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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07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二战后,日本核爆受害者沦为“活标本”

本报记者 张宝钰 《 青年参考 》( 2015年10月07日   28 版)

    1945年秋,长崎市内即景。

    接受治疗的原子弹受害者

    ABCC在日本某地建立的秘密设施

    日美两国研究者针对原子弹破坏效应进行了大量研究

    为研究核武器的危害,美国于二战后在广岛、长崎秘密开展调查。20余年间,数以万计的核爆受害者作为“标本”,为美方提供了大量资料,却未能得到必要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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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6日,美军投放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轰然炸响,3天后,长崎也在核爆中化为废墟。这两座城市中数以万计的居民,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核武器受害者。

    战争结束后,美国研究人员随占领军进驻日本,成立了调查核武器破坏效应的专门委员会,分析原子弹爆炸后究竟会对人体产生何种危害,但相关资料一直未曾公开。

    今年8月,美国作家苏珊·索萨德历经10年采写,出版了《长崎:核战争之后的生活》一书,揭开了美方以日本平民为“标本”,秘密研究核武器危害的内幕。

    神秘人寻访核爆受害者

    1945年8月9日,15岁的日本女孩峰子在三菱公司位于长崎的工厂里劳作。午休时间还没到,一道闪光和强烈的冲击波,让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戛然而止。

    原子弹爆炸瞬间,峰子手足无措,眼睁睁地看着混凝土墙壁在面前坍塌。在这场灾难中,她严重烧伤,后脑被一块玻璃击中,更多碎片刺入她的全身。更可怕的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峰子和许多市民一样,落入了辐射病的魔掌——周身出现大量紫斑,毛发几乎全部脱落……没人知道这种怪病如何治疗。因为羞愧,她不敢走出家门一步。

    经历了5年的煎熬,峰子的人生突然迎来了“转机”。她记得,当时家里的柿子树刚开始重新发芽,她的伤还未痊愈。“我都想放弃了,这时,一辆外国汽车出现在门口。”

    “车上下来的人跟我说,‘我们是原子弹伤亡调查委员会(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简称ABCC)派来的,想了解你的病情,希望你配合’。”峰子回忆道。

    在接受苏珊·索萨德采访前,峰子并不清楚,这群不速之客奉美国政府之命而来,他们此行的真实目的不是救助像她这样的原子弹受害者。

    虽然率先开发出原子弹并将其投入实战,但彼时的美国对这种新式武器到底有多大破坏力不甚明了。

    因此,索萨德在专著中指出,“为弄清原子弹攻击对人体的真实伤害”,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在日本成立原子弹伤亡调查委员会。1975年,该机构被日方接管,更名为辐射效应研究基金会(Radiation Effects Research Foundation,简称RERF)。28年间,受美国占领当局指挥的研究人员在广岛、长崎展开秘密调查,存储了近12万份核爆受害者的资料。然而,无论是他们的具体行动还是研究结论,从未被详细公开。

    调查对象犹如“活标本”

    由于假想敌苏联当时也在进行核开发,美国迫切地希望知道原子弹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对人体的伤害。“美国把日本的两次核爆视为非常重要的核辐射研究,通过ABCC收集的资料可以确定多大剂量的辐射会影响人的健康,为美国今后的核辐射防控体系制定标准,还能为军事、医学和科研等提供有力的一手信息。”索萨德写道。

    美方的动机决定了,受害者们终将发现,他们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只是海市蜃楼。

    核爆发生时,14岁的松本富子正在上学,距离核爆中心不到两公里。热浪让她全身的皮肤在短时间内破裂、脱落。受制于医疗条件,包括富子在内的大量核爆幸存者,被当地医院当成烧伤患者处理。

    两座城市之外,更多的日本人不明白,一颗小小的炸弹怎能把城市夷为平地?即便是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面对病患大量脱发、白细胞急剧降低等症状,也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

    此后数年,富子和峰子一样,出现在ABCC的研究所里。她告诉日本《每日新闻》报,“美国人的吉普车每月去一趟学校,带走4个同学。在郊外山上的一处研究设施里,我们被要求穿上白大褂。‘医生’没有太多话,只是不停地拍照片和做记录。”

    “检查结束,工作人员会按照日本习俗,送给每人一份小礼物,再派车送回家中。这种做法看似体贴,但大家都非常失望——在对方眼中,我们不是需要救治的病人,而是供ABCC或者说美国政府研究的‘活标本’。”峰子对此忿忿不平。

