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在日本留学、工作十几年，57岁的郑京淑收获的不只是经历、事业和值得珍惜的友情，还有做精致女人的习惯和能力。在她看来，女人要像水一样柔软、包容，不跟自己较劲，更要拥有强大的内心。
言行举止有日本女性的影子
最近天气暖和，收拾冬装累了的郑京淑拿块漂亮的布把衣服盖起来，悠闲地独自享受下午茶的静谧时光。她喜欢生活有种仪式感，养花、看书、削水果、哼歌、收拾屋子，闲暇时做美容、泡温泉和到世界各地旅游，感觉“很滋润，很享受”。
也许是因为从事与美丽有关的事业，郑京淑觉得自己算是精致的女人。她的生活哲学是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存折里不一定有多少钱，但生活要有品质。
衣服不一定要金光闪闪或买名牌，但一定得是舒适的、自己喜欢的；内衣一定要比外衣更精致，每次去洗手间都整理一番；穿裙子要有既保暖又能让外面的衣服平整漂亮的衬裙，坐下来时露一点蕾丝花边，“别人能看到的”。
令同龄人羡慕的是，57岁的郑京淑身材纤细，皮肤紧致细腻，白净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斑点。这得益于她多年来坚持清淡饮食和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现在也有追求者呢。”郑京淑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言语间甚至有几分少女的神采，“女人有资本去美丽。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女人不能太放纵自己。”每次看到那些身材臃肿、穿着睡衣睡裤、头上带着卷发器就出门的同龄人，她都忍不住感慨，她们“不把自己当女人”。
郑京淑承认，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日本女性的影子。她告诉记者，日本女人的家庭生活丰富多彩。无论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女性，都会种花草、跳舞、做手工，连家里擦手的毛巾、放锅的垫子都是亲手缝制的。老太太出门买菜没有不化妆的，上班连续两天穿一套衣服会被别人认为夜不归宿，女孩的包里永远放着手绢和扇子。
在日本时，郑京淑生活在依山傍水、安静的神户。当地人做事很有秩序，公共场所没有杂乱的声音，电车上不让打电话，大伙儿都主动把手机调成静音，心自然而然地静下来。在日本开车12年，她摁喇叭不超过10次，更没见过有人吵架。
刚回国那段时间，习惯了轻声细语的郑京淑发现，自己说话声音比以前大了，变得暴躁易怒，经常“自己给自己找气受”。逐渐适应后，她发现只要不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就能“活得挺好”。
找到自己“最可发展的领域”
郑京淑与日本结缘，是因为幼时的邻居高桥静子。由于两家关系亲密，在高桥静子的影响下，郑京淑顺理成章地学习了日语专业。
高桥静子是第一批返回日本的残留孤儿。1987年，通过她的关系，二十多岁的郑京淑放弃了在卫生部“高大上”的工作，到日本留学。
虽然出身于北京的高级公务员家庭，但郑京淑留学时并没有得到家人太多的经济支持，带着来回路费只身出国。她在餐厅包过饺子、端过盘子，教过中文，上午9点到下午3点上课，下午4点到晚上12点打工，周末则从上午10点一直工作到半夜，有时还打两份工。一次，她端着塑料盘子从日本料理店又窄又陡的楼梯上摔下来，整个后背全是血印，还得继续工作。就这样，郑京淑不但挣来了学费、房租和生活费，还能省下来一部分钱，回国时给家人大包小包地买东西。
这些经历，郑京淑从来没跟父母倾吐过，直到后来二老看到一部关于在日留学生的纪录片，才知道女儿吃过那么多苦。
年轻时有目标支撑，身处其中的郑京淑“不觉得苦”，如今回过头来看才意识到当初的不易。
“我不觉得打工对我有什么帮助和锻炼，只不过是迫于生活，休息好才能更好地学习。”她告诉《青年参考》记者，“我不愿意让孩子们经历我吃过的苦，希望他们一心做自己想做的事。”
也许是为了弥补当初的欠缺，郑京淑对在英国留学的女儿格外大方，除了给她交昂贵的学费、生活费，让她每年回国两次，还鼓励她多出去旅游。
在日本的语言学校读了一年后，觉得文凭没什么意义的郑京淑决定提前毕业，因机缘巧合在服装学院继续深造，并于1993年进入知名日企黛安芬公司。
