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陷难民泥潭，“人道主义灯塔”熄灭？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6年01月13日
05
版）
 |
1月9日，科隆民众示威抗议针对女性的暴力。 |
科隆骚乱让本就进展不顺利的难民按配额重新安置计划遭遇了滑铁卢。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管制边境，数量庞大的难民日复一日涌入欧洲，欧洲迎来了严峻的挑战。
难民重置计划雷声大雨点小
去年秋天，为了逃离战火纷飞的伊拉克，马纳夫（Manaf Hamaameen）带着妻儿历尽艰难，到达希腊莱斯沃斯岛。他迫不及待地想进入英国或者瑞典开始新生活，但莱斯沃斯岛难民营官员的思路和他截然不同。马纳夫得知，欧盟愿意负担机票，让他和家人不必在各国间颠沛流离，条件是他将卢森堡作为逃亡的终点。
马纳夫从没听说过卢森堡，更不会设想自己与这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有任何联系，但他还是改变了主意。难民营官员提出的条件触动了他的怜子之心：两个孩子分别是8岁和10岁，有严重的身体缺陷，无法行走，逃亡生活只会让孩子们情况恶化。
马纳夫的选择是欧盟高层设想中千千万万移民的选择，也是解决欧洲难民危机的关键。简单说，就是对难民的迁移路线进行干预，将他们更加平均地分配到欧盟各国。
谈判艰苦而漫长，最终，欧洲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就难民分配达成了表面共识。4个月过去了，计划却仍停留在表面。应按计划重新安置的16万难民只完成了272人，这个数字比去年秋天难民潮达到顶峰时，每小时到达莱斯沃斯岛的人数还要少。
呼吁共同解决危机的欧洲领导人尴尬不已。既然无法在混乱的难民流动中注入秩序，欧洲应对新一波难民的办法似乎只剩下关闭边境了，其结果就是，因为难民危机，欧盟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政策名存实亡。
“我们必须控制人口涌入，这危及欧洲的稳定。”欧盟移民局负责人阿夫拉莫普洛斯（Dimitris Avramopoulos）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作为难民迁移计划的设计人之一，他最近公开承认实施情况令人失望，并指责那些不欢迎难民的欧盟成员国。按照计划，各国依照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到难民配额。不过，围绕该计划的争议一直存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甚至上告欧洲法庭，质疑计划的合法性。
欧盟国家不支持，难民对重新安置计划的兴趣也不高。这个计划虽然能免除他们旅途劳顿，却可能带来别的麻烦。按照设计，难民不能选择目的地，很多人生怕被分配到不欢迎难民的东欧国家，不肯冒险。一些难民不肯放弃心中的目的地，因为那里有亲友等待团聚。
这个计划牺牲了难民的自由意志，与欧洲精神传统背道而驰，更糟糕的是，欧洲领导人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这又不是在购物，没那么多选择。”卢森堡首相贝特（Xavier Bettel）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现在要由我们来决定这些难民在哪里能体面地活下去，而不是让他们选择自己想去哪儿。”
卢森堡是第一个支持难民分配计划、从希腊接收难民的国家。去年11月4日，30名难民从希腊飞抵这个欧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小国，但不少难民抱怨这里有3门官方语言、工作机会少、房价高不可攀。
马纳夫是怀揣希望而来的，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卢森堡“是个不错的国家，离德国、法国、比利时都很近，是个有秩序的地方”。对于从“无法无天”的“伊斯兰国”（IS）控制区逃离的马纳夫来说，秩序有着无穷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员承诺，他的两个孩子将得到妥善的治疗。两个月过去了，马纳夫还在等待有人兑现这个承诺。“我希望政府说到做到，”他说，“如果不能，那我会为选择来这里而不断自责。”
东欧国家对科隆事件反应激烈
“德国之声”电台指出，科隆骚乱发生后，在欧盟实施分配难民计划几乎完全不可能了。欧盟的东欧成员对科隆事件反应激烈，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表态甚至没有给继续商谈难民分配计划留出余地。他们传达的信息高度统一：难民，尤其穆斯林，是很危险的。
斯洛伐克总理菲乔（Robert Fico）明确抵制强制分配难民，他并不打算让更多穆斯林入境。捷克总统、新上台的极端保守主义的波兰政府和匈牙利总理等都同意菲乔的观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呼吁在希腊北部边境“建起欧洲的防御线”，阻止难民进入欧洲。
菲乔对难民的“无情”很可能会帮他赢得3月的大选。如果连任，他将在7月接任欧盟部长委员会主席，届时解决难民和边境安全问题将是他分内之事。
科隆事件让欧盟本就难以达成共识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很多国家的首脑原本就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的态度颇有微词，如今更是公然唱对台戏。以寡敌众的默克尔不是改变态度，就是下台。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怎样，这一事件都可能成为她政治影响力黯淡下去的标志。
