒙特的外公向加拿大广播公司回忆，他的孙子小时候活泼好动，热爱运动。每个周末，他俩都去滑冰，克莱尔蒙特常常唱歌给他听。

    青少年时期的克莱尔蒙特让人“头疼”。有那么两年，他饱受抑郁症困扰，14岁时不得不从高中辍学。17岁时，他吞下防冻剂企图自杀。

    出院后，克莱尔蒙特皈依了伊斯兰教。最初，无论是母亲、外公还是好友都为此感到欣慰。在他们看来，克莱尔蒙特由此获得了“平静与安宁”。布罗德也在儿子身上看到了很多积极的变化。

    后来，克莱尔蒙特搬到同城的另一个地方居住，将自己隔绝起来。他在网上浏览了很多含有极端思想的信息。布罗德发现，儿子变得激动、紧张、焦虑不安。

    “变化不是发生在朝夕之间的。从2011年开始，他留起了胡子，将头发剪得很短。”布罗德向英国广播公司（BBC）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对我说，‘全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媒体在编造谎言’，‘我们在这里无法了解真相，西方世界很自私’。”

    不过，布罗德没有把儿子的极端言行放在心上。“那时，我们觉得这只是他经历的一个阶段。要说担心，我只担心他再次陷入抑郁。”布罗德表示，“即使他生活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也不可能发现所有状况。”

    让布罗德难以想象的事终于发生了。2012年11月的一天，早上6点，布罗德接到克莱尔蒙特从卡尔加里机场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母亲，自己将前往中东地区。

    “我开始大哭，希望他留下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布罗德心碎不已。但克莱尔蒙特没有听从，只是让母亲不要哭，说不希望她受到伤害，一切都会很顺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克莱尔蒙特告诉布罗德，他将去埃及学习阿拉伯语。

    这个年轻人说了谎。他先去了土耳其，后进入叙利亚，在那里加入了极端组织。布罗德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2013年1月的一天，加拿大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出现在她家门口，她才获知真相。安全局的官员告诉布罗德，她的儿子身在叙利亚。后来，这一消息得到了克莱尔蒙特的亲口证实。

    “我的孩子为什么会杀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克莱尔蒙特与母亲的联系越来越少。2014年1月，他在异国丧命的噩耗传来。令人惊诧的是，消息最先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一位身在叙利亚、认识克莱尔蒙特的“圣战分子”发布推文，公告了其身亡的消息。布罗德是从记者打来的电话中得知儿子的死讯的。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22岁的克莱尔蒙特在叙利亚反对派的混战中受伤，被“叙利亚自由军”俘虏并杀死。据报道，克莱尔蒙特加入了“努斯拉阵线”，该组织隶属于基地组织，2013年被加拿大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其队伍中有大量外国极端分子。

    儿子的死讯犹如晴天霹雳，布罗德既心痛又懊悔。“我为什么没有发觉儿子的变化？为什么没能阻止他？”布罗德反复责问自己，“这些问题每天都萦绕在我的生活中”。

    让布罗德气愤的是，加拿大政府对克莱尔蒙特出走叙利亚冷眼旁观，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原来，加拿大安全局曾告诉布罗德，克莱尔蒙特离开加拿大前一直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中，但他们无法阻止其离开。

    克莱尔蒙特死后，布罗德一直试图寻找答案。为什么儿子成了极端分子？“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我的孩子为什么会伤人、杀人？”

    事实上，在加拿大，与布罗德一家有相似境遇的家庭有几十个。不过，他们都对此讳莫如深，远离公众视线。去年夏天，在家乡难以寻求支持的布罗德前往欧洲，最终在法国图卢兹见到了一位与她有相似经历的母亲——多米尼克·伯恩斯（Domnique Bons）。

    2012年，伯恩斯的儿子尼古拉斯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在叙利亚一起加入IS，最终双双殒命。尼古拉斯充当人体炸弹，以极端惨烈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与布罗德一样，伯恩斯也发现，有类似遭遇的家庭几乎不愿与其联系，他们不愿团结起来。

    两个同病相怜的母亲互诉衷肠，分享儿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回顾她们忽略的问题。最终两人决定，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母亲组织，在“一切都太晚了”之前，呼吁家长对孩子的极端思想进行干预。

    “恐怖分子的妈妈”无奈远走他乡

    在德国，有一家名为“Hayat”的机构。“Hayat”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生命”。该机构致力于与家庭一起帮助被洗脑的年轻人摆脱极端思想。布罗德和伯恩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名叫“加拿大生命基金会”。

    后来，布罗德和“德国极端及反极端研究所”主任丹尼尔·科勒（Daniel Koehler）组建了名为“Mothers for Life”的机构，向那些走向极端的孩子的母亲伸出援手，提高人们对IS通过社交媒体招募年轻人的警惕。目前，该机构已在10个国家设立分支。布罗德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帮助年轻人摆脱极端思想、阻止他们走向毁灭上。

    然而，遭遇丧子之痛的布罗德没有得到社会的理解。今年年初，她离开加拿大，搬到法国与父母同住。在家乡，她找不到工作，无法养活自己及家人。“人们说我是恐怖分子的妈妈。”布罗德说，“我不知道自己何时能摆脱这个标签。”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目前不清楚该国究竟有多少年轻人离境加入IS等恐怖组织。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克罗姆（Michel Coulombe）今年2月称，他们估计，在海外与恐怖组织同流合污的加拿大人约有180人，其中“近一百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布罗德对加拿大政府颇有微词，认为他们做得远远不够。她对《加拿大太阳报》说，媒体报道的加拿大人加入恐怖组织的例子较一年前有所减少，但她时常听说有父母为此担心不已。布罗德称，无论这些家庭的孩子是否已经或准备前往叙利亚，加拿大官方都要求他们不要声张，“政府不让他们发声”。

    据布罗德介绍，欧洲国家的政府对此事的态度与加拿大截然相反。他们对发起预防极端思想项目的家庭予以资金支持，还资助那些离开极端组织的人进行的演讲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加拿大新一届政府公布了首份预算案，其中为5年的“反极端化”活动预留了3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亿元），这一资金将由专设机构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