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车巨头的成长史中并不都是传奇
百年宝马“自曝家丑”背后
本报特约撰稿 郭炘
《
青年参考
》(
2016年03月16日
28
版)
科万特家族领袖冈瑟·科万特。
1944年的宝马工厂一角,身着囚衣的工人们正在劳作。
作为纳粹德国二战时期的经济支柱,宝马公司等一批德国产业巨头曾卷入规模空前的集体犯罪。时隔多年,对当事人追责已不可能,致歉与补偿成为这些企业直面历史的必修课。
3月初,为纪念百岁华诞,德国豪华汽车巨头宝马公司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庆典。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庆祝活动上,这家企业除了重温过去、展望未来,还“自揭伤疤”,为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公开致歉。
70年前,掌控宝马的科万特家族(又译匡特家族)一度是纳粹德国领导人的座上宾。战火燃遍欧洲时,这个家族大规模奴役劳工,侵吞犹太人的资产,赚得盆满钵满。事实上,存在类似污点的德国大企业不只一家,但在反思历史问题时,宝马公司走在了前列。
庆典上传出的异样音符
宝马公司在德国慕尼黑诞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特殊的时代背景赋予了这家企业浓厚的军工色彩——最初以航空发动机为主打产品,后来转向豪华汽车生产。
时光如梭,整整一个世纪后,以蓝白徽标为象征的宝马公司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豪华汽车制造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3月7日,两千余位来自商界、政界、研究机构、媒体的嘉宾,连同经销商、供应商、公司员工代表,在德国慕尼黑奥林匹克大厅济济一堂,观看视频,重温宝马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展望该公司对未来交通出行的畅想。最终,一款面向未来的概念车——“BMW VISION NEXT 100”惊艳亮相,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这原本是个欢乐喜庆的日子。可没有谁能料到,宝马会在庆典现场自曝家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掌权期间,宝马公司为德国军火行业供货。”该公司发言人坦承,“随着对本公司生产的航空发动机需求上升,我们开始使用来自集中营的奴工、囚犯协助生产。时至今日,这一事件导致的巨大痛苦依然是一件需要表示遗憾的事。”
同时,宝马强调,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该公司就出版专著《宝马——一段德国史》,成为首家就这段历史发起讨论的德国企业。此后,更多同一主题的出版物相继面世。
“我们直面过去的黑暗一页。1999年,公司成为为赔偿奴工设立的‘记忆,责任,未来’基金会创始成员。从那时起,我们一直积极努力促进文化间的公开、尊重与理解。”这份简短的声明令热烈的气氛平添了几许凝重,一幕幕尘封的往事随之重现于世人面前。
神秘家族置身风口浪尖
说起宝马公司,就不能不提隐身于其后的科万特家族。二战后,后者成为宝马控股股东,一手将其打造为德国汽车界的瑰宝;宝马能有今天的知名度,科万特家族功不可没。在与宝马共荣辱的过程中,科万特家族也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德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科万特家族的伟岸形象,在2007年秋天遭遇重大挑战。当年9月,一部名为《科万特家族的沉默》的电视纪录片,首次将其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时长一小时的影片中,一群曾被纳粹德国奴役的工人现身说法,讲述了彼时的科万特家族领袖冈瑟·科万特(Guenther Quandt)一手导演的罪行。战时,冈瑟倾其所有,为纳粹战争机器生产潜艇、导弹用的电池,大搞军火生意。一位名叫塔基斯·马勒泼勒斯(Takis Mylopoulos)的当事人自称在科万特家族在汉诺威的工厂干过,他指控:“我们被虐待,被逼喝厕所里的水,还遭到鞭笞。”
按照片中的说法,科万特家族的产业曾遍布汉诺威、柏林、维也纳等地,不少和马勒泼勒斯命运相似的奴工,被迫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劳作。一位来自丹麦的工人表示,他是直接从集中营被送到工厂的,此间留下了永久性的病痛。1972年,他重返德国,却被科万特家族拒之门外。该纪录片估算称,彼时,平均每月有80人在科万特家族的工厂里丧生。
