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欧洲梦碎 有家难回

    每个难民心中都有一个关于富裕、自由、和平的梦想，但来到欧洲并不意味着幸福生活的开始。在欧洲生活一段时间后，许多难民发现这里并非想象中的乐土，严格的庇护法案、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让他们很难融入当地社会。

    《欧洲时报》称，欧洲已成为难民的“围城”，近3.5万人在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后，决定回到自己曾不惜一切代价逃离的饱受战争蹂躏的祖国。但美国《赫芬顿邮报》认为，难民返乡可能带来新的教派冲突和经济压力，导致新一轮暴力和人道主义灾难。

    难民眼中的欧洲“和想象中不一样”

    收拾行李去欧洲前，25岁的费萨尔·乌代·费萨尔（Faisal Uday Faisal）对那里十分憧憬。2015年9月，他辞去了在巴格达教育部泡茶清扫的工作，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难民队伍。“从孩提时我就梦想去欧洲。”费萨尔告诉美国《华盛顿邮报》，“我能想象出自己有房子、有薪水又安全的美丽人生。”

    然而，跋山涉水一个月到瑞典后，费萨尔却不得不再次恳求父亲的经济支援用于回国。这位慷慨的父亲已在国内为儿子打点好一切，又花了8000美元（约合人民币5.27万元）送他去欧洲。

    “这里的生活太枯燥了，他们的食物连猫都不会吃。”费萨尔如是描述他在瑞典马尔摩附近的难民中心“蜗居”两个月的经历，“那里和我想象中的欧洲完全不一样，跟巴格达的Bab al-Sharji市场没什么两样。”

    “有数千名伊拉克人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还有更多人想回来。”伊拉克外交部发言人萨塔尔·诺鲁兹（Sattar Nowruz）告诉《华盛顿邮报》，该国驻欧洲国家使馆正忙于为他们提供相关证件。据国际移民组织透露，去年11月，该组织帮助779名伊拉克人离开欧洲，其中并不包括像费萨尔这样自己回国的。

    诺鲁兹说，2015年夏天，许多年轻的伊拉克人在电视广播的鼓动下涌向欧洲。据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统计，去年抵达欧洲的100万难民中有近8%是伊拉克人。非营利组织“博爱欧洲”的政策主管香农（Shannon Pfohman）透露，从2015年初到11月，总共有3.5万难民“自愿”离开欧洲。

    花费1.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7.25万元）来到德国后，42岁的易卜拉欣·阿卜杜拉（Ibrahim Abdullah）足足4个月都没等来庇护申请获批。去年10月，这位来自伊拉克北部的雅兹迪人回到了故乡，尽管所在村庄仍在“伊斯兰国”（IS）控制中，附近的城镇在地面战斗和美国空袭中被夷为平地。

    对阿卜杜拉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不愿回去，但也无法按最初的计划把妻子和16岁的儿子带到德国。“家人是我的全部，我从来没离开过他们。他们让我留在德国，但我做不到。”他告诉《华盛顿邮报》，“我想带着家人去和平安全的欧洲，像人一样活着。”

    2015年9月，34岁的维萨姆·拉扎克（Wissam Razzaq）卖掉了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出租车，退掉了租来的房子，拿着仅够支付27天旅费的全部家当，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踏上了去芬兰的路。

    在芬兰的庇护所待了45天后，拉扎克又带着全家回到了伊拉克，因为芬兰右翼分子让他觉得自己不受欢迎。因为没有收入来源，他们不得不暂时借住在父母家。“如果欧洲有20%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就会留下来。”他说，“回来后我不得不从最底层从零开始，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和苦难都白费了。”

    “我会回到更适合我的社会”

    从土耳其千里跋涉来到瑞典南部的难民营前，28岁的内尔·哈马迪（Nael Hamadi）对未来颇有一番梦想和宏伟计划。但最近，拥有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工程学士学位的哈马迪决定离开瑞典，返回中东。

    “我会选择土耳其或黎巴嫩。我不知道，但我会回到更适合我的社会。”把妻子和3个女儿留在土耳其的哈马迪告诉美国《赫芬顿邮报》，“获得居留权需要一年，和家人团聚还要一年，然后我还得花很多年时间学习语言、评估学历并找到一份工作。事实上，我需要七八年开始新生活，我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

    哈马迪到瑞典并不容易，他花了好几个月，支付了数千美元，遭遇船难后在水里游了9个小时才上岸。真正到了欧洲后他才意识到，这并不是他梦想中的乐土。哈马迪已提出撤销庇护申请的要求，但必须等到获得批准才能离开。

    来自阿勒颇的32岁的萨马尔（Samar）还没有撤销庇护申请，但她已决定尽快这么做。“瑞典政府收紧难民政策后我就作出了决定。我把孩子们带过来的机会已经没有了。”根据瑞典政府的最新声明，大多数寻求庇护者到2016年4月才能拿到临时居住许可证，带家人到瑞典则被严格限制。

