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红灯区≠根除性产业？

    2月29日，印尼政府部署5000名警察和士兵，用推土机将首都雅加达最大的红灯区夷为平地。当局称此举是为了保护青少年免受色情行业腐蚀。但批评者认为，关闭妓院会破坏当地经济，让与性产业相关的服装设计师、零售店老板、洗衣店和停车场员工失去经济来源，造成难以估量的社会问题。

    不让红灯区腐蚀青少年

    短短几分钟内，用来吸引男性的霓虹灯、啤酒标志和美女海报被拆除一空，只留下残破的木材、砖瓦和旧床垫，沿河分布的数十家非法酒吧和妓院很快被夷为平地。在拆除前，安全部队曾数次突袭该地区，逮捕了许多试图阻止拆除的犯罪团伙，查封并销毁了大量酒精和武器。

    这只是印尼政府雄心壮志的一部分。据英国路透社报道，被拆除的卡里佐托（Kalijodo）红灯区长久以来居住着约500名性工作者，是印尼关闭的第68个红灯区，剩余约100个预计将在3年内关闭。

    印尼社会事务部长科菲发（Khofifah Indar Parawansa）告诉印尼《雅加达邮报》，政府计划到2019年关闭国内所有的红灯区。印尼警方表示，他们在清除红灯区的同时，还将开展打击网上卖淫活动，取缔介绍卖淫的网站。

    “我们需要首先拆除所有的房屋。”雅加达市长阿拉斯·埃芬迪（Anas Effendi）告诉路透社，“拆除后，我们会立即重建这一区域，将其恢复为绿色开放空间。”

    据《雅加达邮报》报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营业的卡里佐托不仅是红灯区，也是雅加达的夜生活中心之一，赌场和酒吧一应俱全。今年2月初，一名男子在此地妓院酩酊大醉后开车酿成致命车祸，造成4人死亡。此事成为印尼媒体的热门话题，随后雅加达当局宣布关闭卡里佐托红灯区，并停止这里的一切商业活动。

    美国《国际商业时报》报道称，卖淫在印尼是非法的，但过去几十年来，红灯区在印尼的主要城市并不鲜见。雅加达特区省长钟万学（Basuki Purnama）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印尼法律不允许红灯区的存在。

    “我们相信，红灯区会对住在附近的孩子造成负面影响。我们无法从地球上抹去性产业，但必须设法阻止它腐蚀我们的青年。”科菲发说。

    贫穷是人们卖女儿的唯一原因

    穿着黑色背心和裤子的松（Son）是典型的皮条客。去年之前，他在西爪哇农村地区发掘女孩，源源不断地送到雅加达和苏门答腊的妓院。

    虽然如今已不再在繁荣的性产业工作，但松仍然对自己挑选女孩的眼光十分自信。“男人喜欢像吉他那样的身体。”他告诉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

    “如果一个家庭想卖女儿，他们通常会对我说，‘你能帮帮我的女儿，把她带走吗’。”他回忆道，“当我问他们要什么时，他们会狮子大开口地要一座房子。”松会直截了当地告诉这些父母，他们的愿望能否实现：“皮条客能看出女孩是否足够漂亮，她每晚会有多少客人。就这么简单。”

    卖女儿的父母将获得一笔借款，女孩则用两到三年的“劳动”偿还。“她们就像摇钱树，但得努力工作。”松告诉《悉尼先驱晨报》。印尼许多性工作者来自西爪哇农村。不是每个女孩都会干这行，但当地人只要生了女孩就会热烈庆祝，他们知道将来这个孩子能够养家。

    在祖父母家里，努尔（Nur'asiah）小时候打扮成公主的照片仍然挂在墙上，但这个21岁的纤细女孩已经是6岁男孩的母亲，也是雅加达北部郊区的资深性工作者和艳舞舞娘。附近村子里一个从事性工作的朋友给她介绍了这个“职业”。

    努尔每晚跳4支舞，能赚10美元（约合人民币65元），如果客人买了酒，她能提成1美元（约合人民币6.5元），但主要收入来自卖淫，尽管她一开始只是想跳舞。“老板建议我取些钱给家人，于是我给家里打电话，问他们想要什么。”她告诉美国雅虎新闻网，“之后我就明白，我必须接客了。”

    为了装修房子、养孩子、买摩托车和水稻种子，努尔的家人欠下了30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1.97万元）外债。紧张、害怕和难过的情绪难以避免，但她开始习惯陪顾客回酒店，一次能挣10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650元）。

    谈到自己的孙女，努尔的祖父达斯明（Dasmin）看起来很冷漠：“那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是为了自己家这么做的。”印尼政府在2007年禁止18岁以下的女孩成为性工作者，但十五六岁的雏妓并不少见。

