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鼓励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
澳大利亚欲进军中国养老市场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5年11月25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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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中国区总经理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公使柯迈高。 |
 |
中外代表在对接会上深入交流。 |
2015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在北京举办了首届“澳大利亚·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峰会”。这是2015年6月《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由澳大利亚政府首次牵头访华交流的老龄化产业代表团，也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中澳养老和健康行业高层活动。
澳大利亚浓缩130年养老经验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高级商务专员、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处商务公使柯迈高（Michael Clifton）用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的一句名言：“我们打好基础，人们自然会来”作为论坛的开场白。
柯迈高说，在最初策划这次峰会时，他以为最多能够吸引10～15家企业。事实上，来自澳大利亚75个组织和公司的15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峰会。如果算上中方的代表和嘉宾，当天有400多人出现在会议上。
澳大利亚有130多年的养老经验。1988年，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养老部长职位的国家，养老立法也有60年的历史。而澳大利亚的养老产业走在世界前列，也是由其国情决定的。
根据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国际健康产业高级主管杜格尔德·安东尼（Dugald Anthony）先生的介绍，澳大利亚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如今男性已经达到80岁，女性为84岁。到2017年，澳大利亚人口的22%将会超过60岁；到2050年，澳大利亚将有超过5万名百岁老人。每年澳大利亚政府在养老行业的投入约为1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30亿元），这个行业则创造了35万就业岗位。
柯迈高说，中国的养老行业将是未来最大的市场，在人口老龄化、寿命延长和城市中产阶级人口增长的多重作用下，中国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将在近期内快速增长。而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能够负担得起有品质的服务和产品。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商务专员、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刘初阳女士表示，“澳大利亚在养老护理和健康方面拥有几十年的宝贵经验，并且有能力提供世界级的产品、技术和服务，来帮助中国以及其他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
澳大利亚养老产业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服务、产品、技术、研发、教育和培训方面。“我们有知识和观点可以分享，中澳之间也有互相学习的空间。”柯迈高说。
老龄化伴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在论坛上发言称，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一次无声的革命，足以影响和改变未来。
近年来，联合国已经两次召开与养老有关的大会，提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呼吁各国政府正视这个问题。
“中国上世纪末跨入老龄社会，正在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通道。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2.02亿，占总人口的15.5%。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 郝福庆说，“人口老龄化是大势所趋，将伴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部进程。”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在北京就有300万老年人的需求总量，同时还有非常快的增速，每天都有500多人进入老龄化行列，每天有超过120人进入80岁高龄。未来二三十年，老龄人口将占据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到了2030年，北京市将有80万人超过60岁且只有一个子女，届时，养老问题将会出现新的变化。李红兵透露，到2020年，北京养老金的支出会超过2000亿人民币。到2030年，养老金的支出会迅速扩展到6700亿元。当前北京有450家左右养老机构，床位12万张，床位使用率只有50%。
适合中国的养老模式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苏珊·利（Sussan Ley）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虽然澳大利亚在养老行业的发展领先于中国，但是按照中国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速度，很快就可以迎头赶上。
“我并不认为澳大利亚的模式可以照搬到中国，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中国养老产业界找到适合中国的模式。”苏珊说。
北京吉利大学健康学院院长乌丹星博士表示，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征，纵观全球的养老经验，既不能照搬国外模式，也不可能开发中国独树一帜的养老模式，而应该吸取众家之长。