    “我用非法手段横穿半个地球，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为的是给子女更好的未来。”这位3个孩子的母亲告诉《赫芬顿邮报》，“移民法律修正案出台后，我失去了这个机会。没有他们，我绝对不会留在这里。”

    48岁的阿布-阿德尔（Abu-Adel）也决定带着3个十几岁的女儿与尚是稚童的儿子返回土耳其。对这个来自“保守社会”的中年人而言，自由开放的西方文化简直令人恐惧。

    “我没法在这里养育孩子，自由和混乱已成为困扰我的幽灵。孩子们随心所欲，逼迫他们遵从家乡的传统习俗会让我失去他们。这场噩梦让我彻夜难眠。”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美联社，“我要带他们回到家乡。我不会允许女儿打着友谊的幌子和男孩发生关系，我也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喝酒。在这里被允许的，我统统无法接受。”

    22岁的哈姆扎·阿甘（Hamza Agaan）也觉得自己不适合西方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瑞典人“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缺乏沟通技巧”，在瑞典待了7个月，他没有交到一个朋友。在他眼中，这简直是“另一个星球”。

    “下午6点以后街道上就空空荡荡的，没有咖啡店，酒吧周末不营业，真是无聊又痛苦。学习语言和找工作都很难，我失去了适应这里的希望。”他告诉《赫芬顿邮报》，“从找房子、找工作到猖獗的种族歧视，我们面临许多困难，这促使我决定离开。我将回到理解我的家人朋友身边，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不考虑未来，只是为了活着的每一天”

    在柏林最繁忙的地铁站为无家可归者做饭以“回报德国人民”的叙利亚难民亚历克斯·阿萨里（Alex Assali）原本是工程师，在德国一年多来一直找不到工作。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德国政府每个月发给难民450欧元（约合人民币3243元）补助，阿萨里拿出100欧元（约合人民币721元）购买食材，并在几名志愿者帮助下为德国穷人做饭。

    “反对难民的人请不要再害怕了，因为难民也是好人，他们只是想寻找和平的避风港，战争结束时我们就会回去。”他告诉“今日俄罗斯”新闻网，“我敢肯定，因为我们的祖国非常富有，我们不是穷人。”

    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看来，许多难民来到欧洲并非逃离战火，而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或改善经济条件。来自联合国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72%进入欧洲的移民是20～35岁的男性，他们将家人留在了家乡。

    荷兰国有新闻机构报道称，许多新移民对住所、食物和补贴表示愤怒，声称他们需要更多钱和免费的烟酒。波兰外长瓦什奇科夫斯基（Witold Waszczykowski）批评许多难民来欧洲是为了赚钱，而不是寻求庇护。“成千上万年轻人从橡胶小艇爬上岸时带着iPad，他们会问在哪里可以给手机充电，而不是乞讨食物和水。”他告诉英国路透社。

    救援机构警告说，虽然有些自愿回国的中东人并不是真正的难民，但也有许多合法的庇护寻求者因欧洲不断收紧的难民政策变得气馁。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社报道，许多在奥地利的难民抱怨缺衣少食，当局承诺的缩短避难流程也未实施。德国《商报》称，由于本地居民的排外情绪，袭击难民的个案屡禁不绝。在斯洛文尼亚东部的难民甚至因缺乏粮食和毛毯火烧难民营帐篷。

    当地媒体援引奥地利内政部发言人卡尔-海因兹（Karl-Heinz Grunbock）的说法称，从2015年1月至11月，1000多名科索沃难民、530名伊拉克难民和120名阿富汗难民自愿离开奥地利，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一趋势从去年9月开始加剧。

    “很多人害怕被驱逐出境的那种屈辱。在奥地利有太多不确定性，而许多受创伤的难民需要安全感。”当地慈善机构的马丁·冈特纳（Martin Gantner）告诉美国“Inquisitr”网站。

    “我们在这里只能被羞辱，这是个错误。人们把我们看作恐怖分子，而我们想要的只是和平。”一位决定回国的伊拉克难民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奥地利，狗都过得比难民好，至少它们有好东西吃，甚至有衣服穿。”

    “我宁愿死在叙利亚。”卡勒德（Khaled al-Nibeeti）轻轻摇晃着摇篮里1岁的儿子穆罕默德（Mohammed）告诉美国“环球邮报”网站，“死在叙利亚也比在这里苟延残喘好。”这个睡不安稳的婴儿已经病了7天，家里穷得付不起去看医生的路费和医药费。

    带着5个孩子回乡前，卡勒德整整一宿没睡，思考如何完成这段危险的旅程，以及将来如何生活，但结论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不考虑未来，只是为了活着的每一天。反正在这里也没有未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