瑞典：“我们已经无法应对”
从1月4日起，瑞典实施边境检查，试图阻止移民从丹麦入境。这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该国首次对入境的火车、汽车、轮船乘客核验身份证件，不能提供合法身份证明的旅客将被拒绝入境。
瑞典政府在宣布边境管制的声明中表示：“政府认为，目前这种短期大量人流涌入的情况，已威胁了瑞典的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几小时后，丹麦也宣布加强南部与德国边境的管制。
瑞典的举措，标志着执掌北欧政权的社会党和绿党在移民态度上发生了转折。去年秋天，北欧三国以“难民逃离中东恐怖地区的灯塔”自居。瑞典首相洛夫文（Stefan Lofven）去年9月6日在斯德哥尔摩对民众煽情：“我心中的欧洲会接纳逃离战争的可怜人，我心中的欧洲不会筑起藩篱。”时隔3月，吸收了8万难民后，瑞典移民部长向议会讨饶：“我们已经无法应对。”去年12月起，瑞典对边境实施了临时管制。
仅2015年就有16.3万人申请到瑞典避难。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该国承受的难民比例是欧洲最高的，顶峰时，每周的申请数量高达1万人。斯德哥尔摩宣布，2016年希望将新入境的难民数量控制在每周1000人。
有人批评瑞典的“限流”措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各国随后将争相卸去对难民的好客伪装。
“瑞典一直是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象征，我们很担心瑞典的做法会被解读为抛弃这种价值观的信号。”瑞典红十字会主席卡斯特德（Anna Carlstedt）告诉英国《卫报》。
德国：面对行为不端的难民束手无策
科隆事件后，默克尔在记者会上宣布，一旦难民被定罪，将被驱逐出境或者投入监狱。“那些多次实施抢劫或骚扰女性的罪犯必须被依法严惩。”
按照德国法律，寻求庇护者只有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况下才可能被驱逐出境。而无论是小偷小摸还是骚扰女性，量刑都不会超过一年，因此，新年前夜的肇事者不会被赶出德国。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甚至提出修改法律，以增强对难民的控制。“科隆事件改变了一切。”该党元老布菲耶（Volker Bouffier）说。
“德国之声”电台等媒体集中讨论了“驱逐难民”的技术障碍——将他们驱逐到哪里去？按照德国法律，遣返的前提是难民不受生命威胁。将难民遣返回战争中的故土显然违反了法律和人道主义精神。另一个选择是将他们送到第三国，但前提是第三国愿意接收。这可能带来旷日持久的谈判和外交交涉。
媒体讨论的结果是，默克尔的表态只能安抚民众情绪，无法真正实行。面对行为不端的难民，德国政府除了监禁，其实束手无策。
科隆骚乱让本就进展不顺利的难民按配额重新安置计划遭遇了滑铁卢。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管制边境，数量庞大的难民日复一日涌入欧洲，欧洲迎来了严峻的挑战。
难民重置计划雷声大雨点小
去年秋天，为了逃离战火纷飞的伊拉克，马纳夫（Manaf Hamaameen）带着妻儿历尽艰难，到达希腊莱斯沃斯岛。他迫不及待地想进入英国或者瑞典开始新生活，但莱斯沃斯岛难民营官员的思路和他截然不同。马纳夫得知，欧盟愿意负担机票，让他和家人不必在各国间颠沛流离，条件是他将卢森堡作为逃亡的终点。
马纳夫从没听说过卢森堡，更不会设想自己与这个位于欧洲中心的小国有任何联系，但他还是改变了主意。难民营官员提出的条件触动了他的怜子之心：两个孩子分别是8岁和10岁，有严重的身体缺陷，无法行走，逃亡生活只会让孩子们情况恶化。
马纳夫的选择是欧盟高层设想中千千万万移民的选择，也是解决欧洲难民危机的关键。简单说，就是对难民的迁移路线进行干预，将他们更加平均地分配到欧盟各国。
谈判艰苦而漫长，最终，欧洲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就难民分配达成了表面共识。4个月过去了，计划却仍停留在表面。应按计划重新安置的16万难民只完成了272人，这个数字比去年秋天难民潮达到顶峰时，每小时到达莱斯沃斯岛的人数还要少。
呼吁共同解决危机的欧洲领导人尴尬不已。既然无法在混乱的难民流动中注入秩序，欧洲应对新一波难民的办法似乎只剩下关闭边境了，其结果就是，因为难民危机，欧盟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政策名存实亡。
“我们必须控制人口涌入，这危及欧洲的稳定。”欧盟移民局负责人阿夫拉莫普洛斯（Dimitris Avramopoulos）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作为难民迁移计划的设计人之一，他最近公开承认实施情况令人失望，并指责那些不欢迎难民的欧盟成员国。按照计划，各国依照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到难民配额。不过，围绕该计划的争议一直存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甚至上告欧洲法庭，质疑计划的合法性。
欧盟国家不支持，难民对重新安置计划的兴趣也不高。这个计划虽然能免除他们旅途劳顿，却可能带来别的麻烦。按照设计，难民不能选择目的地，很多人生怕被分配到不欢迎难民的东欧国家，不肯冒险。一些难民不肯放弃心中的目的地，因为那里有亲友等待团聚。
