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群深爱中国的日本人

    2015年是芭蕾舞剧《白毛女》诞生60周年，很多人并不知道，率先将这部剧带上芭蕾舞台的是一个日本芭蕾舞团。松山芭蕾舞团因《白毛女》而结缘中国，用艺术家的赤子之心维系着60载的中日友谊。

    清水先生的“中国儿子”

    10月27日，东京港区南青山松山芭蕾舞团所在的小巷里，中国国旗迎风飘展。虽然迎接中国客人对松山的成员来说并不陌生，这一天的接待仍然格外隆重，因为这位故地重游的客人是松山老团长清水正夫喜爱的“中国儿子”——尹建平。

    如今担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的尹建平与清水正夫结交于40年前。1975年，他作为总政歌舞团舞蹈演员被选入“中国北京艺术团”，赴日本演出，接待方正是松山芭蕾舞团。

    尹建平向《青年参考》记者忆起，当时19岁的他在团员中第一个走下飞机，对着迎接的日本友人们说出了路上学会的唯一一句日语“你好”，以至于被对方误会是艺术团的翻译，纷纷涌到他身边，让他傻了眼，只能不断重复“你好”。来接机的清水正夫来到他面前，握住他有些粗糙的手后，特意叫来翻译对尹建平说：“这是一双劳动人民的手。”

    时隔40年再访日本，尹建平受到了松山芭蕾舞团理事长森下洋子女士及总代表清水哲太郎的热情接待。参观舞团练功房时，尹建平立刻找到了40年前训练的把杆。他说，松山的练功房号称“东京的延安”，四壁满满都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中国式的励志警句。周恩来、邓颖超的相片悬挂在练功房正中，旁边还有“昔日之恩，无以为报”的字样。

    尹建平记得，在松山训练时，所有团员来看他们排练《战马嘶鸣》。休息时清水正夫带着翻译找到他，说：“我特别喜欢你的舞蹈，因为你的动作和感觉像我儿子。”当时清水哲太郎正在卢森堡留学。从此，清水正夫对尹建平格外关照，每天训练后都偷偷塞给他巧克力，还邀请他到楼上清水正夫的住处看其与中国领导人的合影。

    艺术团在日本巡演的全程都有清水正夫陪伴和关照，尹建平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阪时，这群在国内吃不饱的大男孩第一次见识了自助餐，尹建平吃多了寿司胃疼难忍，却要带病上台，清水正夫就亲自去买了胃药，站在幕侧，一手拿药一手拿水，等着他的“中国儿子”下台。

    尹建平时隔40年访问松山芭蕾舞团，特意带着一只红色闹钟，他忍不住说起了闹钟的来历：

    1975年回国前，清水正夫通过翻译告诉尹建平，想要送他一块手表，尹建平连连拒绝，说按照纪律礼物都要上交。清水正夫问如何才能不上交，尹建平开玩笑地说，除非送全团每人一块。最后在东京的告别宴上，清水正夫果然给了每个中国团员一个闹钟，然后悄悄拉着尹建平的衣袖问：“这回不用上交了吧？”

    “最爱中国的日本人”

    上世纪60年代，松山芭蕾舞团在中国家喻户晓，至今，50岁以上的国人对这个名字仍耳熟能详。清水正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带团来华演出，北京居民连夜在天桥剧场外排队买票，让他深受感动。

    清水正夫说，他是最爱中国的日本人，这份爱持续了60年，无论中日关系和风细雨还是风吹浪打，都不曾改变。他曾告诉中国媒体，1958年他们首次访华成功，5月1日回到日本，3日就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右派势力抬头，中日关系倒退，“对我们打击很大，但我们顶住了逆流，坚持对华友好”。他还提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访华，想见一些老朋友，但回答说都生病了，不能见，我们感到不可思议，这分明是在说谎话。当时对华关系也一度陷入低潮，但我们克服了困难，保持着对华联系的友好纽带。”

    清水和松山芭蕾舞团在中日建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72年，上海舞蹈团200余人带着芭蕾舞剧《白毛女》访问东京，给日本带来了轰动。当时钱世锦是乐队的小提琴手，他在《档案春秋》杂志上撰文回忆称，负责接待中方芭蕾舞团的正是松山，他对清水正夫印象深刻。“清水当时留着一把大胡子，据说他曾发誓，不亲眼目睹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不把胡子刮掉。”

    上海芭蕾舞团的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甚至引发了日本文艺爱好者争唱“北风吹，雪花飘”的热潮。就在芭蕾剧院的走廊中，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华与观看演出的日本自民党、社会党、公民党代表等政府重要人士展开了“走廊外交”。

    但在中国团员落脚的酒店和排练场周围，经常有反对中日亲善的宣传车来往，也有人手持标语抗议。为了防止有人扔燃烧弹破坏演出，松山的年轻演员穿着戏服、拿着浸湿的毛毯等在台侧，随时准备冲上台扑灭燃烧弹。松山的中国成员郑一鸣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舞团想得特别周到：让化妆的演员上台拿走燃烧弹，就不会影响演出。

    清水正夫一生访华上百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接待。中国几代国家领导人都观看过松山表演的《白毛女》。

    清水正夫的妻子松山树子也挚爱中国，她经常对郑一鸣说：“我这么喜欢中国，也许我的祖先就是中国人，不然为什么我的个子这么高呢。”

    “谢谢你排演了《白毛女》”