    贫穷是人们卖女儿的唯一原因。当地没有工厂，人们在强烈的阳光下耕作，每天收入仅3美元（约合人民币19.5元）左右，这点钱只够勉强生存，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在职业上的选择少之又少。

    28岁的性工作者塔利尼（Tarini）告诉美联社，失业无聊的少女看着回村的姐妹因昼伏夜出变得雪白的皮肤、漂亮的服饰妆容和大方花钱的气派，往往十分羡慕，自愿走上这条不归路。

    “政府渴望摆脱性产业，却忽略了当地人的经济需求”

    卡里佐托被拆成一片废墟后，在这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萨米（Sarmi）泣不成声。她靠洗衣谋生，养大了儿子孙子，但红灯区被拆让她失去了工作。

    “我不停地哭泣。”萨米告诉半岛电视台，“我甚至吃不下饭。就算我想吃，也根本没钱买食物。我为孙子感到难过。”

    印尼政府规定，卡里佐托红灯区的3000名居民得在一周内搬离，只有200人得到了政府补贴的廉租公寓。面对自家房屋被拆毁，许多居民觉得愤怒，更何况重新找工作并不容易。

    食品店店主阿古斯（Agus Cendol）告诉法新社，他很担心卡里佐托红灯区被毁会打击他的生意。丈夫曾是红灯区一名保安的卡尼亚·法兹雅（Kania Fauziah）告诉路透社，丈夫直到现在仍失业。

    这样的情形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2014年6月18日，印尼泗水市长特里·莉斯玛哈莉妮（Tri Rismaharini）下令关闭当地著名红灯区多莉（Dolly），此事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至今挥之不去。

    上世纪70年代，多莉还只是个小妓院，后来发展成数千名性工作者和皮条客的天堂。被拆除前，这里的街道每天晚上熙熙攘攘，性工作者在人行道上招揽顾客，居民坐在妓院旁的阳台上闲聊，孩子们在街上踢足球。从杂货店到停车场，所有人的生存之道都和性产业息息相关。多莉为居民提供了充足的收入，让他们能养家糊口。

    因此，虽然当局一直想关闭多莉，但受到人们的强烈抵制。在最后期限到来前，每天都有居民和活动人士组织抗议，想把这个东南亚最大的红灯区保留下来。

    当地人权活动家阿尼斯·萨达（Anis Sadah）透露，在多莉谋生的人中只有10%是性工作者和皮条客，其余1.4万人是普通居民。“政府渴望摆脱性产业，却忽略了当地人的经济需求。”她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政府只给了离开多莉的性工作者和皮条客每人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600元），上万名居民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戴着面纱的萨达也对性工作者表示担忧。就算拿到了政府的补偿，大多数女孩仍然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从事色情行业，甚至不得不转入更加危险的“地下”。

    妓院消失了，但性交易还在

    印尼社会事务部承诺，性工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在政府的培训中心接受6个月的职业培训、卫生保健、心理咨询或宗教服务，学习烹饪、美发等技能。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卡里佐托的人前来寻求帮助。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卡里佐托红灯区的大多数性工作者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但有些人拒绝离开。

    在ABC看来，她们并非没有逃离的愿望，只是没有能力。卡拉OK酒吧的一位性工作者梦想着在家乡拥有自己的商店，但她除了要养活两个孩子，还要定期寄钱给老家的穷亲戚。

    当地居民伦纳德·埃科（Leonard Eko）告诉半岛电视台，政府未能为这些迫切需要钱的人提供教育和就业机会。印尼城市规划师Yayat认为，政府的努力无法根除性产业。“卖淫一直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他说，“你可以摧毁它所在的地方，但无法让它消失。性工作者没有别的选择，她们太穷了。”

    38岁的利斯（Lis）已经从事性工作12年了，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还有一个嗷嗷待哺。“我希望孩子们有更好的未来，所以我必须为了他们挣钱。”她告诉BBC，“如果不工作，我就供不起他们读书。”利斯接待一个客人收费10美元（约合人民币65元），但自己只能拿到一半，其余的归妓院老板所有。

    在政府机构接受培训，学会新的技能需要至少一年，许多人没能力在此期间养家。更何况，学成并不意味着能找到工作。培训中心负责人透露，六成学员在失业后走上老路。

    多莉关闭5个月后，只有一个妓院被改建为工厂，但它只雇用了约100名员工。性工作者则转入更危险的“地下”，曾经热闹的红灯区几乎成了一座“鬼城”。ABC称，妓院消失了，但性交易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