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图书猎人》：美国曾是盗版商乐园

    在国际版权保护机制尚不完善的年代，美国曾是盗版商的乐园，并催生了以外国畅销书为目标的“图书猎人”。时隔百余年，其中的种种逸闻趣事，终于借一部小说重见天日。

    当国际版权法尚未成型，国际图书市场处在“洪荒岁月”之时，外文译本为出版商提供了一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乐园。后世的文艺史学家和小说家，也乐于从中寻觅灵感。

    上个月，一本名为“the last Bookaneer”的小说在美国上市，引发了诸多评论家和历史学者的兴趣。其中的“Bookaneer”是作者马修·珀尔自创的新词，连《牛津大词典》也不曾收录。从作者意图和书中内容判断，这个词汇指代的是曾经真实存在的一类角色——“图书猎人”。

    什么是图书猎人？他们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生僻的词汇引发了无尽遐想。事实上，该书曲折情节背后隐藏的，是19世纪前后国际图书出版业中一段比小说更精彩的历史。

    从小说中读出的历史真实

    根据美媒的说法，《最后的图书猎人》“用离奇的笔触”描述了达文波特和贝利亚两位主角，想尽一切办法前往南太平洋中部的萨摩亚岛的经历。孤岛上，英国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声称正在完成毕生最后一部小说。两位图书猎人都想赶在对手到达前拿到书稿，以交给纽约的出版商，换取巨额悬赏。为此，他们勾心斗角、奇计百出。

    马修·珀尔表示，书中大部分情节都以史为据，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也确有其人，《金银岛》、《化身博士》等长篇小说都是他的得意之作。耐人寻味的是，史蒂文森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确实是和家人在萨摩亚岛过着半隐居的日子。

    这在无形中增加了这部小说的可信度和说服力。美国1776年建国后，就各个领域颁布了明确的法律条令，但就出版业来讲，当时的美国不承认外国书籍的版权。换句话说，如果你是英国作家，美国出版商就可以自由且免费地出版你的作品——不用取得原作者许可和支付税费。可能的挑战只有一个：出版商要尽早拿到底稿，并把它印刷发售。

    《纽约时报》指出，由于当时英国的文化产业在全球绝对领先，该国的书籍在美国市场最好卖。图书猎人可谓这一环境下的必然产物，他们中有专业的出版商，在英国各地打探行情；还有为出版商服务的中间人，负责在第一时间搞到新鲜的手稿，转交美国老板。

    如果单看行为，这伙人俨然是一群现代意义上的“盗版贩子”，但参照当时的法律，他们的做法并未违法。直到1891年7月1日，美国颁布《国际版权法案》，开始对外国作品提供版权保护，要求本国商人在出版外国书籍时拿到许可并支付稿酬，类似现象才算告一段落。

    简单地讲，《最后的图书猎人》描述了两位图书猎人为赶在《国际版权法案》生效前拿到史蒂文森的最新作品而争斗的故事。

    宽松法律催生“盗版之国”

    英国《独立报》提到，美国独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由于英美没有签署互惠协议，美国又不保护外国作者的版权，19世纪前后的美国书商显得格外嚣张，他们借助图书猎人搜刮到查尔斯·狄更斯和托马斯·哈代等人的最新作品，然后在美国大量重印，既不付钱给作者，也不用担心销量——因为成本低廉，根本不用考虑卖多少才算“回本”。

    1843年，狄更斯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圣诞颂歌》发行，在英国和美国遇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该书在英国售价约2英镑，而到了北美，花6美分就可以读到，甚至在美国的火车时刻表背后，也能看到这篇小说的连载。《圣诞颂歌》在美大受追捧，被称为“当年最深入人心的作品”，讽刺的是，身在大洋彼岸的狄更斯本人，始终没有拿到一分钱稿费。

    随着图书猎人大批潜入英国，美国出版商“盗版”他国图书的速度愈发令人咋舌。美国政治家、哈佛大学校长爱德华·埃弗雷特（1794～1865）在其主编的《北美评论》中曾这样提到，“通常来说，一本优秀的著作在英国还没印完，我们已经拿到手稿或大样了”。

