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利：“世界公仆”挥别世界

    作为后冷战时代的第一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面对的是一超独大而又充满动荡的世界。他的职业生涯并非完美无瑕，与美国的激烈摩擦亦令他毁誉参半，但他生前为维护联合国独立性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努力，仍赋予了这位“世界公仆”为人怀念的理由。

    2月18日，埃及政府为此前两天去世的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埃及总统、总理、宗教领袖均到场出席。同日，在纽约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各国代表起立默哀，集体悼念这位“外交家、法学家、学者和作家”。

    加利因其在转折年代扮演的关键角色而为人所铭记。如美国《时代》周刊所言，作为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来自非洲的秘书长，加利受任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动荡期。当时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联合国技术专家的帮助、以及头戴蓝盔的维和部队。

    后来的事实证明，加利不负所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称，他顶住了超级大国的压力，确保了联合国的独立性，但也因美国阻挠而未能获得连任。当然，也有批评者指责说，加利未能成功预防和阻止非洲和巴尔干地区的种族屠杀，这让他的职业生涯难称完美。

    非洲人首次为联合国掌舵

    出身上流社会的加利对政治从不陌生。他的祖父曾任埃及总理，父亲是埃及前财政部长。在开罗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后，他前往巴黎政治学院攻读国际关系。《华尔街日报》指出，留学背景让加利的遣词造句极富特点：他的英语十分流利，其中却穿插着法语的语法结构。

    1973年步入政界后，加利先后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两位埃及总统麾下任职，在埃及外交国务部长、副总理兼外交国务部长的位置上积累起了名气。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都在忙着让“之前30年间打过四场战争”的埃及和以色列重拾和平。

    在他的努力下，1977年，萨达特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接下来的两年间，埃及与以色列先后签署了“戴维营和平条约纲要”和“埃及-以色列和平协议”。同时，加利还积极协调处理非洲地区的政治纠纷，于1990年争取到了南非领导人曼德拉的获释。

    然而，愈发显赫的政绩并未帮助加利在埃及政坛平步青云。美国《大西洋月刊》称，20世纪80年代末，加利在自己的国家面对十分严重的排挤——大批埃及人希望推选一位穆斯林来管理国家的外交事务，而不是“一个娶了犹太女人的基督徒”。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国内仕途受阻的加利成了联合国秘书长的热门候选人。彼时，大部分非洲国家希望提名来自非洲的候选人，但一度无法获得足够支持。反倒是美国，在推举加拿大前总理马尔罗尼（Brian Mulroney）无果后，考虑到加利来自相对“亲西方”的埃及，便在常任理事国的投票中对他投出弃权票，表达了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立场。

    就这样，1992年1月，刚刚步入后冷战时代的联合国，迎来了史上第六位、也是头一位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认为，这一重大人事变动对整个非洲大陆都算是“分水岭”，代表非洲人开始在国际事务最前沿应对一系列危机。

    无视强权，被贴“反美”标签

    出乎多数人意料的是，加利就任没多久，就开始和当时气势正盛的美国“互别苗头”。1993年，摩加迪沙地方军阀与联合国驻索马里维和部队爆发多场枪战，19名美国士兵死亡。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指责，克林顿政府不断制造舆论，声称出兵是为联合国卖力。

    索马里事件只是导火索，在整个任期内，加利与美国的摩擦从未中断。除了公开指责后者拖欠联合国会费，他还拒绝了华盛顿的许多要求，称它们将导致联合国权力的流失。

    加利曾告诉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如果美国不保持一致的话，自己无法有效执行秘书长的工作，他希望得知自己和美国间的根本性问题。可是，后者根本没听完加利的话，便脱口而出：“你不明白为什么？布特罗斯，你本身就是个问题。”

    双方的矛盾在对待波黑战争的态度上达到了临界点——加利希望用尽可能和平的方式结束冲突，自觉天下无敌的美国却一心想着用拳头说活。于是，加利和美国围绕国际维和部队控制权一事爆发激烈争斗。最后，他当面拒绝授权西方国家对塞尔维亚发动空袭。

