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偷走了美国人的选举权

    美国的现实政治中，始终存在试图操纵规则以打压民众表决权的势力。正因如此，所谓的民主政治在很多时间与场合有名无实，“开历史倒车”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

    2008年，因为获得了57%的美国人投票支持，奥巴马入主白宫。然而，此后两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只有37%的选民投票，导致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和18个州的议会。再下一年，全美41个州一口气出台了180个法案，目的都是让人们更难投票，具体手段包括：繁琐的身份识别程序、对选民登记的要求、对投票时间的限制，以及增加惩戒措施。

    可以预料，这些法案对年轻人、穷人和少数派选民的不利影响非常大。正如保守派战略家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在大约30年前所宣称的：“我不希望人人投票……投票人数下降时，我们在选举中的影响力反倒十分明显地上升。”

    按理说，现代民主政体是在“全民许可”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正如纽约大学政治学家迈克尔·沃尔德曼（Michael Waldman）通过新著《为表决权而战》所揭示的那样，现实政治中长期存在两股相抵触的势力：一部分人长期致力于扩大公民的权利，另一些人总是试图利用暂时的优势来操纵规则，确保自身继续掌权，即便他们已经失去民意支持。

    19世纪中叶以前，美国南方的白人曾完美地扮演了后一类角色，通过文化水平测试、人头税等伎俩，他们剥夺了黑人乃至贫苦白人的选举权。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这些人精神上的继承者以防范虚假投票为名，强制选民提供身份证明，同样将贫穷者和少数族裔排除在外。事实上，因为虚假投票会招来重刑，普通人有意而为之的可能性本来就很小，有个法官说，“除非你疯了才会那么做”。可是，这竟成了否定穷人和少数派公民权的借口。

    就制度层面而论，美国宪法最初制定时并未就选举权做出细致规定，而是将相关细则交由各个州制定，从而让心术不正者有空子可钻。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曾慷慨激昂地写道：“选民当中，不应该让富人多过穷人，不应该让博学的人多过无知的人，不应该让权贵后代多过地位卑微、命运坎坷的人的儿女。”但是，在北美独立后的很长时间里，这片土地上的民主有名无实——穷人没有选票，黑人没有选票，女人没有选票——整个国家并非建立在“全民许可”的基础上，而是仅仅体现了一小撮富裕男性白人的共同意志。

    民主理想毕竟有恒久的吸引力，美国的历史也因此成为一部公民权扩张的历史。过去240年间，美国宪法历经17次修改，其中有5次直接涉及选举权。当然，这个过程中从来不缺少挫折和反复，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南北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南部各州的非洲裔选民登记率一度达到90%，数百名黑人进入州议会，还有一名黑人当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6名黑人成为国会议员。但好光景没持续多久，各地便纷纷抛出旨在限制黑人投票的严苛法令。

    这种行径，跟包括3K党在内的种族主义团体的暴力胁迫结合，对选举的公正性损害甚大。于是人们看到，仍然是在路易斯安那，在册的黑人选民从1896年的13万人一路下跌至1904年的1342人。到1940年，只有3%的非裔人士被登记为选民。之后的事情众所周知：直到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兴起、《选举权法案》落地，美国黑人才重新获得投票资格。

    回顾历史后，沃尔德曼强调，当下，民众的选举权再度面临威胁。而且与以往不同，司法系统的介入让形势更趋复杂。2013年，联邦最高法院经投票决定，《选举权法案》中最有利于平等的条款（各州在改变本地选举规定时须得到司法部认可、禁止压制少数派）失效。

    非但如此，那几年，最高法院还实施了包括取消政治捐款数额上限在内的一系列极具争议性的措施，客观上强化了亿万富翁和大财团“购买”影响力从而扭曲选举进程的能耐。在镀金时代成长起来的自由派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当时就警告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实行民主，或者让巨额财富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但我们不能两者兼得。”

    无论一些人在短期内取得多大成功，破坏民主的行径都是其站在历史对立面的标志。在没有信心从全面、公平的竞争中胜出的个人或政党眼中，限制能暂时性地巩固他们的权力，但沃尔德曼相信，从长计议，民主的力量终归会占上风——只要公众依然渴望民主。

    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