北欧模式是政府主导出钱，社会福利出力；美国模式是政府维持秩序，由市场全权处理，而亚洲国家更多采用混搭模式，既有政府的主导，也有市场化的部分。比如商业运作学习美国，养老保险学习德国，照顾体系学习台湾，专业人才培养应该学习澳大利亚。
安东尼将澳大利亚养老产业的竞争力概括为：制定规章和标准；基础建设和设计；提供医疗设备；提供健康、营养、补充药物；提供数字健康解决方案；研究和发展；教育和培训。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联合撰写的《中澳医疗卫生合作契机》报告中提到，澳大利亚的养老体系是全球典范，主要得益于强有力的认证体系、成熟的监管、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及政府、服务提供商和社区之间长期形成的合作关系。
苏珊提出，想要进军中国的养老市场，澳大利亚企业需要思考在这个领域可以提供哪些增值服务。11月9日，澳大利亚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中澳自贸协定，让澳大利亚医疗卫生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前景更加光明。
“但是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当地合作伙伴。”苏珊告诉记者。
养老要以消费者为中心
澳大利亚政府养老照护的官网网站上有很多有关老人的故事。科斯塔（Costa）的妻子一年前过世了，此后他都是独自做饭和清扫房子，虽然子女愿意照顾他，但是因为住的远，通常只在周末才能来探望。
科斯塔的医生在健康检查时发现他自从太太去世后体重持续下降，就向他提供了养老服务的咨询电话，希望能够找人负责他的饮食和家庭卫生。
科斯塔按照号码拨过去，找到了专门的护工，定期帮他打扫和做饭。医生和护工还建议科斯塔加入当地的老年人社区活动，认识更多的人，定期和别人聊天。就这样，科斯塔逐渐变得快乐和放松，甚至期盼着每个星期护工到来的日子。
澳大利亚现行的养老模式主要是居家养老、退休养老和住所护理三种，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不断改进养老行业。
苏珊告诉《青年参考》，澳大利亚正在开展的养老改革让她非常兴奋。减少入住养老院的比例，增加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养老服务。按照计划，到2017年2月，老年人将可以决定养老的花销花在哪些领域和服务，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服务套餐，比如需要别人帮助清扫花园、做饭、购物、做清洁，这些内容都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组合和搭配，个性化定制养老服务。
乌丹星预测，现在仍然是中国养老产业的投入期，真正的养老需求会在20年后出现“井喷”。
郝福庆将老年人的需求和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概括为“一碗米、一杯水、一口气、一扇窗、一扇门、一张床”。即远离重金属和化肥的安全食品、清洁的饮用水、自然清新的空气、能够获得外界信息的窗，以及能够走出去参与社会生活的门。
郝福庆表示，政府鼓励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而根据中澳自贸协定，澳大利亚服务已经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营利性的老年护理机构。
李红兵透露，国务院已经允许在北京开展扩大服务业的综合试点，试点从2015年5月5日～2018年5月4日，在北京全部行政区域内，放宽市场准入，其中包括养老行业。这将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外资提供更好的养老、护理服务环境。
2015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在北京举办了首届“澳大利亚·中国国际老龄产业峰会”。这是2015年6月《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由澳大利亚政府首次牵头访华交流的老龄化产业代表团，也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中澳养老和健康行业高层活动。
澳大利亚浓缩130年养老经验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高级商务专员、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处商务公使柯迈高（Michael Clifton）用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凯文·科斯特纳（Kevin Costner）的一句名言：“我们打好基础，人们自然会来”作为论坛的开场白。
柯迈高说，在最初策划这次峰会时，他以为最多能够吸引10～15家企业。事实上，来自澳大利亚75个组织和公司的150多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峰会。如果算上中方的代表和嘉宾，当天有400多人出现在会议上。
澳大利亚有130多年的养老经验。1988年，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设立养老部长职位的国家，养老立法也有60年的历史。而澳大利亚的养老产业走在世界前列，也是由其国情决定的。
根据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国际健康产业高级主管杜格尔德·安东尼（Dugald Anthony）先生的介绍，澳大利亚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如今男性已经达到80岁，女性为84岁。到2017年，澳大利亚人口的22%将会超过60岁；到2050年，澳大利亚将有超过5万名百岁老人。每年澳大利亚政府在养老行业的投入约为1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830亿元），这个行业则创造了35万就业岗位。
柯迈高说，中国的养老行业将是未来最大的市场，在人口老龄化、寿命延长和城市中产阶级人口增长的多重作用下，中国对养老服务的需求将在近期内快速增长。而随着中国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能够负担得起有品质的服务和产品。
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商务专员、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刘初阳女士表示，“澳大利亚在养老护理和健康方面拥有几十年的宝贵经验，并且有能力提供世界级的产品、技术和服务，来帮助中国以及其他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
