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孤岛中燃烧创业激情
带着枷锁创业的伊朗年轻人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6年02月03日
16
版）
 |
如果国际制裁能逐步取消，伊朗国内的创业环境将更加有利。 |
按照伊核协议，只要伊朗减少核反应堆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国际社会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逐渐解除。这对于已经占据了“地利”、“人和”的伊朗创业者来说，是来之不易的“天时”。
离开伊朗为创业
“80后”青年帕沙·贾法里（Parsa Ghaffari）有爱尔兰和伊朗的双重血统，因为从小在伊朗长大，伊朗人构成他身份认同的主体。然而，5年前，立志创业的贾法里离开伊朗前往欧洲，他表示出于“纯粹的商业原因”。其创办的Aylien公司主营业务是人工智能，贾法里希望公司能拥有国际平台，并且面向全球的客户。
不只欧洲，在美国，很多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家、创新者和高层同样是伊朗裔。他们继承了波斯祖先的聪明头脑和商业敏感度，在美国树立了不容小觑的创业群像。悲哀的是，他们的智慧只能在故乡以外的地方发光。贾法里说，2009年、2010年前后，伊朗根本不存在“创业”的概念，加之国际制裁将伊朗变成了资金和技术的孤岛，有心创业的人只能背井离乡。
为了创业远走美国的伊朗人多数因为国籍受到过歧视。线上约会网站Zoosk的联合创始人谢亚·扎德（Shayan Zadeh）2013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讲述了他从德黑兰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深造、创业的全过程。
扎德出生在伊朗普通的库尔德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乡临近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他年少时就目睹了战争和离乱，立志搬离伊朗，有所作为。17岁那年，扎德进入谢里夫科技大学读计算机。在那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合作伙伴阿历克斯·麦尔（Alex Mehr）。两人同时接到了美国马里兰大学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课程邀请。但与令人疲惫的入学申请过程相比，他们更大的困难是拿到美国签证。
伊朗革命后，美国在伊朗没有大使馆，最近的美国大使馆在土耳其。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伊朗和土耳其之间没有航班，扎德和麦尔乘大巴，搭陌生人的车，更多时候依靠步行，千辛万苦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进入马里兰大学后，两人决定用所学的技术创业，但校方和移民律师告诉他们，没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就不能创办公司。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到其他国家创业，或者在美国先找个工作拿到合法身份。
扎德毕业后进入微软工作，用5年时间拿到了绿卡。随后他到伯克利与麦尔相会，创办了Zoosk。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统计，这家网站如今的注册人数已超过5000万。网站被70多个国家、25种语言的用户使用，募集到的风险投资超过4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亿元）。
从踏上美国到创办公司，扎德用了13年，期间他不能随意换工作，也不敢出国旅行，害怕再难返美国，一切都因为他来自伊朗。扎德表示：“我选择留下来，忍受种种限制，因为这里是创办科技公司最理想的地方。”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乔希·勒纳（Josh Lerner）曾撰文指出，研究机构是新兴国家技术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在伊朗，最著名的德黑兰大学和谢里夫大学私下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很多著名互联网企业的创业者都是这两所学校的校友。