    5年时间转瞬即逝。1996年，联合国秘书长再度面临改选时，加利欣慰地发现，几乎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坚定地站在自己身后。然而，当时同样在谋求连任的美国克林顿政府认为，加利的胜利将对克林顿再次入主白宫构成某种阻碍。于是，奥尔布赖特等人经过一番串联，联合几个欧洲国家，组成了反对加利的攻守同盟。

    英国《卫报》称，最终，美国在选举中投出了唯一反对票。经过几番磋商，加利的“非洲兄弟”和华盛顿答应各退一步，让同样来自非洲的科菲·安南成为继任者。

    1997年元旦，加利辞别纽约联合国大厦，低调地乘机飞回埃及。前往机场的路上，他谢绝了使用外交人员专用车道的邀请。奥尔布赖特事后不无得意地表示，“我打断了他的腿。”加利的支持者则驳斥道，“你的所作所为，永远无法获得赞誉。”

    对加利而言，他的宏大抱负并未就此烟消云散。据英国《独立报》报道，加利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的第一份工作是法语国家组织秘书长；2003年至2012年，他任埃及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并在海牙国际法学院行政委员会兼职。终其一生，他都在为发展中国家服务。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我曾接受广泛的国际法和外交培训，但我错误地以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外交代表同样训练有素。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美国不太需要外交，在帝国强权看来，外交是时间和声望的浪费，以及软弱的象征。”在自传中，加利这样写道。

    坚守“独立性”，功过任评说

    与同美国针锋相对不同，加利一直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今年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埃及期间，向这位老人颁发了“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

    早在埃及外交部长任上，加利就努力推动埃中混合委员会的成立。2004年，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加利盛赞中国是“非洲国家公认的、世界上唯一给予（非洲）无条件援助的国家”。他在遥远的东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20年来，几乎每年都定期去中国访问”。

    加利对世界的贡献当然不止于此。就像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悼词中强调的那样：“他打破重重阻碍，始终不渝地为人类大家庭中最贫穷、最弱小的成员赋予发言权。”

    执掌联合国期间，加利于1992年提交了《和平纲领》，创造性地提出，联合国的行动应包括预防性外交、促成和平、维持和平、冲突后缔结和平四部分；1994年，他又起草了《发展纲领》，明确宣示：安全的世界需要认真对待人民的需求，人民的幸福是发展的定义。“《和平纲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加利的许多建议至今仍被联合国沿用。”潘基文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美国《石板》杂志称，作为外交官，加利有时太过直率，他说过，“虽然我不想否认波黑战争的血腥，但其他事件中死亡人数更多”；他还警告，“索马里再不停止战争就会被国际社会遗忘，因为随着冷战结束，没人还会对贫穷的非洲国家感兴趣。”

    而在《卫报》看来，加利生活奢侈，亦令他受到非议。报道称，作为唯美主义者，加利酷爱收集昂贵的古玩和艺术品，享受定制西装、香醇美酒和异国美食。美国《新共和》杂志则援引批评者的观点称，加利在任期内对联合国的声誉造成了明显的污点：联合国未在安哥拉内战期间进行强硬干预；也没能在1994年卢旺达种族屠杀期内采取行动——联合国在大屠杀发生的第4天通过安理会投票，象征性地在卢旺达保留了仅260名维和人员。

    对于外界的抨击，加利生前曾自辩说，联合国未能阻止这些暴行，是由于部分成员国，尤其是美国不肯配合，不愿提供必要的资源。但2005年，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承认，令50万胡图族人在短短百天内被害的“卢旺达大屠杀”，的确是自己任期内的灰暗一页。

    无论是非曲直，拥有不凡人生的加利已经走进历史。今后，人们将只能通过他生前留下的文字和影像，包括两部自传《通往耶路撒冷的埃及之路》与《不屈不挠：美国-联合国的传奇》，来追寻这位“世界公仆”的身影。不过，从潘基文的一席表态中，依然可以窥见终年93岁的他留给世界的遗产和启迪——“加利在联合国最动荡、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以强大的经验和知识的力量领导这个组织，正确地坚持了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工作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