这部选材大胆的纪录片播出当晚,就吸引了130万名观众。此后5天,随着欧洲各大媒体头条被“建立在血肉之上的财富”之类的字眼充斥,科万特家族终于表态称,全力支持对那段历史的研究,并对外开放家族企业档案。这群低调的富豪表示:“针对本家族的指控令人震撼,我们意识到,作为家族企业,我们1933年至1945年的历史记录还不够清晰明了。”
“他们是纳粹体系的一部分”
随着外部压力不断累积,2011年9月,科万特家族终于开了“金口”,承认在二战期间犯有三宗罪:使用奴工,低价占有犹太人的产业,与纳粹党最高层存在商业往来。
当时,科万特家族的第三代成员加布里埃莱(Gabriele Quandt)对媒体坦言,无视家族历史的这一篇章是“错误的”。在此之前,受科万特家族之托,历史学家乔希姆·斯科蒂塞克(Joachim Scholtyseck)完成了一份长达1200页的报告,称加布里埃莱的祖父冈瑟和父亲赫伯特应对纳粹统治时期的很多不义之事负责。按照《每日邮报》的说法,战时,总共约有5万人被迫为科万特家族的产业服务,为纳粹德国生产弹药、枪炮、电池等重要物资。
研究发现,早在1933年5月,冈瑟便忙不迭地加入了纳粹党。很快,他盯上了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第三帝国高层的关系网。纳粹当局对这位“爱国实业家”颇多赏识,1937年,希特勒授予冈瑟“军工经济领袖”头衔。
在汉诺威一座工厂的旧址,研究人员甚至发现了一处刑场。史料记载,在此,一名波兰劳工曾因“违抗纪律”而在50名同伴眼前被施以绞刑。此外,科万特家族企业还使用过苏联战俘,赫伯特一度在其周末度假地“圈养”了一批乌克兰人,作为奴仆使唤。
在那份研究报告中,冈瑟被描述为“擅长见风使舵”。纳粹掌权前,他与犹太银行家打得火热;到了二战一触即发的时刻,他又摆出一副纳粹狂热拥护者的模样,大肆清洗犹太裔雇员。不仅如此,趁着横扫德国的所谓“雅利安化”运动,冈瑟还不择手段地占有犹太人的财产;换句话说,犹太人的家财被迫以“白菜价”卖给了冈瑟这样的积极效忠者。
无怪乎,斯科蒂塞克总结称:“科万特家族与纳粹的罪行密不可分,其家族元老本身就是纳粹体系的一部分。”
面对污点,态度是关键
科万特家族第一代成员的人生结局迥异。1929年,冈瑟和玛格达·瑞切尔(Magda Behrend Rietschel)离婚,玛格达随即嫁给纳粹宣传机构头目约瑟夫·戈培尔。据说,希特勒作为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1945年,在柏林的地堡中,戈培尔全家自杀身亡。
战争结束后,冈瑟落入法网。令很多受害人吃惊的是,他仅仅被定性为纳粹政权的“同路人”——与当局犯下的罪行并无直接联系——遂于1948年恢复自由,重新成为德国商界红人,旋即投身于战后重建,还被法兰克福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1954年12月30日,冈瑟在埃及度假期间病故;此后4年,他的儿子赫伯特走上前台,成为宝马公司掌舵人。
本杰明·福伦斯(Benjamin Ferencz)是一名参加过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他在前述纪录片中提到,被陆续揭露的证据本来足可以给科万特家族成员戴上“战争罪”的高帽,然而,“他们逃脱了制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位德国企业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由于使用奴工,为纳粹战争机器服务,在纽伦堡审判中获刑7年。
美国《福布斯》杂志在最新报道中指出,赫伯特去世后,他的女儿苏珊·克拉腾(Susanne Klatten)、弟弟斯蒂芬(Stefan)和遗孀约翰娜(Johanna)总共持有宝马公司近一半的股份。约翰娜·科万特于去年8月病故,她的部分股权被转移给了苏珊。眼下,科万特家族依然是宝马公司事实上的所有者。《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榜显示,苏珊·克拉腾以1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00亿元)的资产规模,在“全球最富有女性”榜单中名列第五。
若仔细考察,与纳粹政权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德国大企业在二战期间的常态。德国《经济周刊》曾专门为此制作了一份名单,博世、戴姆勒、德意志银行、大众汽车等顶尖企业均榜上有名。拥有豪华车品牌奔驰的戴姆勒集团曾使用4万奴工,攫取巨大利润。德意志银行虽未使用奴工,但通过积极参与“雅利安化”运动侵吞犹太人的产业,一跃成为德国最富有的经济实体。化学品制造商法本公司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设立了工厂,使用死者遗骸生产人造革;令人发指的是,集中营毒气室使用的“齐克隆B”毒剂,正是该公司的产品。
时隔多年,虽然追责已不可能,但来自德国企业界的致歉,终归能给人些许慰藉。就像宝马所做的那样,十几年来,不少德国企业捐献数十亿欧元,成立专门的基金会,赔偿纳粹统治时期的奴工。大众汽车、德意志银行等以实际行动反省那段让人闻之色变的历史,出版书籍,向学界开放档案,向救助奴工的基金会捐款……掀起这股潮流的宝马,更是在自家的博物馆中开辟出专门区域,将那段灰暗岁月的真相呈现在游客们面前。
