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越堕落 民粹越抬头

    精英选择堕落，会加剧大众对体制的信心流失，代之以鼓吹“推倒重来”的民粹主义。随着美式“赢者全得”模式在全世界推广，精英和大众的矛盾将愈演愈烈。

    美国驴象两党党内初选至今的趋势，让各界担忧民粹主义抬头。《联合早报》在4月初的一篇社论中提到：“民粹主义有两大特点，一是诉诸大众的利益及观感，后者主要源自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二是敌视既有秩序，并把大众所感知的问题归咎于现有的体制和精英，同时力图取代他们。”社论指出，民粹主义抬头意味着民主的失灵，其中的关键在于精英及大众之间政治互信的崩解。大众不再相信精英和现有体制，人们才不惜“推倒重来”。

    精英掌握了社会资源，也负责利益分配，大众在这方面是相对被动的。所以，政治互信的瓦解，责任主要在精英，正如清代大儒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股神巴菲特对此也有类似见解：“聘请新手时，要留意三种品质：人格、智商和精力。如果缺乏第一种品质，后两种将是致命的。”当初，引发大批普通人破产的次贷危机、最终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品，正是在华尔街上班的常春藤盟校优等生“明知故犯”的杰作。

    所谓“知耻近乎勇”，坚守为人处世的底线，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之所以发生无耻之事，并非因为当事人不知是非，而是他们缺乏相应的道德担当。这种道德担当的勇气很多时候离不开物质基础。像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那样甘于贫贱，“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圣贤，毕竟是凤毛麟角；一般人患于家计，总不免有为五斗米折腰的顾忌。

    “屁股决定脑袋”这句流行语，部分反映了因利益基础变化而转换立场的人性丑陋的现实——执政时说一套，在野时说另一套，在背后操控木偶的纤指，无非是赤裸裸的利益。希拉里在桑德斯的强力挑战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从支持自由贸易变成反对，从主张对华尔街松绑到要求恢复管制，从反对墨西哥移民到欢迎他们……莫不是出于选举利害的考量。连如此位高权重者都必须在现实面前低头，更何况那些得养家糊口的平民百姓？

    不若普罗大众那样缺乏物质基础，丰衣足食的精英的道德背叛，更多地是出于对机会成本的计算；如果做正确的事会带来较大损失，他们就宁可顾左右而言他，拒绝任何道德上的担当。当主事者的待遇越来越优渥，主动负责任引退的代价就变得越来越难以让人下咽。两相权衡之下，精英的脊梁自然越来越弯，脸皮越来越厚。

    美国《大西洋月刊》曾不无嘲讽地指出，美国司法部冲着国际足联（FIFA）的贪污案穷追猛打，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共犯结构却视若无睹。文章说，2009年以来，共有49家金融机构支付了1900亿美元的罚款或赔偿，但这些都是股东的钱，银行家们非但分文不损，还获得了加薪——摩根大通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在2014年年初与司法部达成庭外和解后不久，董事局即为他加薪74%，使其年薪猛增至2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9亿元）。

    作恶却不必受罚，担责将损失惨重，正是如此庞大的机会成本令精英丧失了道德勇气。精英选择堕落，自然会加剧大众对体制的信心流失，进而怀疑精英之间互相包庇，置大众的公共利益于不顾。特朗普毫不掩饰地宣扬民粹主义，却能够一路过关斩将，令各界大跌眼镜；桑德斯所号召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呼百应，得到年轻选民认同，倒也显得不足为奇。美国主流媒体不顾各类民调结果，至今还信誓旦旦地强调，克鲁兹比特朗普更能代表共和党赢得选举，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遭遇民众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和批评。

    随着美式“赢者全得”模式在全世界的推广和复制，这种精英享尽权利却规避责任的现象，以及随之而生的贫富差距普遍扩大，已经造成许多社会出现信任赤字，进而演变成一场场政治危机。大众对精英和体制的怀疑，则以要求公共事务决策更加公开透明的呼声，以及在发生重大公共事件时加重对精英究责的力度为形式表现出来。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新加坡《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