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告法国政府“见危不救”

    2015年12月28日，曾在“基地”组织北非分支做过1139天人质的蒂埃里·多尔（Thierry Dol）宣布，将以“危及他人性命”和“见危不救”的罪名，起诉法国政府及其雇主法国核能巨头阿海珐（Areva）。

    这名在恐怖组织度过了3年暗无天日人质生活的法国人声称，希望弄清自己遭绑架和获救背后的真相，并获得更加合理的经济补偿。当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来源和保证人质生命安全难以两全时，西方发达国家是否应向绑匪支付巨额赎金，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所有这些我都要知道”

    2010年9月16日，现年34岁的多尔和丹尼尔（Daniel Larribe）、皮埃尔·罗格朗（Pierre Legrand）、马克·费雷特（Marc Féret）一行4名法国人，在尼日尔一处铀矿矿山被北非“圣战”团体伊斯兰北非盖达组织（AQIM，“基地”组织北非分支机构）绑架。两年多前，他们被恐怖组织释放，但获释和救援的细节尚不清楚。

    据法国“France 24”电视台报道，多尔出生在法属岛屿马提尼克的勒弗朗索瓦，后加入法国国籍，在阿海珐公司做工程师。他家庭背景普通，是家里的独子，被绑架时还患有心脏病，需要药物治疗。

    多尔的辩护律师乌苏莱（Ursula）在做客卢森堡电视台（RTL）时解释称：“此案的处理有很多模糊之处。法国情报部门当时很清楚人质关在哪儿，但后者被遗弃了。多尔正在恢复之中，妨碍他恢复的，是他提出的问题得不到答复。

    在接受法国媒体“The Daily”独家采访时，多尔称他之所以对阿海珐感到愤怒，是因为公司对北非的危险心知肚明，曾在2010年敦促员工更加谨慎，他误以为公司会疏散该地区的员工。

    当时，非洲部族图阿雷格的叛乱者和尼日尔政府军之间的冲突，再加上法国空袭，让当地法国人的危险大大增加。法国人质米歇尔·热尔马诺（Michel Germaneau）死于2010年7月，说明当时局势日益紧张。2010年8月，被绑架前不久，多尔向公司提出了他认为理所当然的回国请求，但申请被推迟了。美联社称，多尔认为阿海珐没有充分衡量员工面临的风险，把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地，不施以援手。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多尔告诉《巴黎人报》，“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是否有人支付赎金，支付了多少，谁是中间人，还有没有其他条件，所有这些我都需要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天启动法律程序。”

    噩梦般的人质生活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2013年10月30日，法国总统奥朗德在一个军用机场欢迎4名人质回家时，后者显然不习惯媒体的关注，垂着头站在总统身后，一言不发。神色憔悴、胡子拉碴但健康状况良好的多尔戴着太阳镜、围着围巾，只肯与部长们握手、与家人拥抱，拒绝和等候的媒体记者说话。

    “我想为他们奋斗、等待和痛苦3年的勇气欢呼。”奥朗德说，“今天我们的4位朋友和家人团聚了，希望他们拥有自由之人想要的一切。”尼日尔总统伊素福告诉法国《费加罗报》，他们已在几个月前与绑匪保持定期联系，因此十分有信心解救人质。

    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告诉法新社，这几名人质是“非常好的人”，只因与外界隔离时间太长而不习惯。“他们睡得很好，但一直躺在地板上，因为还不习惯睡在床垫上。”他说，“噩梦结束了。”

    据美国雅虎新闻网报道，政府官员早就怀疑人质被关押在马里北部的沙漠地区，那里没有树，中午时，温度高达40摄氏度，之前有人质被蝎子咬伤。饥饿的47岁瑞典人质哈拉尔德·伊克勒（Harald Ickler）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丹麦黄油饼干碎屑，小心翼翼地放到掌心里，然后让它们在嘴里慢慢融化。

    “我很高兴。那段日子太艰难了，这是我一生的折磨。”多尔后来告诉英国路透社。

    做人质的3年里，多尔“像奴隶一样被对待”，他大部分时间都被蒙上眼睛、绑着睡在地板上，还经常被看守用没放子弹的枪顶在头上进行“假处决”，有时甚至被放在炎热的室外。

    2012年2月，多尔和另一名囚犯丹尼尔曾试图逃跑。“我告诉自己可能自由或死亡，但重要的是，眼下这种折磨能结束了。”他向法国国际广播集团（RFI）回忆道，“我们偷偷在衣服里存了两个月的干粮，却没走上规划好的逃跑路线。我们一晚上走了30公里，遇到了一个骑骆驼的人，但他的儿子背叛了我们。从那时起，我们从奴隶变成了畜生。”