    相关档案显示,ABCC设在长崎的第一处办公地点在码头附近,后来不断扩张。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成千上万的核爆幸存者被“请进”他们的大门,而后被拍照存档,并被询问核爆时他们所在的位置以及健康状况。苏珊·索萨德表示,ABCC的行动并未得到日本政府授权,但考虑到当时的日本处在美国军管之下,参与研究者根本没有选择。

    美方的独断专行令日本人敢怒不敢言——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惨烈伤亡,美方把控的ABCC打着科学调查的旗号,真正进行的却是服务于军事目的的研究,而非人道主义的医疗活动。恐惧和厌恶遂成为日本民间长期以来对ABCC的普遍态度。

    美国政府极力回避责任

    通读《长崎:核战争之后的生活》一书可以发现,ABCC自身矛盾重重。虽然由美国牵头,但在人员构成上,该机构吸收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和日本国家卫生研究所两路人马,实际控制权归属美国——资金来自美国,调研结论也直接向华盛顿汇报。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介绍,ABCC内部的美日两派存在着明显的不信任,美国怀疑日方夸大核辐射的危害,日方则担忧美国抹煞核辐射带来的健康风险。

    更关键的是广岛、长崎两地的后续救援事宜。在美方看来,这不啻为一场政治博弈。原因不难想见:美国若出面为受害者进行治疗,等于间接承认自己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身为战胜一方,美国政府显然无意这样做,更不会为两场核爆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改造”的过程中,日本的核开发以及航空器的研究活动均被叫停,任何有关核辐射危害的说法均被禁止,媒体上不得出现相关报道。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报告中坚称,距原子弹爆炸点两公里和更远的地区,“不会受到核辐射影响,引发疾病的概率亦可忽略不计”。

    正如日本媒体从业者池上善彦指出的,战后初期,日本“不被允许”出现反核运动,哪怕是一篇有关核辐射危险的新闻稿,也在被封杀之列。

    这种欲盖弥彰终归不能长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不断恶化的受害者,以及民间出现的恐核、反核声浪,开始倒逼美日高层。1953年1月,“原爆禁忌”被解除。在广岛,医生们与广岛县、广岛市政府一起开展会诊工作,从1954年开始,每个月都会举行联合会诊。

    在ABCC的大门内,美日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些日本医生悄悄打破禁令,开始为核爆受害者提供实质性治疗,有时在ABCC的设施内进行,有时直接去受害者家中诊治。

    仍有数千人活在阴影下

    眼见机构内部的气氛愈发紧张,ABCC长崎分院的第三任院长詹姆斯·山崎着手斡旋。山崎是美籍日裔人士,早年曾作为美国陆军作战队的军医出征北欧。作为ABCC长崎分院里唯一一名懂日语的美国医生,山崎意识到,当时的状况必须有所改变。

    他联系上了长崎医科大学,对本地的核爆受害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治疗。此间,山崎的团队接触到大量罹患小儿畸形、先天性心脏病、精神和发育障碍的儿童。根据他的回忆,战争已结束多年,但长崎的很多母亲始终不清楚,自己的孩子在孕中就已受到核辐射影响,“很多人得知噩耗后,声嘶力竭地斥责我,为什么当初不让她们知晓”。

    在1972年公开的一篇论文中,山崎坦承,核爆发生时,8~15周的胎儿中有89%受到强辐射影响,导致身体畸形;这些孩子长大后,在智力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受损迹象。

    1961年,美国政府终于调整了立场。此后,ABCC每接受一位核爆幸存者,都有义务为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

    过了整整半个世纪,2011年,已改名为辐射效应研究基金会的这一机构,披露了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份资料。资料显示,广岛、长崎核爆发生后,约有1.3万人遭遇了污染性极强的“黑雨”,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这方面的记录。“黑雨”含有大量硫化物,气味刺鼻,具有强烈腐蚀性,可以毁坏花草和车漆,其中的放射性物质是导致辐射病的重要元凶。

    201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70年之际,国际红十字会宣布,日本各地的医疗机构目前仍在治疗数以千计的核爆幸存者,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应被外界遗忘。近些年公开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14年3月,已有至少2/3的核爆幸存者因癌症离世。

    这一切都印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等人的表态:广岛和长崎上空的蘑菇云早已消散,但其对亲历者身体和心灵造成的伤害至今没有消失。

 

二战后,日本核爆受害者沦为“活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