作为纳粹德国二战时期的经济支柱,宝马公司等一批德国产业巨头曾卷入规模空前的集体犯罪。时隔多年,对当事人追责已不可能,致歉与补偿成为这些企业直面历史的必修课。
3月初,为纪念百岁华诞,德国豪华汽车巨头宝马公司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庆典。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庆祝活动上,这家企业除了重温过去、展望未来,还“自揭伤疤”,为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公开致歉。
70年前,掌控宝马的科万特家族(又译匡特家族)一度是纳粹德国领导人的座上宾。战火燃遍欧洲时,这个家族大规模奴役劳工,侵吞犹太人的资产,赚得盆满钵满。事实上,存在类似污点的德国大企业不只一家,但在反思历史问题时,宝马公司走在了前列。
庆典上传出的异样音符
宝马公司在德国慕尼黑诞生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特殊的时代背景赋予了这家企业浓厚的军工色彩——最初以航空发动机为主打产品,后来转向豪华汽车生产。
时光如梭,整整一个世纪后,以蓝白徽标为象征的宝马公司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豪华汽车制造商。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3月7日,两千余位来自商界、政界、研究机构、媒体的嘉宾,连同经销商、供应商、公司员工代表,在德国慕尼黑奥林匹克大厅济济一堂,观看视频,重温宝马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展望该公司对未来交通出行的畅想。最终,一款面向未来的概念车——“BMW VISION NEXT 100”惊艳亮相,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这原本是个欢乐喜庆的日子。可没有谁能料到,宝马会在庆典现场自曝家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掌权期间,宝马公司为德国军火行业供货。”该公司发言人坦承,“随着对本公司生产的航空发动机需求上升,我们开始使用来自集中营的奴工、囚犯协助生产。时至今日,这一事件导致的巨大痛苦依然是一件需要表示遗憾的事。”
同时,宝马强调,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该公司就出版专著《宝马——一段德国史》,成为首家就这段历史发起讨论的德国企业。此后,更多同一主题的出版物相继面世。
“我们直面过去的黑暗一页。1999年,公司成为为赔偿奴工设立的‘记忆,责任,未来’基金会创始成员。从那时起,我们一直积极努力促进文化间的公开、尊重与理解。”这份简短的声明令热烈的气氛平添了几许凝重,一幕幕尘封的往事随之重现于世人面前。
神秘家族置身风口浪尖
说起宝马公司,就不能不提隐身于其后的科万特家族。二战后,后者成为宝马控股股东,一手将其打造为德国汽车界的瑰宝;宝马能有今天的知名度,科万特家族功不可没。在与宝马共荣辱的过程中,科万特家族也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德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科万特家族的伟岸形象,在2007年秋天遭遇重大挑战。当年9月,一部名为《科万特家族的沉默》的电视纪录片,首次将其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时长一小时的影片中,一群曾被纳粹德国奴役的工人现身说法,讲述了彼时的科万特家族领袖冈瑟·科万特(Guenther Quandt)一手导演的罪行。战时,冈瑟倾其所有,为纳粹战争机器生产潜艇、导弹用的电池,大搞军火生意。一位名叫塔基斯·马勒泼勒斯(Takis Mylopoulos)的当事人自称在科万特家族在汉诺威的工厂干过,他指控:“我们被虐待,被逼喝厕所里的水,还遭到鞭笞。”
按照片中的说法,科万特家族的产业曾遍布汉诺威、柏林、维也纳等地,不少和马勒泼勒斯命运相似的奴工,被迫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劳作。一位来自丹麦的工人表示,他是直接从集中营被送到工厂的,此间留下了永久性的病痛。1972年,他重返德国,却被科万特家族拒之门外。该纪录片估算称,彼时,平均每月有80人在科万特家族的工厂里丧生。
这部选材大胆的纪录片播出当晚,就吸引了130万名观众。此后5天,随着欧洲各大媒体头条被“建立在血肉之上的财富”之类的字眼充斥,科万特家族终于表态称,全力支持对那段历史的研究,并对外开放家族企业档案。这群低调的富豪表示:“针对本家族的指控令人震撼,我们意识到,作为家族企业,我们1933年至1945年的历史记录还不够清晰明了。”