“谢里夫大学扮演了人才工厂的角色。”伊朗创业加速器Avatech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莫森·马莱瑞（Mohsen Malayeri）说，“只不过，它是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大学。很多非常有天分的人离开伊朗，再也不回来了。”
很多人猜测，在美国对创业者身份的苛刻要求和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双重作用下，人才和金钱的流动会发生变化。
中东地区最肥沃的创业土壤
对于伊朗的创业者来说，取消制裁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游戏的格局。过去10年中，伊朗的初创企业在缺乏海外市场、海外投资，以及缺少包含脸谱网在内的社交平台支持下，独自生长。
尽管基础设施糟糕、法律体系复杂，伊朗的初创企业还是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率先在伊朗国内获得成功的初创公司，基本是在模仿和复制西方成功的行业模式，比如Groupon、亚马逊、Zappos。伊朗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状态，使这些国际巨头无法进入该国市场。然而，民众仍会有相应的需求，这就催生了“伊朗的亚马逊”Digikala和本土的团购网站Takhfifan等互联网创业企业。虽然Digikala的市值股价达到了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7亿元），但这些公司共同的问题是除了伊朗就没人知道，也没有国际竞争力。
伊朗8000万人口中，半数以上在30岁以下。年轻人的受教育率达到98%。美国科技类博客Techcrunch称，65%的伊朗家庭有宽带接入；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36%，也就是有8320万手机用户，也是中东地区最高的。这一切使伊朗成为吸引高科技创业企业的理想消费市场。
国际制裁对伊朗最大的掣肘就是缺少流动资金。连接全球9700多家银行的SWIFT系统在伊朗没有业务，国际线上支付平台贝宝（PayPal）和西方世界主要银行的信用卡在伊朗也用不了。伊朗人只能在孤立的财政结构下创业，这里的初创企业具有进军邻国市场的潜力。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伊拉克、黎巴嫩、俄罗斯和土耳其，都希望能和资源丰富的伊朗建立商业联系。这些国家中，已经有远见之士尝试在伊朗设立投资公司。
2014年9月，伊朗总统鲁哈尼曾呼吁伊朗互联网升级，并表示这是关系到民族进步的大事。他说：“我们不能为年轻一代关上通往世界的大门。”
伊朗的科技记者和创业者沙阿姆·沙里夫（Shahram Sharif）称，国有和半国有的公司正推动政府改善商业环境。“伊朗人对于和外商合作、学习商业经验很感兴趣。伊朗初创的科技公司都盼望着制裁取消后，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并且和国外的同行互动。”
真正的阻碍来自内部而非国外
“你的经理怎么没来？”纳赞宁·达涅什瓦尔（Nazanin Daneshvar）仍记得刚回伊朗，带着自己的创业项目见客户时，对方这样问她。
“我就是经理。”她回答。
“听着，回去把你的头儿叫来。这个主意不错，但只有你的经理在这里，我们才能往下谈。”对方不容分说地将纳赞宁请出了办公室。
今年30岁的纳赞宁，在德国工作多年，3年前回到伊朗创办了Takhfifan公司。然而，她发现，创业者想在伊朗扎根并不容易，大公司不愿给年轻的创业者机会，也不相信年轻人的能力。
“波斯人博客”（Persian Blog)网站的联合创始人礼萨·哈希米(Reza Hashemi)表示：“伊朗的创业企业不可能独立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很大程度上创业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哈希米说，伊朗政府对社会各个方面有强大的控制力，尤其是私营部门。因此，“伊朗创业公司想要成功，最大的障碍并非来自外界，而是内部。我希望这些自我施加的障碍会随着制裁一起取消”。
伊朗企业家协会常务董事哈米德扎·阿麦迪（Hamidreza Ahmadi）表示，随着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和解，伊朗投资公司的数量将会增加，带来海量的境外资本。有了这些外援，伊朗的高科技创业将更加具有吸引力。“伊朗本土的投资公司对高科技创业不感兴趣。我很想看看，当外国资本争相投资伊朗科技创业时，本土的投资公司会不会改变策略。”
然而，在这一切到来之前，伊朗的创业者除了踏实肯干，还需要懂得变通的小机灵。当伤心又失望的纳赞宁将自己的遭遇告诉父亲。父亲对她说，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很多思想保守的人对年轻人和女性的能力充满怀疑。
