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体系的转变是一场马拉松”

    不久前，丹麦能源、公用事业和气候大臣拉尔斯·克里斯蒂安·利勒霍特（Lars Christian Lilleholt）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这是2015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后利勒霍特首次出访。利勒霍特对巴黎气候峰会上达成的协议有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奠定了全球努力减缓气候变化的坚实基础，而推广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丹麦在这些领域具有独特的竞争力。从2006年起，中国和丹麦开始在风能发电领域进行合作。2010年，中丹能源双边合作扩展到发展可再生能源领域。利勒霍特表示，双方在监管经验和技术共享方面，一直互通有无。

    访问期间，利勒霍特代表丹麦能源、公用事业和气候部同中国国家能源局签署了关于发电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用以促进风力发电方面的知识共享。

    “十二五”期间，中国风能发电装机规模增长了4倍。2015年，中国风电并网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球首位。在风电行业迅速发展之际，与领域内强国的沟通和交流尤为重要。

    利勒霍特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他对此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感到自豪：“这对让中国大规模安装的风力涡旋机发挥充分的作用，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清洁、可再生的风力发电将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据更大的比重，与《巴黎协定》的精神一脉相承。

    丹麦的风力发电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过去的10～15年发展尤为迅速。目前，丹麦有约590个风力发电场，还有14个海上风力发电场，其中既有居民兴建的、供家庭用电的风车，也有私营公司运营的大型海上离岸风力发电场。丹麦最早的海上大规模发电场兴建于1991年，如今仍然在使用。

    2015年，风力发电供应了丹麦42%的用电需求，同比增长了3%。从2014年起，风力发电已经成为丹麦减少碳排放的重要渠道。“当风来的时候，没有比风能发电更实惠的电力资源了。”丹麦能源机构Energistyrelsen的负责人之一克里斯托弗（Kristoffer Bottzauw）曾对“德国之声”网站说。此外，丹麦为了最大程度减少碳排放，还在开发生物能源，采用集中供暖，并且努力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

    在能源结构的改善和优化方面，丹麦也是个很好的榜样。上世纪70年代，丹麦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的化石能源，并因此在石油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正是那次能源危机让丹麦政府意识到，转变能源结构和能源自主迫在眉睫。

    利勒霍特介绍说，丹麦能源结构的转变大体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能源多样化时期，通过增加煤炭和天然气在发电和供暖中的使用，减少对石油的依赖。同一时期，丹麦在北海开采油气量也在稳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全球逐渐意识到燃烧化石能源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微妙联系，丹麦开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克里斯托弗告诉“德国之声”网站，丹麦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不局限于经济动机。“我们帮助中国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和气候问题，想让中国明白，两者兼顾是可行的。”

    对正在转变能源结构的中国来说，利勒霍特的经验之谈是：立足长远规划；根据技术全周期的表现来衡量新能源的产能；正面激励有利于环保和可持续社会的转变。

    作为实践可持续能源的先驱，丹麦在持续探索能源结构的优化。丹麦承诺在2050年之前彻底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纽约时报》称之为“对抗气候变化最有雄心的政策”。这不仅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在总体能源结构中的占比稳步上升，也意味着其他工业门类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比如，使用电瓶的汽车将全面取代燃油汽车。利勒霍特告诉《青年参考》，在能源问题上达成多方共识是丹麦长期坚持的传统，政府更迭也没有影响这一承诺的继承和实施。“要用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过渡到低碳社会，长期规划和围绕能源产业的稳定框架是非常关键的。”

    丹麦人对该国在能源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为了推广清洁能源，丹麦政府采用了制定法规、政策激励、税收减免和教育宣传等多种策略。利勒霍特认为，透明而稳定的能源政策框架是吸引投资者的重要渠道，而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参与到对话中来，是丹麦能源策略的基础。

    如今，丹麦正在实现2050年告别化石能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利勒霍特表示：“能源体系的转变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冲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