“他们是纳粹体系的一部分”
随着外部压力不断累积,2011年9月,科万特家族终于开了“金口”,承认在二战期间犯有三宗罪:使用奴工,低价占有犹太人的产业,与纳粹党最高层存在商业往来。
当时,科万特家族的第三代成员加布里埃莱(Gabriele Quandt)对媒体坦言,无视家族历史的这一篇章是“错误的”。在此之前,受科万特家族之托,历史学家乔希姆·斯科蒂塞克(Joachim Scholtyseck)完成了一份长达1200页的报告,称加布里埃莱的祖父冈瑟和父亲赫伯特应对纳粹统治时期的很多不义之事负责。按照《每日邮报》的说法,战时,总共约有5万人被迫为科万特家族的产业服务,为纳粹德国生产弹药、枪炮、电池等重要物资。
研究发现,早在1933年5月,冈瑟便忙不迭地加入了纳粹党。很快,他盯上了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第三帝国高层的关系网。纳粹当局对这位“爱国实业家”颇多赏识,1937年,希特勒授予冈瑟“军工经济领袖”头衔。
在汉诺威一座工厂的旧址,研究人员甚至发现了一处刑场。史料记载,在此,一名波兰劳工曾因“违抗纪律”而在50名同伴眼前被施以绞刑。此外,科万特家族企业还使用过苏联战俘,赫伯特一度在其周末度假地“圈养”了一批乌克兰人,作为奴仆使唤。
在那份研究报告中,冈瑟被描述为“擅长见风使舵”。纳粹掌权前,他与犹太银行家打得火热;到了二战一触即发的时刻,他又摆出一副纳粹狂热拥护者的模样,大肆清洗犹太裔雇员。不仅如此,趁着横扫德国的所谓“雅利安化”运动,冈瑟还不择手段地占有犹太人的财产;换句话说,犹太人的家财被迫以“白菜价”卖给了冈瑟这样的积极效忠者。
无怪乎,斯科蒂塞克总结称:“科万特家族与纳粹的罪行密不可分,其家族元老本身就是纳粹体系的一部分。”
面对污点,态度是关键
科万特家族第一代成员的人生结局迥异。1929年,冈瑟和玛格达·瑞切尔(Magda Behrend Rietschel)离婚,玛格达随即嫁给纳粹宣传机构头目约瑟夫·戈培尔。据说,希特勒作为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1945年,在柏林的地堡中,戈培尔全家自杀身亡。
战争结束后,冈瑟落入法网。令很多受害人吃惊的是,他仅仅被定性为纳粹政权的“同路人”——与当局犯下的罪行并无直接联系——遂于1948年恢复自由,重新成为德国商界红人,旋即投身于战后重建,还被法兰克福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1954年12月30日,冈瑟在埃及度假期间病故;此后4年,他的儿子赫伯特走上前台,成为宝马公司掌舵人。
本杰明·福伦斯(Benjamin Ferencz)是一名参加过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他在前述纪录片中提到,被陆续揭露的证据本来足可以给科万特家族成员戴上“战争罪”的高帽,然而,“他们逃脱了制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位德国企业家弗里德里希·弗利克(Friedrich Flick)由于使用奴工,为纳粹战争机器服务,在纽伦堡审判中获刑7年。
美国《福布斯》杂志在最新报道中指出,赫伯特去世后,他的女儿苏珊·克拉腾(Susanne Klatten)、弟弟斯蒂芬(Stefan)和遗孀约翰娜(Johanna)总共持有宝马公司近一半的股份。约翰娜·科万特于去年8月病故,她的部分股权被转移给了苏珊。眼下,科万特家族依然是宝马公司事实上的所有者。《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榜显示,苏珊·克拉腾以1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200亿元)的资产规模,在“全球最富有女性”榜单中名列第五。
若仔细考察,与纳粹政权纠缠不清,实际上是德国大企业在二战期间的常态。德国《经济周刊》曾专门为此制作了一份名单,博世、戴姆勒、德意志银行、大众汽车等顶尖企业均榜上有名。拥有豪华车品牌奔驰的戴姆勒集团曾使用4万奴工,攫取巨大利润。德意志银行虽未使用奴工,但通过积极参与“雅利安化”运动侵吞犹太人的产业,一跃成为德国最富有的经济实体。化学品制造商法本公司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设立了工厂,使用死者遗骸生产人造革;令人发指的是,集中营毒气室使用的“齐克隆B”毒剂,正是该公司的产品。
时隔多年,虽然追责已不可能,但来自德国企业界的致歉,终归能给人些许慰藉。就像宝马所做的那样,十几年来,不少德国企业捐献数十亿欧元,成立专门的基金会,赔偿纳粹统治时期的奴工。大众汽车、德意志银行等以实际行动反省那段让人闻之色变的历史,出版书籍,向学界开放档案,向救助奴工的基金会捐款……掀起这股潮流的宝马,更是在自家的博物馆中开辟出专门区域,将那段灰暗岁月的真相呈现在游客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