不死心的纳赞宁再次预约了和客户见面的时间，这一次，她带着父亲，交易顺利达成。随后的一年里，父亲一直扮演纳赞宁的“经理”，他在见到客户时自我介绍为负责人，然后只需宽坐，自有纳赞宁介绍商业模式，回答各种问题。
美籍伊朗人准备好了“投资通道”
由在美国的伊朗企业家组成的“波斯科技企业家”俱乐部，定期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组织活动，每次都能吸引上百人参加。2014年，这个俱乐部的会员还只有2500人，一年时间已经壮大到7500人。俱乐部联合创始人思贝尔·斯贝瑞（Shobeir Shobeiri）从伊朗移民美国，在科技公司Pebble Tech商业发展部供职。另一位创始人茱莉亚·阿斯利（Julia Rasooly）是医疗企业PuraCath Medical的CEO。
该组织的壮大说明，在美国的伊朗人正走向聚光灯下，“更加有意愿发声”。斯贝瑞说，他注意到很多伊朗裔美国人在1979年的伊朗革命后，成为沉默的群体；“9·11”事件后，在美的伊朗人再次集体沉默。
如果解除制裁后，伊朗的初创企业能像预期的那样获得蓬勃发展，这些美国的伊朗人，将成为硅谷向德黑兰输送人才和资金的最佳渠道。
硅谷著名投资人戴夫·麦克可鲁尔（Dave McClure）曾投资过500多个初创企业，他很早就开始关注伊朗的创业者。“依据美国的投资法，像我这样的投资者根本不可能直接投资伊朗的创业企业。但我很乐观，在不久的将来，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这一点会发生变化。”他对英国《卫报》说。
纳赞宁对《华盛顿邮报》说，在过去两年里，伊朗的创业环境发生了很大转折。“我刚回伊朗时，甚至没人知道创业这个词。”
萨伊德·阿曼尼（Said Rahmani）认同纳赞宁的说法，他创办了德黑兰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Sarava。“如果你关注创业、初创公司、风险投资等词语，就会发现两年前几乎没人使用它们。现在聊风险投资已成为一种时髦。”
贾法里是伊朗第一个创业加速器Avatech的导师。他见证了这几年伊朗创业潮的风起。“2012年，有人办了一些活动支持创业气氛。最主要的是‘创业周末’。现在伊朗有35个‘创业周末’分支，在全国各地都有活动，主要集中在德黑兰。”他说，伊朗人和以色列人一样，具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年轻人不喜欢在大公司一干30年。我想这可能是创业在伊朗这么流行的原因。”
按照伊核协议，只要伊朗减少核反应堆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国际社会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将逐渐解除。这对于已经占据了“地利”、“人和”的伊朗创业者来说，是来之不易的“天时”。
离开伊朗为创业
“80后”青年帕沙·贾法里（Parsa Ghaffari）有爱尔兰和伊朗的双重血统，因为从小在伊朗长大，伊朗人构成他身份认同的主体。然而，5年前，立志创业的贾法里离开伊朗前往欧洲，他表示出于“纯粹的商业原因”。其创办的Aylien公司主营业务是人工智能，贾法里希望公司能拥有国际平台，并且面向全球的客户。
不只欧洲，在美国，很多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家、创新者和高层同样是伊朗裔。他们继承了波斯祖先的聪明头脑和商业敏感度，在美国树立了不容小觑的创业群像。悲哀的是，他们的智慧只能在故乡以外的地方发光。贾法里说，2009年、2010年前后，伊朗根本不存在“创业”的概念，加之国际制裁将伊朗变成了资金和技术的孤岛，有心创业的人只能背井离乡。
为了创业远走美国的伊朗人多数因为国籍受到过歧视。线上约会网站Zoosk的联合创始人谢亚·扎德（Shayan Zadeh）2013年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讲述了他从德黑兰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深造、创业的全过程。
扎德出生在伊朗普通的库尔德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乡临近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他年少时就目睹了战争和离乱，立志搬离伊朗，有所作为。17岁那年，扎德进入谢里夫科技大学读计算机。在那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合作伙伴阿历克斯·麦尔（Alex Mehr）。两人同时接到了美国马里兰大学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课程邀请。但与令人疲惫的入学申请过程相比，他们更大的困难是拿到美国签证。
