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克隆羊之父”共事的日子

    英国生物学家基思·坎贝尔留给世界的，不仅是动物克隆技术的划时代突破，还在于他以一介科学家立场所展现出的对创新思维的尊重，以及勇于挑战成见的精神。

    英国生物学家基思·坎贝尔去世距今已整整3年。可能有不少读者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是，如果我提到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羊“多莉”（Dolly），恐怕无人不晓。

    坎贝尔教授就是“多莉”的真正创造者。他推翻了“哺乳动物体细胞不可逆转”的成见，通过将体细胞核植入未受精卵，又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开启了克隆动物的时代。

    19年前，“多莉”的诞生震撼了科学界，也成就了坎贝尔的学术地位。作为这一历史性突破的见证人，笔者曾与坎贝尔共事多年，为自己的学术生涯留下了一段无比珍贵的记忆。

    嬉皮士的外表，科学家的灵魂

    1995年11月的一天，一场大雪过后，苏格兰的大地银装素裹。一大早，我就从格拉斯哥市赶到爱丁堡市南部一个名叫罗斯林（Roslin）的小村庄，生命科学界大名鼎鼎的罗斯林研究所就坐落在进村的路旁，周围的风景在雪后显得格外优美。

    罗斯林研究所是一家受政府资助，专门从事家畜、家禽遗传学、生理学研究的科研机构。这里诞生过世界上第一只商业化转基因羊；第一只体外培养的转基因鸡，也是它的杰作。所以，当我抱着来此攻读博士学位的目的，步入研究所的大门时，顿时被一股神圣感包围。

    办好登记手续，研究所主管威尔慕特博士招待了我。主人和我进行了简单的答问，让秘书带我参观实验室，并把我介绍给了他的两位博士后，其中一位就是基思·坎贝尔。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室外冰天雪地，坎贝尔却只穿着一件深色的T恤衫和一条牛仔裤。他身高约一米七五，宽宽的前额，有些消瘦，头发还打着卷，看上去活像个嬉皮士。

    向我介绍研究方向时，他的语速非常快，再加上无数陌生的专业词汇，令我难以跟上节奏。不过，坎贝尔很快注意到我为难的模样，拿出纸笔，一边画图，一边耐心地为我讲解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坦诚地讲，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介绍的全部内容，但直觉上感到它很有意思，坎贝尔的想法极富新意，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做过类似的探索。

    离开研究所前，威尔慕特博士表示愿意接收我，但我必须搬到爱丁堡。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要求。此后，我便与坎贝尔朝夕相处，在同一座实验室里见证了一次次科学壮举。

    热爱极限运动，更是工作狂人

    开始共事后不久，我就发现，坎贝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超级体育迷。他喜爱的运动大多具有高风险，包括山地自行车、深潜和赛车。坎贝尔尤其痴迷于高速驰骋带来的刺激感。有一次，笔者去他执教的诺丁汉大学办事，发现他拄着双拐。一问才知道，坎贝尔外出时，看见有人玩单板滑雪，并无相关经验的他玩心大盛，当即披挂上阵，不幸挂了彩。

    还有一回，坎贝尔和我约好要讨论我的项目。清早，我按时到达他的办公室，他却不谈业务，而是告诉我，他新买了辆跑车，要带我出去兜风，顺便讨论工作。就这样，我们的交流在高速路上急速行驶的跑车里完成了。纵观整个科学界，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够享受如此别出心裁的待遇。此外，坎贝尔还经常去红海以及加勒比海参加器具深潜运动。

    回首看来，对冒险的喜爱，恰恰是坎贝尔说做就做、勇于挑战传统的品质的体现。这一点反映到科研的老本行上，他看文章快、脑子快、手快、说话快，工作效率极高。有一天，我碰到他出差回来，告诉他，秘书到处找他，他这才想起翌日就是递交科研项目申请的截止日期，可当时他还只字未写。第二天早上，他过来告诉我，经过通宵奋战，已顺利完成任务，按时将项目申请交了上去。看着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我内心只有感叹：“真乃神人哇！”

    坎贝尔天生聪颖，在中学和大学都是不折不扣的“学霸”。然而，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旁人，自己并非那种非常用功的人，“读书不多，知识面也窄”。在他看来，他最大的优势在于会思考，更准确地说是会推理。他曾经告诉我：“什么是专家（Expert）和科学家（Scientist）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必须具备创造性思维的特质，否则便配不上科学家的称号。”

    他相信，好的或者创新的想法是无价的，这才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如果一个科学家没有新的想法，将是非常可怕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他科学研究生涯的终结。