澳大利亚养老产业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服务、产品、技术、研发、教育和培训方面。“我们有知识和观点可以分享，中澳之间也有互相学习的空间。”柯迈高说。
老龄化伴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中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在论坛上发言称，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一次无声的革命，足以影响和改变未来。
近年来，联合国已经两次召开与养老有关的大会，提出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理念，呼吁各国政府正视这个问题。
“中国上世纪末跨入老龄社会，正在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通道。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达到2.02亿，占总人口的15.5%。预计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 郝福庆说，“人口老龄化是大势所趋，将伴随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部进程。”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表示，在北京就有300万老年人的需求总量，同时还有非常快的增速，每天都有500多人进入老龄化行列，每天有超过120人进入80岁高龄。未来二三十年，老龄人口将占据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
到了2030年，北京市将有80万人超过60岁且只有一个子女，届时，养老问题将会出现新的变化。李红兵透露，到2020年，北京养老金的支出会超过2000亿人民币。到2030年，养老金的支出会迅速扩展到6700亿元。当前北京有450家左右养老机构，床位12万张，床位使用率只有50%。
适合中国的养老模式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苏珊·利（Sussan Ley）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虽然澳大利亚在养老行业的发展领先于中国，但是按照中国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速度，很快就可以迎头赶上。
“我并不认为澳大利亚的模式可以照搬到中国，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中国养老产业界找到适合中国的模式。”苏珊说。
北京吉利大学健康学院院长乌丹星博士表示，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征，纵观全球的养老经验，既不能照搬国外模式，也不可能开发中国独树一帜的养老模式，而应该吸取众家之长。
北欧模式是政府主导出钱，社会福利出力；美国模式是政府维持秩序，由市场全权处理，而亚洲国家更多采用混搭模式，既有政府的主导，也有市场化的部分。比如商业运作学习美国，养老保险学习德国，照顾体系学习台湾，专业人才培养应该学习澳大利亚。
安东尼将澳大利亚养老产业的竞争力概括为：制定规章和标准；基础建设和设计；提供医疗设备；提供健康、营养、补充药物；提供数字健康解决方案；研究和发展；教育和培训。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联合撰写的《中澳医疗卫生合作契机》报告中提到，澳大利亚的养老体系是全球典范，主要得益于强有力的认证体系、成熟的监管、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及政府、服务提供商和社区之间长期形成的合作关系。
苏珊提出，想要进军中国的养老市场，澳大利亚企业需要思考在这个领域可以提供哪些增值服务。11月9日，澳大利亚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中澳自贸协定，让澳大利亚医疗卫生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前景更加光明。
“但是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当地合作伙伴。”苏珊告诉记者。
养老要以消费者为中心
澳大利亚政府养老照护的官网网站上有很多有关老人的故事。科斯塔（Costa）的妻子一年前过世了，此后他都是独自做饭和清扫房子，虽然子女愿意照顾他，但是因为住的远，通常只在周末才能来探望。
科斯塔的医生在健康检查时发现他自从太太去世后体重持续下降，就向他提供了养老服务的咨询电话，希望能够找人负责他的饮食和家庭卫生。
科斯塔按照号码拨过去，找到了专门的护工，定期帮他打扫和做饭。医生和护工还建议科斯塔加入当地的老年人社区活动，认识更多的人，定期和别人聊天。就这样，科斯塔逐渐变得快乐和放松，甚至期盼着每个星期护工到来的日子。
澳大利亚现行的养老模式主要是居家养老、退休养老和住所护理三种，澳大利亚政府也在不断改进养老行业。
苏珊告诉《青年参考》，澳大利亚正在开展的养老改革让她非常兴奋。减少入住养老院的比例，增加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养老服务。按照计划，到2017年2月，老年人将可以决定养老的花销花在哪些领域和服务，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服务套餐，比如需要别人帮助清扫花园、做饭、购物、做清洁，这些内容都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组合和搭配，个性化定制养老服务。
乌丹星预测，现在仍然是中国养老产业的投入期，真正的养老需求会在20年后出现“井喷”。
郝福庆将老年人的需求和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概括为“一碗米、一杯水、一口气、一扇窗、一扇门、一张床”。即远离重金属和化肥的安全食品、清洁的饮用水、自然清新的空气、能够获得外界信息的窗，以及能够走出去参与社会生活的门。
郝福庆表示，政府鼓励境外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而根据中澳自贸协定，澳大利亚服务已经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营利性的老年护理机构。
李红兵透露，国务院已经允许在北京开展扩大服务业的综合试点，试点从2015年5月5日～2018年5月4日，在北京全部行政区域内，放宽市场准入，其中包括养老行业。这将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外资提供更好的养老、护理服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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