    多尔表示，他现在需要知道自己被释放的真相，这样他才能重建生活、继续前进。正如英国广播公司（BBC）所说，人质获释的确令人庆幸，但追究背后的细节更重要。

    法国是否向恐怖组织支付了赎金？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布基纳法索总统顾问，曾详细描述他如何带着赎金换回人质。他在欧洲国家政府派来的保镖保护下，带着装满现金的手提箱在起伏的沙丘间整日整夜地开车，来到恐怖分子指定的沙漠腹地。

    他的手机很快发出了短信提示音，恐怖组织发来了新的GPS坐标。司机继续开车到新的地点，等待下一条短信。这个过程重复至少3次，全身包得严严实实的“圣战分子”才会露面，拿着枪盘腿而坐，监督对方把数百万欧元分装在塑料袋里，埋在数百英里外的隐蔽处。

    “你无法想象西方国家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压力。”他告诉《纽约时报》，“西方国家才是他们（恐怖分子）的经济命脉。”

    据BBC报道，法国政府为救回人质向恐怖组织支付了约2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4亿元）赎金。但法国政府坚称，这4人被释放跟军事攻击或赎金无关。

    法比尤斯和法国政府发言人贝勒卡西姆均称，法国坚持不支付赎金的政策。2013年早些时候，奥朗德宣布不再向绑匪支付赎金，并签署了以英国为首的八国集团阻断恐怖分子资金流、拒绝支付赎金的承诺书。雅虎新闻网称，这一做法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

    然而，一名法国人质的女儿戴安娜（Diane Lazarevic）告诉欧洲第一电台，虽然政府不会支付赎金，但雇主可能这么做。人质亲友代表帕斯卡（Pascal Lupart）称，他被告知阿海珐支付了赎金，但不知道具体数额。阿海珐的新闻官朱利安（Julien Duperray）拒绝就此置评。法国全天候电视台（BFM-TV）称，“无法想象一个国家会说一套做一套”。

    法国《世界报》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说法称，法国政府通过情报组织运营的秘密基金组织支付了2000万欧元赎金。《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法国政府通过大型国有控股公司向绑匪支付了3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1亿元）。路透社披露尼日利亚政府的机密文件称，法国还曾向尼日利亚的恐怖主义组织“博科圣地”支付31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45万元）。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分析人士表示，法国政府一直声称“我们不玩那种游戏”，但该国为公民自由支付了大量赎金。全球情报公司Stratfor估计，AQIM从2010年至2013年已进行了至少18次绑架，获得了约89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8亿元）的赎金，用于购买武器、训练士兵，每名人质的“身价”从2003年的40万美元飙升到2012年的300万美元。

    “经历了那么多还得讨价还价，真是太可笑了”

    和多尔一起被绑架时，来自法国中部的丹尼尔已62岁了。他在加入阿海珐之前是法国地质调查局办公室的工程师，在非洲工作了30年。他的妻子弗朗索瓦丝（Francoise Larribe）也同时被绑架，2011年2月因健康状况不佳被释放。今年5月，弗朗索瓦丝要求法国当局“给个结果”，因为“我们被绑架了1000多天，这就够了”。

    费雷特出生在法国南部，儿时就跟随为阿海珐工作的父亲在加蓬和刚果生活过15年。他已婚，有两个儿子。被绑架时，46岁的费雷特为阿海珐的分包商、法国万喜集团（Vinci）的子公司Sogea-Satom工作。28岁的罗格朗来自法国西部，受雇于万喜集团的子公司，在回法国度假的途中遭到绑架。

    皮埃尔的父亲阿兰·罗格朗（Alain Legrand）说，儿子获释让他兴奋极了，但他仍将寻求解释。“我的儿子28岁，他在被囚禁的地方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我希望有人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他告诉法国电视台。

    《欧洲时报》称，一些曾经的人质放弃了司法追究，但他们在一点上看法一致，那就是获得的补偿金很少。有5名人质拒绝了恐怖主义受害人保障基金提议的3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47万元）补偿。

    “我仍然试图得到适当的补偿，他们承诺每天给我26欧元（约合人民币183元），但2000年在菲律宾霍洛岛被囚3个月的人质拿到的补偿都比这多得多。”多尔告诉FRI，“我们遭受的苦难比他少吗？经历了那么多还得讨价还价，真是太可笑了。我再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人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