伊朗革命后，美国在伊朗没有大使馆，最近的美国大使馆在土耳其。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环境，伊朗和土耳其之间没有航班，扎德和麦尔乘大巴，搭陌生人的车，更多时候依靠步行，千辛万苦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
进入马里兰大学后，两人决定用所学的技术创业，但校方和移民律师告诉他们，没有美国的永久居留权就不能创办公司。解决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到其他国家创业，或者在美国先找个工作拿到合法身份。
扎德毕业后进入微软工作，用5年时间拿到了绿卡。随后他到伯克利与麦尔相会，创办了Zoosk。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统计，这家网站如今的注册人数已超过5000万。网站被70多个国家、25种语言的用户使用，募集到的风险投资超过4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亿元）。
从踏上美国到创办公司，扎德用了13年，期间他不能随意换工作，也不敢出国旅行，害怕再难返美国，一切都因为他来自伊朗。扎德表示：“我选择留下来，忍受种种限制，因为这里是创办科技公司最理想的地方。”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乔希·勒纳（Josh Lerner）曾撰文指出，研究机构是新兴国家技术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在伊朗，最著名的德黑兰大学和谢里夫大学私下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很多著名互联网企业的创业者都是这两所学校的校友。
“谢里夫大学扮演了人才工厂的角色。”伊朗创业加速器Avatech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莫森·马莱瑞（Mohsen Malayeri）说，“只不过，它是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大学。很多非常有天分的人离开伊朗，再也不回来了。”
很多人猜测，在美国对创业者身份的苛刻要求和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的双重作用下，人才和金钱的流动会发生变化。
中东地区最肥沃的创业土壤
对于伊朗的创业者来说，取消制裁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游戏的格局。过去10年中，伊朗的初创企业在缺乏海外市场、海外投资，以及缺少包含脸谱网在内的社交平台支持下，独自生长。
尽管基础设施糟糕、法律体系复杂，伊朗的初创企业还是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率先在伊朗国内获得成功的初创公司，基本是在模仿和复制西方成功的行业模式，比如Groupon、亚马逊、Zappos。伊朗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状态，使这些国际巨头无法进入该国市场。然而，民众仍会有相应的需求，这就催生了“伊朗的亚马逊”Digikala和本土的团购网站Takhfifan等互联网创业企业。虽然Digikala的市值股价达到了3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9.7亿元），但这些公司共同的问题是除了伊朗就没人知道，也没有国际竞争力。
伊朗8000万人口中，半数以上在30岁以下。年轻人的受教育率达到98%。美国科技类博客Techcrunch称，65%的伊朗家庭有宽带接入；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136%，也就是有8320万手机用户，也是中东地区最高的。这一切使伊朗成为吸引高科技创业企业的理想消费市场。
国际制裁对伊朗最大的掣肘就是缺少流动资金。连接全球9700多家银行的SWIFT系统在伊朗没有业务，国际线上支付平台贝宝（PayPal）和西方世界主要银行的信用卡在伊朗也用不了。伊朗人只能在孤立的财政结构下创业，这里的初创企业具有进军邻国市场的潜力。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伊拉克、黎巴嫩、俄罗斯和土耳其，都希望能和资源丰富的伊朗建立商业联系。这些国家中，已经有远见之士尝试在伊朗设立投资公司。
2014年9月，伊朗总统鲁哈尼曾呼吁伊朗互联网升级，并表示这是关系到民族进步的大事。他说：“我们不能为年轻一代关上通往世界的大门。”