    双方在政治目标上屡有冲突，但英国作为当时世界第一文化大国的地位无可置疑，美国公众也将英国视为本国文化的源泉。其实，早在1790年，美国即颁布《联邦版权法》，声明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作者的保护，来促进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可另一方面，在立法者看来，保护外国作者的权益意味着要抬升书的成本和售价，不利于文化思想的普及和国民素质的提升。在这种区别对待的立法精神指导下，美国政府在制定保护政策时，把促进本土文化发展放在首位，与欧洲全力保护著作人利益的做法大相径庭。

    版权法颁布后，美国国内出版市场急骤升温。一些书商为了抢先拿到外国书稿，出面行贿英国出版公司或印刷厂的员工。除此之外，为了追求速度和时效，很多书商拿到书稿即开始印刷，未做修改和校订，导致错漏百出。在《最后的图书猎人》一书中，史蒂文森（Stevenson）的名字，被粗心的纽约商人改成了“史蒂芬森”（Stephenson）。

    美国“artery.wbur.org”网站分析认为，美国在立国后的短短100年时间内迅速崛起为版权经济大国，与建国之初采取的宽松版权政策不无关系。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则这样评价美国早年的图书盗版轶事：“事实上，我们生来就是一个‘海盗’国家，如果我们不以此为耻，多少有些虚伪。”

    图书猎人退隐，畅销书榜诞生

    外国作家眼见自己的作品在新大陆热销，却拿不到分毫酬劳。美国媒体人迈克尔·科达在其著作《畅销书的故事》中披露，狄更斯于1842年首次访美时，看到书店内摆满了英国作家的“盗版书”，气不打一处来，回国后立即写了《美国纪行》，对那个原英国殖民地大加挞伐，要求政府立即修改相关法条，保护著作人权益。更令他哭笑不得的是，这本《美国纪行》很快也在美国书商的“盗版攻势”下沦陷。

    事实上，包括维克多·雨果在内的一大批欧洲文豪，都曾先后向美国国会请愿，要求修法。同时，美国本土作家也因为国内市场长期被英国书籍占据，产生了不满情绪——包括马克·吐温和斯托夫人在内的美国小说家发现，由于没有与英国的互惠协议，英国作家无法在美国拿到版税，美国作家的书籍出口到英国时，同样无法享受版税福利。

    1852年，斯托夫人的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发行，迅速风靡世界。在英国，它的销量几乎是在美国的3倍，但碍于没有相关法律支撑，斯托夫人无法从中受益。

    即便如此，情况依然无法在朝夕之间逆转。美国人普遍相信，保护民众享受到廉价书籍的权利，远比保障几位作家的福利更有意义。直到19世纪末，华盛顿才开始通过双边条约小规模地对特定国家进行保护，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了1891年《国际版权法案》出炉。

    在马修·珀尔的《最后的图书猎人》中，达文波特和贝利亚这两位主人公，急着赶在那一年7月1日前找到史蒂文森本人，拿到小说手稿。为此，他们只身闯入所罗门群岛的奴隶主庄园，与食人族周旋，险些成为瘟疫的牺牲品，与传教士和萨摩亚人部落纷争不断。谈到故事的结局，珀尔略带神秘地表示，“我只是让每个人获得了因果报应”。

    英国广播公司（BBC）历史杂志如此评价珀尔的著作，“这是一个非常迷人的故事，充满了冒险和欺骗，他（珀尔）用巧妙的构思描绘了文学和商业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

    美国作家凯特·桑德斯告诉《时代》周刊，这是文学史上非常经典的案例，作者通过塑造图书猎人们的形象，展示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精明和机智。

    致力于版权法研究的律师戴维德·尼默也表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拒不加入多边版权架构，让自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版权孤岛”。直到《国际版权法案》付诸实施，英语世界的出版业得到进一步融合，一度风光的图书猎人们才逐渐走进历史。

    这倒也不算什么坏事。在此之前，美国书商总担心外国著作人找上门来讨要版税，遂就图书销量含糊其辞、不事声张。而随着跨国版权保护机制成型，出版商终于可以不再躲躲闪闪，也逐渐认识到扩大宣传的积极意义，于是有了各类畅销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