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足球圣地”冲出历史阴云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国家体育场曾是足球圣地，也在军人统治的年代见证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光明与黑暗、欢笑和哀痛融入草坪与看台，将同一代人的命运起伏联系在一起。

    北京时间7月5日凌晨，2015年美洲杯决赛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国家体育场落幕。东道主在120分钟内0比0战平阿根廷，最终在点球大战中以4比1取胜，夺得冠军。

    这是智利国家队在历史上首次捧起美洲杯，近80岁高龄的国家体育场也随之成为欢乐的海洋，再现了本届杯赛揭幕战时的盛景。欢呼声中，惟有体育场北侧球门后面一片空荡荡的座椅和破落的水泥看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似乎在等待一些永远不会归来的球迷。

    在许多年长些的智利人心中，国家体育场是足球圣地，更是历史的地标。40多年前，它曾见证军政府黑暗统治下的暴行；欢笑与哀痛，从此与这座建筑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从观赛者到阶下囚

    “这座体育场是皮诺切特政权残酷统治的象征。在那里，他们对我们做的坏事无法用语言形容。如今，这里重新成为球迷的乐园。”42年前的那场军事政变后，雷内·卡斯特罗以阶下囚而非观赛者的身份，在智利国家体育场内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与之相应，体育场当时也扮演起双重角色：一方面是智利国足的主场，另一方面是政治犯们的集中营。

    1973年9月，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被军事政变推翻。篡权后的两个月间，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为首的军政府把体育场改造成临时监狱，将超过两万名“异己分子”监禁于此。尽管受害者的具体名单已不可考，但有记录显示，至少41名囚犯在此期间被处决。

    和时年32岁的卡斯特罗一样，许多被关押者曾是国家体育场的常客。这座1938年启用的混凝土建筑早在1962年智利世界杯时就已名扬四方，上演过无数场惊心动魄的绿荫对决。在卡斯特罗的记忆中，即便身陷囹圄，狱友们仍利用各种机会，彼此交流观赛心得。

    更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当年11月——尽管国家天翻地覆，智利与苏联的一场世界杯资格赛还得按计划进行；曾是阿连德盟友的莫斯科借机发难，要求国际足联展开调查。

    国际足联官员抵达体育场当日，多数囚犯被驱赶到看台下方的更衣室里。卡斯特罗说，看守们把子弹上膛，喝令他们保持安静。只有少数人留在露天区域，作为其中一员，菲利普·阿圭罗向来访者大喊：“往这边看！”“然而，那些家伙似乎只关心草坪的状态。”他表示。

    彼时，21岁的阿圭罗还在大学读书，因为参加前总统阿连德所属左翼政党的周边组织而受到了牵连。如今，他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在圣地亚哥的合作伙伴，负责人权事务。被囚禁在体育场的一个月间，他几乎每天都会遭到拷问，甚至被看守拽着头往水泥墙上猛撞。因为全身上下不断被电击和烫伤，阿圭罗说：“过了很长时间，我的知觉才恢复正常。”

    历史幽灵挥之不去

    尽管在国家体育场留下了惨痛的记忆，那些曾饱受迫害的人们，大都强烈支持发挥前者作为文化和娱乐场所的作用。近些年来，体育场历经整修，一次次成为时尚派对和音乐会的举办地，并继续充当着一系列重大赛事的舞台，其中就包括本届美洲杯的6场比赛。

    军政府统治晚期，智利当局就已开始着手重塑国家体育场的形象。1988年，在终结皮诺切特统治的全民公决中，这里是主投票站。1990年，为庆祝帕特里斯奥·埃尔文当选军人统治结束后的第一位民选总统，这里又举行了大型政治集会，时任美国参议员的爱德华·肯尼迪等嘉宾出席了仪式。

    此后的岁月中，每当智利政府换届，国家体育场就会向选民们敞开大门。当然，在未曾经历过军事统治的年轻一代看来，它之所以“老当益壮”，首先还是拜各类赛事所赐。

    年长一些的智利人则认为，体育场作为历史地标的价值理应受到更多重视。阿圭罗说：“希望政府多努力，使国家体育场成为真正的纪念碑。只有这样，人们才不会轻易忘记过去。”

    目前，除了在北侧球门后保留空位，并在场馆大门外建立主题雕塑外，体育场的看台下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展示厅，其中陈列着那个极端年代的物件和照片，像幽灵一样警示着来访者。

    雷内·卡斯特罗认为，“歇斯底里的”心态催生了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自己家中，这位74岁的老人描述了受害者们被要求双手撑墙立定，忍受士兵用枪托猛击他们腰部的经历。“对方不断逼问：‘枪支在哪里？你们的阴谋是什么？你的同伙是谁？’我无法回答。”他说。

    伤痛远去，思念犹存

    1973年，罗伯托·纳瓦雷特还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在那场由华盛顿支持的反政府叛乱中，他坚持在圣地亚哥的贫民区提供急救服务，直到被军警开枪击伤手臂并被捕。随后数日，他不仅未得到救治，反而数次遭到毒打。直到从体育场内的“集中营”转入另一所监狱，他才有解脱的感觉，得到了些许人道待遇。此间，纳瓦雷特观看了智利队“击败”苏联队的那场世界杯预选赛——由于国际足联拒绝对军政府施压，苏联球员根本没出场。

    即便如此，国际足联还是要求智利队打进一球，以拿到翌年的世界杯入场券。于是，智利队员穿着齐整，郑重其事地在中场排成一排，挥手致意，随即经过9次传球，将球打入无人防守的空门，只用19秒便宣告取胜。重获自由后，纳瓦雷特流亡英国并从事科研工作。按照他的说法，“我记得自己边看比赛边思考。除了‘闹剧’，还能用什么形容这一切呢？”

    智利重建民主后，纳瓦雷特多次故地重游，每当身处国家体育场中央，他都要经历激烈的情感起伏。“环顾四周，往事涌上心头。而今，对过去的一切，我已释然于心。”过去一个月间，他密切关注着智利国家队的战绩，并为在英超阿森纳队效力的前锋桑切斯加油助威。

    另据史料记载，1973年智利军事政变期间，美国公民、社会活动家弗兰克·泰鲁奇于国家体育场遇害。他人生的最后岁月，曾借助1982年的影片《失踪》得到重现。

    泰鲁奇的妹妹简妮思如今是墨西哥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2007年，她首次访问圣地亚哥，一接近体育场，脚步就变得僵滞起来。不过她坦承，尽管这里曾是暴政的同义词，但体育赛事、音乐会以及民主政治纷纷回归，而且能为大众所充分享受的事实，依然令人欣慰。简妮思还说，只要包括她哥哥在内的那些被虐待、被杀害的人不被忘却，她就没有遗憾。

    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简妮思将智利国家体育场比作一条纽带，称其连接着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和为社会公平而奋斗的人士。“从根本上讲，”她写道，“哥哥的牺牲正是因此而不朽。”

    ▋美国《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