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核爆受害者沦为“活标本”

    为研究核武器的危害，美国于二战后在广岛、长崎秘密开展调查。20余年间，数以万计的核爆受害者作为“标本”，为美方提供了大量资料，却未能得到必要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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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8月6日，美军投放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轰然炸响，3天后，长崎也在核爆中化为废墟。这两座城市中数以万计的居民，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批核武器受害者。

    战争结束后，美国研究人员随占领军进驻日本，成立了调查核武器破坏效应的专门委员会，分析原子弹爆炸后究竟会对人体产生何种危害，但相关资料一直未曾公开。

    今年8月，美国作家苏珊·索萨德历经10年采写，出版了《长崎：核战争之后的生活》一书，揭开了美方以日本平民为“标本”，秘密研究核武器危害的内幕。

    神秘人寻访核爆受害者

    1945年8月9日，15岁的日本女孩峰子在三菱公司位于长崎的工厂里劳作。午休时间还没到，一道闪光和强烈的冲击波，让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戛然而止。

    原子弹爆炸瞬间，峰子手足无措，眼睁睁地看着混凝土墙壁在面前坍塌。在这场灾难中，她严重烧伤，后脑被一块玻璃击中，更多碎片刺入她的全身。更可怕的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峰子和许多市民一样，落入了辐射病的魔掌——周身出现大量紫斑，毛发几乎全部脱落……没人知道这种怪病如何治疗。因为羞愧，她不敢走出家门一步。

    经历了5年的煎熬，峰子的人生突然迎来了“转机”。她记得，当时家里的柿子树刚开始重新发芽，她的伤还未痊愈。“我都想放弃了，这时，一辆外国汽车出现在门口。”

    “车上下来的人跟我说，‘我们是原子弹伤亡调查委员会（Atomic Bomb Casualty Commission，简称ABCC）派来的，想了解你的病情，希望你配合’。”峰子回忆道。

    在接受苏珊·索萨德采访前，峰子并不清楚，这群不速之客奉美国政府之命而来，他们此行的真实目的不是救助像她这样的原子弹受害者。

    虽然率先开发出原子弹并将其投入实战，但彼时的美国对这种新式武器到底有多大破坏力不甚明了。

    因此，索萨德在专著中指出，“为弄清原子弹攻击对人体的真实伤害”，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在日本成立原子弹伤亡调查委员会。1975年，该机构被日方接管，更名为辐射效应研究基金会（Radiation Effects Research Foundation，简称RERF）。28年间，受美国占领当局指挥的研究人员在广岛、长崎展开秘密调查，存储了近12万份核爆受害者的资料。然而，无论是他们的具体行动还是研究结论，从未被详细公开。

    调查对象犹如“活标本”

    由于假想敌苏联当时也在进行核开发，美国迫切地希望知道原子弹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以及对人体的伤害。“美国把日本的两次核爆视为非常重要的核辐射研究，通过ABCC收集的资料可以确定多大剂量的辐射会影响人的健康，为美国今后的核辐射防控体系制定标准，还能为军事、医学和科研等提供有力的一手信息。”索萨德写道。

    美方的动机决定了，受害者们终将发现，他们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只是海市蜃楼。

    核爆发生时，14岁的松本富子正在上学，距离核爆中心不到两公里。热浪让她全身的皮肤在短时间内破裂、脱落。受制于医疗条件，包括富子在内的大量核爆幸存者，被当地医院当成烧伤患者处理。

    两座城市之外，更多的日本人不明白，一颗小小的炸弹怎能把城市夷为平地？即便是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面对病患大量脱发、白细胞急剧降低等症状，也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

    此后数年，富子和峰子一样，出现在ABCC的研究所里。她告诉日本《每日新闻》报，“美国人的吉普车每月去一趟学校，带走4个同学。在郊外山上的一处研究设施里，我们被要求穿上白大褂。‘医生’没有太多话，只是不停地拍照片和做记录。”

    “检查结束，工作人员会按照日本习俗，送给每人一份小礼物，再派车送回家中。这种做法看似体贴，但大家都非常失望——在对方眼中，我们不是需要救治的病人，而是供ABCC或者说美国政府研究的‘活标本’。”峰子对此忿忿不平。