伊朗的科技记者和创业者沙阿姆·沙里夫（Shahram Sharif）称，国有和半国有的公司正推动政府改善商业环境。“伊朗人对于和外商合作、学习商业经验很感兴趣。伊朗初创的科技公司都盼望着制裁取消后，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并且和国外的同行互动。”
真正的阻碍来自内部而非国外
“你的经理怎么没来？”纳赞宁·达涅什瓦尔（Nazanin Daneshvar）仍记得刚回伊朗，带着自己的创业项目见客户时，对方这样问她。
“我就是经理。”她回答。
“听着，回去把你的头儿叫来。这个主意不错，但只有你的经理在这里，我们才能往下谈。”对方不容分说地将纳赞宁请出了办公室。
今年30岁的纳赞宁，在德国工作多年，3年前回到伊朗创办了Takhfifan公司。然而，她发现，创业者想在伊朗扎根并不容易，大公司不愿给年轻的创业者机会，也不相信年轻人的能力。
“波斯人博客”（Persian Blog)网站的联合创始人礼萨·哈希米(Reza Hashemi)表示：“伊朗的创业企业不可能独立于国家的整体经济，很大程度上创业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哈希米说，伊朗政府对社会各个方面有强大的控制力，尤其是私营部门。因此，“伊朗创业公司想要成功，最大的障碍并非来自外界，而是内部。我希望这些自我施加的障碍会随着制裁一起取消”。
伊朗企业家协会常务董事哈米德扎·阿麦迪（Hamidreza Ahmadi）表示，随着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和解，伊朗投资公司的数量将会增加，带来海量的境外资本。有了这些外援，伊朗的高科技创业将更加具有吸引力。“伊朗本土的投资公司对高科技创业不感兴趣。我很想看看，当外国资本争相投资伊朗科技创业时，本土的投资公司会不会改变策略。”
然而，在这一切到来之前，伊朗的创业者除了踏实肯干，还需要懂得变通的小机灵。当伤心又失望的纳赞宁将自己的遭遇告诉父亲。父亲对她说，这就是伊朗的现实，很多思想保守的人对年轻人和女性的能力充满怀疑。
不死心的纳赞宁再次预约了和客户见面的时间，这一次，她带着父亲，交易顺利达成。随后的一年里，父亲一直扮演纳赞宁的“经理”，他在见到客户时自我介绍为负责人，然后只需宽坐，自有纳赞宁介绍商业模式，回答各种问题。
美籍伊朗人准备好了“投资通道”
由在美国的伊朗企业家组成的“波斯科技企业家”俱乐部，定期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组织活动，每次都能吸引上百人参加。2014年，这个俱乐部的会员还只有2500人，一年时间已经壮大到7500人。俱乐部联合创始人思贝尔·斯贝瑞（Shobeir Shobeiri）从伊朗移民美国，在科技公司Pebble Tech商业发展部供职。另一位创始人茱莉亚·阿斯利（Julia Rasooly）是医疗企业PuraCath Medical的CEO。
该组织的壮大说明，在美国的伊朗人正走向聚光灯下，“更加有意愿发声”。斯贝瑞说，他注意到很多伊朗裔美国人在1979年的伊朗革命后，成为沉默的群体；“9·11”事件后，在美的伊朗人再次集体沉默。
如果解除制裁后，伊朗的初创企业能像预期的那样获得蓬勃发展，这些美国的伊朗人，将成为硅谷向德黑兰输送人才和资金的最佳渠道。
硅谷著名投资人戴夫·麦克可鲁尔（Dave McClure）曾投资过500多个初创企业，他很早就开始关注伊朗的创业者。“依据美国的投资法，像我这样的投资者根本不可能直接投资伊朗的创业企业。但我很乐观，在不久的将来，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这一点会发生变化。”他对英国《卫报》说。
纳赞宁对《华盛顿邮报》说，在过去两年里，伊朗的创业环境发生了很大转折。“我刚回伊朗时，甚至没人知道创业这个词。”
萨伊德·阿曼尼（Said Rahmani）认同纳赞宁的说法，他创办了德黑兰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Sarava。“如果你关注创业、初创公司、风险投资等词语，就会发现两年前几乎没人使用它们。现在聊风险投资已成为一种时髦。”
贾法里是伊朗第一个创业加速器Avatech的导师。他见证了这几年伊朗创业潮的风起。“2012年，有人办了一些活动支持创业气氛。最主要的是‘创业周末’。现在伊朗有35个‘创业周末’分支，在全国各地都有活动，主要集中在德黑兰。”他说，伊朗人和以色列人一样，具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年轻人不喜欢在大公司一干30年。我想这可能是创业在伊朗这么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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