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学者：简便的重金属检测，让国人放心吃

    有了孩子后，先后在欧洲和美国留学9年的物理学博士后刘明，开始关注起“食品重金属污染”问题。他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开发出家用的重金属检测仪器，还在微信平台上推出相关服务，希望能让老百姓吃得安全、放心。

    重金属危险“就在身边”

    利用微信公众号平台为用户提供“爱快检”重金属检测服务后，刘明才真正直观地感受到食品重金属污染问题的严重性。

    虽然国家已下大力度监管、整顿食品市场，但用户送来的食物中，仍有不少检出了重金属——从胡萝卜、葡萄干到每天离不开的主食大米，就连某个大品牌的龙井茶都含有大量铝，摄入过多会导致帕金森症。党参、当归、枸杞等中草药也出现过问题。

    而一部分所谓的绿色食品也不见得靠谱。有机食品价高量少，一些无良业者靠承包生产有机食品的土地拿到相关资格，然而真正出售的，是贴着绿色食品标签的非有机食品。对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手段，普通消费者根本没办法鉴别。

    “土壤和水被重金属污染，后者被植物的根系吸收，进而被人体摄入。重金属就是慢性毒药，长期积累，然后在某一个时间点爆发。”刘明说，人体无法代谢重金属元素，它对神经系统有很强的损害，会让人变得迟钝。

    刘明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国内普遍重视农药残留问题，却对重金属知之甚少。但随着深圳血铅儿童、“镉大米”等事件不断被曝光，这个问题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深圳血铅儿童的概率大约是3%，但对每个受害的家庭和孩子而言，损失就是百分之百的。事故发生后亡羊补牢，伤害已经造成了。”初为父母的刘明夫妇，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吃得踏实”的重要性。

    “以前中国人穷，没条件考虑远期风险，只能将就着先顾眼前，填饱肚子再说。”刘明说，“现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有了这个条件，却没办法讲究。”

    在目前条件下，公众如果选择相关机构检测重金属，只能单独就某一种或几种元素提出申请，每种收费150元，还得等5个工作日。100多元买来的奶粉花上千元去检测显得有些荒谬，而且这种检测只对样品负责，概不退还。

    因此，当刘明萌生在这个领域创业的念头时，妻子“没有任何犹豫”就支持他了。在这对夫妻看来，“科技以人为本，技术不是发文章、谈问题，而是要找出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让检测手段从实验室走向家庭

    北京大学物理学本科，1997年大三时被保送到瑞典皇家工学院留学，2004年赴美国读博士后，2006年回国后先后在高校、国企、外企工作……从无可挑剔的履历来看，刘明是当之无愧的“学霸”。

    因此，他从事这项“智力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的事业顺理成章，不会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他也尽量将工作安排在工作日的晚上，争取周末能在家陪伴孩子，更好地平衡事业与家庭。

    2013年，刘明着手利用业余时间研发重金属检测仪器，2014年就有了初步成果并成立公司。“以前没有民间组织做这件事，它对行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他认为。

    在推出的“爱快检”服务中，用户只需将要检测的物品邮寄过来，花19.9元的检测费用，就能在手机上收到完整全面的检测报告，而且样品不会被污染，还能继续使用。

    “以前，有不少非专业的顾客告诉我，很多机构出的报告太专业，不容易看懂，所以我认为民用设备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他们关心的问题——这是什么东西？怎么操作？安不安全？”经过不断的产品改进、降低成本，刘明推出的家庭型重金属检测仪体积更小、速度更快、价格更低，摁一下屏幕几秒钟就可以出结果，价格约一两万元。他希望“让检测手段从实验室走向家庭，就像古人用的银筷子，非常方便”。

    地沟油问题集中曝光时，刘明曾计划开发带有传感器的筷子，帮人们保护自己，但身边的朋友纷纷表示，这么做就没法出去吃饭了，因为不少小馆子的菜只能眼不见为净。食物的重金属检测也面临同样的难题。

    如今，刘明已着手与食品供货商探讨合作事宜，计划在北京市内各处布点，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茶叶、油品和水果蔬菜。在他看来，“检测不是目的，目的是提供安全的选择，解决健康问题”。

    “好山好水就是生产力”

    在瑞典留学期间，刘明走访过不少欧洲国家。它们的食品安全标准、监管都十分严格，吃有机食品的观念早已普及。所以，刘明更加坚定了学成回国的决心，让国人也吃上安全、健康的食品，培养国人注意食品安全。2006年，而立之年的刘明毫不犹豫地回国，恰逢中国迎来了大发展的时代。

    “联想收购IBM的PC部，对美国冲击非常大；申奥成功、载人飞船上天更是让欧洲和日本为之震撼。”见识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刘明告诉《青年参考》记者，“所有人都在谈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时至今日，刘明仍对自己当初在“人生关键时刻”的正确选择感到庆幸和感慨。

    十几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末他在北京读书时，北大同学毕业后最大的愿望是攒一万多块钱、买一台自己的电脑，当时能进华为赚每月4000元已是高薪；而中关村那时每平方米6000元的房价，如今更是翻了10倍。当时班里最优秀的学生学了高能物理，却在美国经济衰退、削减科研经费时不得不谋求转型；在美国熬到拿绿卡再回国的海归，发现时代变迁后买房成了难事。

    “人生需要踩住正确的时间点。个人努力在大时代面前太微不足道了。”他十分感慨，“游戏规则随时在变，成功无法复制，很难重复前人的路。”

    在妻子看来，创业就是不断投入的过程，“摸着石头过河，急不得”。但刘明对这个市场信心十足，打算在今年年底前实现全面盈利。

    “富起来的人都想活得长久、健康，普通家庭也可以从孩子做起，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中国人有节俭的传统，75%的钱花在最后几年。但因病致贫是无底洞。与其把钱花在治病上，不如用来吃好的食物。”

    贵的东西不一定安全，但安全的东西由于产量小、甄别难，价格通常比较贵。毕竟在中国，“没污染的土地是稀缺资源”。刘明认为，随着人们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重金属检测也会完成“从奢侈品到必需品的变化”。就像一开始卖四五千元的苹果手机消费者接受不了，但现在观念已转变，电脑便宜、手机贵成为常态。

    “好山好水本身就是生产力。”他对《青年参考》记者说，安全食品的市场很大，中国人将来都会选择安全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