在女装部工作3年后，郑京淑觉得自己“该学的都已经学到了”，打算辞职时被老板调到了内衣部，就此找到了钟爱一生的事业。她告诉记者，当时中国的内衣行业水平不高，她迅速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可发展的领域”。
在日本“碰到的都是好人”
为黛安芬效力的十几年里，郑京淑在日本构筑了自己的舒适圈，熟人朋友多，生活水平中上，在上世纪90年代就能赚两三万元人民币的月薪。
“日本人有个特点，只要你能为他创造价值，他就对你特别好，老板都看你三分脸色。”郑京淑对《青年参考》说。但更让她记忆深刻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温情。
女儿上小学三年级时，郑京淑遭遇了婚变。回归单身后，外表开朗文雅的郑京淑内心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此后她“碰到的都是好人”。在同事朋友的呵护下，从小穿名牌童装的女儿也适应得很好，成长为孝顺、随和的孩子。
进公司第五年的一个夏夜，郑京淑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得知母亲身体状况不佳。她马上打电话给社长请假回国，这位七八十岁的老人不仅一口答应帮她交待工作，还主动提出借钱给她。她晚上11点来到公司时，社长站在门口，拿着一个信封，里面是30万日元，在当时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两三万元。后来她为公司效力多年，也是为了不辜负这份感动。
还有一次神户遭遇台风，晚归的郑京淑打开门一看，发现阳台门和窗户大开，地板上全是水，屋子里乱七八糟。闻讯而来的六十多岁的房东二话不说，打开旁边的单元门让她们暂住了一个星期，等房子晾好再搬回去，还免了她半个月的租金。
“也许是我比较幸运，遇到的日本人都挺好，是真心对你。”郑京淑不无惆怅地告诉记者，这种信任和人情味儿，即使在同胞中也并不多见。
做事业要有“匠人精神”
如果不是为了让女儿更好地学习中文，郑京淑也许不会选择回国，但她承认自己“回来对了”。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她的海归背景被很多公司看重，为大公司设计的经历对她的创业也有很多帮助。
2003年，郑京淑辞去令人羡慕的高薪工作回到北京，次年与日本伊藤忠商事会社签约，继续负责黛安芬内衣的设计工作，并在一家国内知名内衣企业兼职担任设计总监。当时，郑京淑已有了“私心”，她想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只是苦于不了解中国内衣市场，连很多专业名词都搞不懂。
经过几年的熟悉，2008年，郑京淑创办了北京美伊子内衣设计有限公司。她发现，国内一夜暴富的想法越来越多，专注于做产品的“匠人精神”日渐凋零。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了“工匠精神”，郑京淑兴奋地转发到好几个微信群里。“不要看不起匠人，日本手工匠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很受人敬佩。”她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这本应是中国人的强项，中国人的手是最巧的。”
郑京淑对记者说，许多人认为在日本工作压力特别大，但在她工作的十几年里几乎没有加过班，也很少感到压力，反而是在国内公司经常加班到夜里一两点。据她观察，日本企业计划性强、有规矩、效率高，做事井井有条，省下了很多被琐事占据的精力；同事之间相处也很简单，不会因复杂的人际关系影响工作。
2008年电商刚兴起时，郑京淑曾参与创立新的互联网内衣品牌，一心想打造“中国的维密”，却恰逢金融风暴导致资金链断裂，计划泡汤。如今，她已放弃了自己做品牌的念头，这是出于她对自己的了解。“我太知道自己的强项了，市场销售这个环节绝对不会去碰。”
2015年，互联网创业团队“内在舍”和“咪桃”找到郑京淑，希望合作生产可以通过体温变化预警乳腺疾病的文胸，和通过互联网做文胸的模块化定制。她兴奋地与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智能文胸是她两年前就想到的创意，当时因缺乏技术支持暂时搁置；模块化文胸定制是大数据成熟后未来的趋势。
“这是我事业生涯中最后想攻破的项目，3年后我希望自己退居二线。”她说，“我希望通过它呼吁全社会对女性更加关爱，这是时代的需要。”
本报记者 高珮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