这个计划牺牲了难民的自由意志，与欧洲精神传统背道而驰，更糟糕的是，欧洲领导人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这又不是在购物，没那么多选择。”卢森堡首相贝特（Xavier Bettel）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现在要由我们来决定这些难民在哪里能体面地活下去，而不是让他们选择自己想去哪儿。”
卢森堡是第一个支持难民分配计划、从希腊接收难民的国家。去年11月4日，30名难民从希腊飞抵这个欧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小国，但不少难民抱怨这里有3门官方语言、工作机会少、房价高不可攀。
马纳夫是怀揣希望而来的，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卢森堡“是个不错的国家，离德国、法国、比利时都很近，是个有秩序的地方”。对于从“无法无天”的“伊斯兰国”（IS）控制区逃离的马纳夫来说，秩序有着无穷的魅力。
更重要的是，工作人员承诺，他的两个孩子将得到妥善的治疗。两个月过去了，马纳夫还在等待有人兑现这个承诺。“我希望政府说到做到，”他说，“如果不能，那我会为选择来这里而不断自责。”
东欧国家对科隆事件反应激烈
“德国之声”电台指出，科隆骚乱发生后，在欧盟实施分配难民计划几乎完全不可能了。欧盟的东欧成员对科隆事件反应激烈，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的表态甚至没有给继续商谈难民分配计划留出余地。他们传达的信息高度统一：难民，尤其穆斯林，是很危险的。
斯洛伐克总理菲乔（Robert Fico）明确抵制强制分配难民，他并不打算让更多穆斯林入境。捷克总统、新上台的极端保守主义的波兰政府和匈牙利总理等都同意菲乔的观点。匈牙利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an）呼吁在希腊北部边境“建起欧洲的防御线”，阻止难民进入欧洲。
菲乔对难民的“无情”很可能会帮他赢得3月的大选。如果连任，他将在7月接任欧盟部长委员会主席，届时解决难民和边境安全问题将是他分内之事。
科隆事件让欧盟本就难以达成共识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很多国家的首脑原本就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在难民问题上的态度颇有微词，如今更是公然唱对台戏。以寡敌众的默克尔不是改变态度，就是下台。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怎样，这一事件都可能成为她政治影响力黯淡下去的标志。
瑞典：“我们已经无法应对”
从1月4日起，瑞典实施边境检查，试图阻止移民从丹麦入境。这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该国首次对入境的火车、汽车、轮船乘客核验身份证件，不能提供合法身份证明的旅客将被拒绝入境。
瑞典政府在宣布边境管制的声明中表示：“政府认为，目前这种短期大量人流涌入的情况，已威胁了瑞典的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几小时后，丹麦也宣布加强南部与德国边境的管制。
瑞典的举措，标志着执掌北欧政权的社会党和绿党在移民态度上发生了转折。去年秋天，北欧三国以“难民逃离中东恐怖地区的灯塔”自居。瑞典首相洛夫文（Stefan Lofven）去年9月6日在斯德哥尔摩对民众煽情：“我心中的欧洲会接纳逃离战争的可怜人，我心中的欧洲不会筑起藩篱。”时隔3月，吸收了8万难民后，瑞典移民部长向议会讨饶：“我们已经无法应对。”去年12月起，瑞典对边境实施了临时管制。
仅2015年就有16.3万人申请到瑞典避难。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该国承受的难民比例是欧洲最高的，顶峰时，每周的申请数量高达1万人。斯德哥尔摩宣布，2016年希望将新入境的难民数量控制在每周1000人。
有人批评瑞典的“限流”措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各国随后将争相卸去对难民的好客伪装。
“瑞典一直是人道主义价值观的象征，我们很担心瑞典的做法会被解读为抛弃这种价值观的信号。”瑞典红十字会主席卡斯特德（Anna Carlstedt）告诉英国《卫报》。
德国：面对行为不端的难民束手无策
科隆事件后，默克尔在记者会上宣布，一旦难民被定罪，将被驱逐出境或者投入监狱。“那些多次实施抢劫或骚扰女性的罪犯必须被依法严惩。”
按照德国法律，寻求庇护者只有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情况下才可能被驱逐出境。而无论是小偷小摸还是骚扰女性，量刑都不会超过一年，因此，新年前夜的肇事者不会被赶出德国。默克尔领导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甚至提出修改法律，以增强对难民的控制。“科隆事件改变了一切。”该党元老布菲耶（Volker Bouffier）说。
“德国之声”电台等媒体集中讨论了“驱逐难民”的技术障碍——将他们驱逐到哪里去？按照德国法律，遣返的前提是难民不受生命威胁。将难民遣返回战争中的故土显然违反了法律和人道主义精神。另一个选择是将他们送到第三国，但前提是第三国愿意接收。这可能带来旷日持久的谈判和外交交涉。
媒体讨论的结果是，默克尔的表态只能安抚民众情绪，无法真正实行。面对行为不端的难民，德国政府除了监禁，其实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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