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在中国做过的奇葩工作

    即便在中国一线城市，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的需求也很旺盛。后者被赋予的工作往往千奇百怪，但这不妨碍中外双方展开愉快且双赢的合作。

    “求救。求救。求救。呼号Alfa、Bravo、Charlie、Delta。求救，太平洋。4号货舱着火了，前甲板有危险品……”

    中国广州，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在珠江新城一栋摩天大楼22层的一间录音棚里，人们正按照“有船只正在发生可怕的事情”的台本演一出戏。

    我是这艘船及其他遇险船只的“船长”，更确切地说，我受聘扮演航海学员教科书里一系列英文听力练习材料里的船长角色。我与扮演船舶交通员的人一起模拟各种情景。每一次，船舶交通员都是大救星，犹如海上的绝地武士。

    交通员总是知道如何避免危险，不管是在监控载有6万吨小麦的油轮、载着电缆的船只，还是载着TNT炸药徐徐开往港口的危险品运输船。在呆板的无线电对话里，对方如此演绎航海知识：“警告。请检查锚位，确保有否拖着锚。完毕。”“警告：船首右舷一渔船正形成碰撞危险。完毕。”

    我并没有当海员培训师的资质。事实上，我是一位教师的配偶，漂泊在大中华区、以英语为母语。但仅凭这点，就让我能够接触到一些特别的工作机会。

    在这座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孩子们年幼时就开始在校园里学英语，但相对如此庞大的人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仍然供不应求。对那些学习英语的人来说，接触母语人士，无论是通过录音还是当面交流，都可以带来巨大好处。当然，新奇感也在其中起了作用。

    我认识的一个美国人受聘在电车上读小说，声音要盖过停站通报。另一个人受聘在深圳的高尔夫球场拍照，假装娶了一名中国女子。而我，虽然没有教师资格，但每周五都会帮助四年级学童阅读各种各样的美国童书，美其名曰充实头脑。

    汤米·狄波拉（Tomie de Paola）撰写的有关一口满溢的意大利面条锅的故事《巫婆奶奶》很受欢迎。讲述一个男孩北极之旅的《极地特快》一点儿都不火，因为学童不知圣诞老人为何物。我得到这份录音的工作，则是因为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转发的一条短信。

    在前往录音棚的车上，我遇见了饰演船舶交通员一角的同行，是个美国学生。录音脚本与其说是翻译的，不如说是生拼硬凑的，我们不确定是否应该试着改正上面的差错。

    在录音棚里，我们像雀跃的鸟儿一样，轮流凑近麦克风，诵读各自的台词，尽量避免在中文语法串起英文单词的句子上出错。其实，我们不知道台词的哪个部分是纯正的航海术语，也没有背景资料。这些错误似乎已经被印到教科书上了，我们再改可能会造成更多混乱。

    “明白了，”我大声说。“我会放松更多锚链。”

    使用我录的听力材料的人可能感到惊讶——所有船舶的“船长”都是个年轻的美国女士。但考虑到其他所有巧合，他们可能也司空见惯了吧：这些船上总有23名船员，而且大部分共享一致的呼号，所有船都殊途同归地陷入了危险。

    有时，你替船长捏把汗，觉得他快要被险境逼疯了：油箱在漏油，船体在下沉，各处都着了火，还有23名同伴要拯救。然而，因为几次被要求放慢语速，我不得不凑近麦克风，用让人昏昏欲睡的、机器人般的声音说：“我的机房即将爆炸。”

    所有灾难都恰好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第10次读出经度和纬度时，我脑海里浮现起一个想法：这地方早该被封锁了，用浮标圈起来并在航海图上注明“珠江的百慕大三角”。

    一定程度上，聘用外国人显示了对真实性的追求，我也乐意竭尽所能。协调录音事宜的人在录到一半的时候顺口说，我们可以随意进行更正，我也就照做了。我们完成工作后，她会在大厦的大堂里停下来，给我一个棕色信封，里面有9张百元大钞。我会当场数一数，就像黑帮交易。当然我不会忘记表态：如果有需要进行更多录音，尽管和我联络。

    如果她联络我了，我很可能答应。我非常希望与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产生些许联系，即使无关真实性。在他们和我的好意之间，我们能找到些许共同点。虽然一切都好像是在最后一分钟、在考虑最不周详的情况下才发生，工作内容又总是很诡异，但我很享受这些奇怪的差事。它们那美妙的荒诞之处正是我在异国生活中最喜欢的事情。

    于是我又来了。“我的船的前部水手舱和灯泡有轻微损毁，”我徐徐道来，“没有发现水浸。现在我在用发动机……已经坏掉了，在缓慢前进……完毕！”

    （作者长期为美国《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时代》杂志等撰写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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