    松山芭蕾舞团成立于1948年，以台柱松山树子的名字命名，团长就是清水正夫。成立之初，他们到处寻找具有人情味的创作题材，偶然看到了周总理送给日本友好人士的中国电影《白毛女》，当时该片只能在东京秘密放映。清水夫妇看了多次，深受感动，迫不及待地着手将它改编成芭蕾舞剧，1955年首次在东京上演。1958年这部舞剧来到中国，引起了轰动，上海芭蕾舞团排演《白毛女》时就曾大量借鉴“松山版”的经验。

    松山树子说过：“白毛女与日本农民有本质上的联系。我确信《白毛女》所写的对旧社会的憎恨不单是中国人民的憎恨，同时也是日本人民的憎恨、全世界人民的憎恨。”

    郑一鸣告诉记者，在日本皇室的一次游园会上，美智子皇后亲口告诉松山树子：“谢谢你排演了《白毛女》。”

    田汉曾为《白毛女》写下剧评：“日本芭蕾舞演员的演出活动主要靠自己艰苦努力，一般得不到什么支持和帮助。每一次在城市演出，除了高额的戏院租金外还得忍受近50%的捐税。松山树子就说过，‘我们的芭蕾不是单单供奉有钱人的芭蕾，而是勤劳人民的芭蕾，给勤劳人民以欢悦和力量的芭蕾’！她的团队也贯穿着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女演员发39度高烧、男演员负伤也不肯离开舞台。

    正因如此，松山的《白毛女》包含的力量，是一些中国芭蕾舞演员无法超越的。“他们的芭蕾不是卖弄技术，而具有别人难以达到的感染力和战斗性。”田汉说。

    《白毛女》是最长情的纪念

    “清水正夫是二战后第一批中日友好人士，他是那代人中最年轻的一个。2008年他去世后，那个时代结束了。他们这代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赎罪心理。”郑一鸣感慨地告诉记者。

    然而清水正夫的儿子哲太郎不仅继承了松山，也继承了对华友好的信念，成为新一代“最爱中国的日本人”。

    中国芭蕾舞演员白秀峰在《炎黄纵横》杂志上撰文回忆，松山12次来华演出，基本都是在中央芭蕾舞团练功，清水正夫看到该团的大楼后十分感慨，说：“你们太幸运了，能在这里专心跳舞，我们无法相比。不过朋友们可以相信，在东京有个小小的解放区，那就是我们的松山芭蕾舞团。”不久后，他把独子哲太郎送到了中央芭蕾舞团学舞。

    年龄相仿的清水哲太郎与白秀峰等人成了好友。“舞团边上的南横街有家小饭铺，虽然顾客都是附近拉板车的劳动人民，但供应的‘老三样’——油酥火烧、猪头肉和馄饨相当出色，是我们这些小伙子的所爱。寒冷的北京冬夜，晚间陪练完，我们常跟小清水他们成群结队地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去光顾这家小饭馆，有时顾客喝醉酒相互叫骂摔酒瓶子，浑然不知有‘外宾’在场！”

    多年后，已成为国际知名芭蕾舞家的清水哲太郎携松山团来华演出，还对接待人员说，不想在北京饭店吃宵夜，想去南横街去吃“老三样”。

    郑一鸣告诉记者，清水哲太郎曾多次表示，在中国的留学经历对他影响很大。清水哲太郎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政治评价，但当时全中国洋溢的热情、改造世界、一心为公的精神影响了他一生。如今担任剧团编舞的他创作过多部与中国有关的舞蹈，妻子森下洋子67岁高龄仍在舞台上演绎着“喜儿”。

    “松山是中日民间外交的旗帜”

    “在中日民间外交中，松山芭蕾舞团是一面旗帜。”尹建平感念松山60年不变的“长情”，他说，“无论中日关系如何，他们都是铁杆的亲华派。如果我们把这群人淡忘了，那就太不应该了。”

    1994年，同为中国北京艺术团成员的郑一鸣正式加入了松山，如今在北京运作松山芭蕾舞教室，每年都回日本参与剧团演出。他说，松山的很多年轻演员原本对中国没有特殊感情，但在松山浸润久了，也成了真心热爱中国的人。

    作为松山唯一的中国人，郑一鸣告诉记者：“有些同期去日本的中国人进入日本公司后觉得不舒服，感觉同事不友好，这个我从没感受过，反而觉得特别愉快。团里的人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对我更好，在各方面都关照我。”

    郑一鸣发现，松山团能把《白毛女》跳得那么感人，是因为在技术之外，还会对团员进行一两年的政治教育。“教育内容就是抗日战争，比如‘大春’是八路军，他们就会告诉团员八路军是怎样的队伍，以及诞生了《白毛女》的延安文艺大会。”教育内容还包括卢沟桥、“九一八”，而第三版《白毛女》在日本试演那天正是9月18日，剧场中很多旅日华人既感动又震撼，难以相信日本还有对华如此友好的团体。

    不过郑一鸣透露，在演出之前，清水哲太郎也做好了被“砸场”的心理准备。几年前，日本右翼曾放话要炸毁松山芭蕾舞团，清水哲太郎就让全团穿上白衣站在路边。他告诉右翼分子，如果敢把炸弹扔过来，就让全团扑上去。

    “艺术家的心理坐标就是向真、向善、向美，通过舞蹈让人们体验艺术，始终不渝地坚持中日友好的真谛。”尹建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