    相关档案显示，ABCC设在长崎的第一处办公地点在码头附近，后来不断扩张。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成千上万的核爆幸存者被“请进”他们的大门，而后被拍照存档，并被询问核爆时他们所在的位置以及健康状况。苏珊·索萨德表示，ABCC的行动并未得到日本政府授权，但考虑到当时的日本处在美国军管之下，参与研究者根本没有选择。

    美方的独断专行令日本人敢怒不敢言——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惨烈伤亡，美方把控的ABCC打着科学调查的旗号，真正进行的却是服务于军事目的的研究，而非人道主义的医疗活动。恐惧和厌恶遂成为日本民间长期以来对ABCC的普遍态度。

    美国政府极力回避责任

    通读《长崎：核战争之后的生活》一书可以发现，ABCC自身矛盾重重。虽然由美国牵头，但在人员构成上，该机构吸收了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和日本国家卫生研究所两路人马，实际控制权归属美国——资金来自美国，调研结论也直接向华盛顿汇报。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介绍，ABCC内部的美日两派存在着明显的不信任，美国怀疑日方夸大核辐射的危害，日方则担忧美国抹煞核辐射带来的健康风险。

    更关键的是广岛、长崎两地的后续救援事宜。在美方看来，这不啻为一场政治博弈。原因不难想见：美国若出面为受害者进行治疗，等于间接承认自己是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身为战胜一方，美国政府显然无意这样做，更不会为两场核爆承担任何责任。

    此外，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改造”的过程中，日本的核开发以及航空器的研究活动均被叫停，任何有关核辐射危害的说法均被禁止，媒体上不得出现相关报道。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报告中坚称，距原子弹爆炸点两公里和更远的地区，“不会受到核辐射影响，引发疾病的概率亦可忽略不计”。

    正如日本媒体从业者池上善彦指出的，战后初期，日本“不被允许”出现反核运动，哪怕是一篇有关核辐射危险的新闻稿，也在被封杀之列。

    这种欲盖弥彰终归不能长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不断恶化的受害者，以及民间出现的恐核、反核声浪，开始倒逼美日高层。1953年1月，“原爆禁忌”被解除。在广岛，医生们与广岛县、广岛市政府一起开展会诊工作，从1954年开始，每个月都会举行联合会诊。

    在ABCC的大门内，美日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一些日本医生悄悄打破禁令，开始为核爆受害者提供实质性治疗，有时在ABCC的设施内进行，有时直接去受害者家中诊治。

    仍有数千人活在阴影下

    眼见机构内部的气氛愈发紧张，ABCC长崎分院的第三任院长詹姆斯·山崎着手斡旋。山崎是美籍日裔人士，早年曾作为美国陆军作战队的军医出征北欧。作为ABCC长崎分院里唯一一名懂日语的美国医生，山崎意识到，当时的状况必须有所改变。

    他联系上了长崎医科大学，对本地的核爆受害者提供力所能及的治疗。此间，山崎的团队接触到大量罹患小儿畸形、先天性心脏病、精神和发育障碍的儿童。根据他的回忆，战争已结束多年，但长崎的很多母亲始终不清楚，自己的孩子在孕中就已受到核辐射影响，“很多人得知噩耗后，声嘶力竭地斥责我，为什么当初不让她们知晓”。

    在1972年公开的一篇论文中，山崎坦承，核爆发生时，8～15周的胎儿中有89%受到强辐射影响，导致身体畸形；这些孩子长大后，在智力方面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受损迹象。

    1961年，美国政府终于调整了立场。此后，ABCC每接受一位核爆幸存者，都有义务为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

    过了整整半个世纪，2011年，已改名为辐射效应研究基金会的这一机构，披露了上世纪50年代的一份资料。资料显示，广岛、长崎核爆发生后，约有1.3万人遭遇了污染性极强的“黑雨”，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这方面的记录。“黑雨”含有大量硫化物，气味刺鼻，具有强烈腐蚀性，可以毁坏花草和车漆，其中的放射性物质是导致辐射病的重要元凶。

    201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爆炸70年之际，国际红十字会宣布，日本各地的医疗机构目前仍在治疗数以千计的核爆幸存者，他们的健康状况不应被外界遗忘。近些年公开的资料显示，截止到2014年3月，已有至少2/3的核爆幸存者因癌症离世。

    这一切都印证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等人的表态：广岛和长崎上空的蘑菇云早已消散，但其对亲历者身体和心灵造成的伤害至今没有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