    “多莉”的诞生并非奇迹

    将时钟拨回1995年岁末，我加入罗斯林研究所时，恰逢绵羊体细胞克隆研究进入关键阶段——部分原因在于，9月中旬到次年3月是羊群的繁殖季节。出于申请专利的需要，所有研究人员都更换了新的实验记录本，每天都要由组外的专人签字。另外，为了防止泄密，所有相关项目的内容及实验结果，除了坎贝尔和威尔慕特，无人知晓。

    在混合了焦急、期待与好奇的目光下，总共277枚进行了体细胞移植的绵羊胚胎中，终于有一枚开始发育，并被成功移植到“代孕”母羊的子宫当中。1996年7月5日，这只来自另一头6岁母羊乳腺细胞的雌性克隆羊顺利降生了。它的大名“多莉”来自一名研究员的创意，暗指美国娱乐圈红人Dolly Parton，一位拥有火爆身材的女性乡村歌手。

    鲜为人知的是，坎贝尔教授本人并不特别重视“多莉”的历史地位。聊起相关话题时，他不止一次地对我强调，他更看重1995年采用体外培养及分化的胚胎细胞克隆出的两只威尔士山地绵羊——“梅根”（Megan）和“摩拉”（Morag）。没有这两只羊的诞生，根本不会有“多莉”的成功。换句话说，对他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是梅根和摩拉，而非公众关注的“多莉”；实际上，“多莉”仅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自然延续罢了。

    2003年2月，“多莉”因肺病医治无效接受了安乐死，时年6岁，而正常绵羊的寿命约10～15年。“多莉”的早逝一度让很多局外人怀疑，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是否不够完善？坎贝尔并没有同这些质疑者争辩，而是采用克隆了多莉的细胞系，又一次复制了6只“多莉”，并对它们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测试。如今，这批克隆羊已经超过了多莉去世时的年龄，仍然很健康。由此，坎贝尔也展示了自己作为科学家的信条：实验结果是回击质疑的最佳武器。

    科学界没有少数服从多数

    无论在讲坛还是实验室，基思·坎贝尔一直非常重视对创新思想的启迪。在诺丁汉大学任教期间，他时常选择《自然》、《科学》及《细胞》上的一些高水平文章，组织大家讨论。而且，每次讨论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给这些文献挑错。

    他告诉我，这样做的用意就是让大家认识到，要相信真理，而不是相信权威，要勇于怀疑和挑战你认为不对的事；在科学的世界里，没有少数服从多数，很多情况下，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他还认为，推理和总结对科研至关重要，聪明人与不聪明的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聪明人同样的错误只犯一次，而不聪明的人总会犯同样的错误。

    2006年前后，我们一度围绕大鼠体细胞核移植项目殚精竭虑。当时，严峻的现实摆在面前：2003年，法国的科学家就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批大鼠，由于此项目具有商业前景，约有近20个实验室蜂拥而上，试图重复实验结果，竟无一成功。一时间，连坎贝尔都被难住了；经过讨论，我们决定先把所有别人做的工作找来，看是否能从中找到问题的根源。

    由于该项目是欧盟资助的，按要求，我需要作为交换人员在匈牙利工作一年。利用这段相对轻松的时光，我阅读了大量文献，思考大鼠体细胞移植失败的原因，最终建立了一个假说。经历反复思考及论证，我通过电子邮件，审慎地将自己的想法与千里之外的坎贝尔分享。

    令人吃惊的是，几乎在刚刚发出邮件的同时，对方就回复“我同意你的假说”，还向我提出了连珠炮似的问题。所有问题得到解答后，他建议我马上返回英国，立即开始实验。这件事，令我深刻地体会到坎贝尔果断、谦虚的治学态度以及对问题的敏锐洞察力。

    无论名气多大，基思·坎贝尔始终秉持着这样的品性。他不像很多“大科学家”那样爱摆架子，总是愿意倾听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哪怕是“无名小辈”的看法。每次出席国际会议，他总向别人介绍说“这是我的朋友”，而不是“这是我的博士生或博士后”。因此，实验室的成员和他交往时不会感到任何拘束，有什么想法都愿意与他交流，期待得到他的教导。

    时光飞逝，回想起与坎贝尔教授共事的岁月，我的第一感觉是“庆幸”。我记得，坎贝尔办公室里的小黑板上时常标着问号，表明他还有许许多多目标想要完成。正因如此，他2012年以58岁的年纪撒手人寰时，才引来了那样多的叹息。作为坎贝尔曾经的同事和友人，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去完成他未及完成的事业，哪怕是一件，都将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作者简介：朱捷，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系。1995年赴英，前往罗斯林研究所进修，主要从事关于体细胞核移植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转入基思·坎贝尔教授在诺丁汉大学的实验室；2011年至今，受聘于英国医学科学院MaryLyon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