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我们为何还要面对面开会？

    会议行业在数字化时代继续欣欣向荣，是因为会议切入了现代精英的两种相互矛盾但又十分强烈的诉求：他们既想从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部落”，又想找到安全的办法跳出自己所处的思想圈子。

    下个月，我将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参加一年一度的时事会议阿斯彭理念节（Aspen Ideas festival）。你或许觉得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如今，专家、政治人士、学者、高管和像我这样的记者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参加会议——阿斯彭理念节、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洛杉矶的米尔肯研究院全球会议，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活动。

    会议已经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仪式——至少对那些奔波于世界各地的高管和评论人士来说如此——以至于你可以通过这些会议来标记季节的变换。

    可是，在另一个层面上，我和其他数百人飞赴阿斯彭，其实是件相当怪异的事情。今年，与会者讨论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互联网正在颠覆商业世界。大家都承认，数字化的颠覆作用改变了媒体、零售和工业领域的运作方式，正在波及医药业和政府。

    既然如此，颠覆传统会议模式的时机是否成熟了？在所有人都能瞬间在线互联的世界，我们本来无需飞到任何地方。我最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克劳斯·施瓦布，这位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预测，数字化的颠覆进程来势凶猛，不出几十年，现在这种形式的会议“将不复存在”。他说：“我不知道将来的（会议）会是什么样子，但肯定与现在不同。”

    然而更奇怪的是，如果你问施瓦布，会议业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发现这个行业似乎根本没有被颠覆的征兆。过去5年来，世界经济论坛的收入跃增了40%，至每年近两亿瑞士法郎，企业高管看上去非常热衷于参加达沃斯会议，因此咬牙接受了会费的大幅上涨。现在，要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战略合作伙伴”，需要每年缴纳60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395万元）的会费；成为世界经济论坛的会员公司大概需要6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39.5万元）。

    世界经济论坛绝不是唯一的例子。今年的米尔肯全球会议也早早爆满，尽管入场券要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2万元）一位。本月召开的阿斯彭理念节主要会议的门票业已售罄，尽管每张门票需要3000美元左右。其他地方的情况也类似；即使是在可以通过网络高度互联的世界，会议依然让人们奔波于路途中。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航空业的发展，旅行变得容易得多。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现代专业人士在互联网上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因此迫切地想与屏幕之外的真人会面。毕竟，面对面相遇的美好和可贵之处在于，这种体验是独一无二的。这一点与在互联网上交流不同，在互联网上，一切都可以轻易被复制和同质化。

    但我始终怀疑，会议行业之所以欣欣向荣，是因为会议切入了现代精英的两种相互矛盾但又十分强烈的诉求：他们既想从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部落”，又想找到安全的办法跳出自己所处的思想圈子。确切地说，环顾阿斯彭、米尔肯和达沃斯的与会者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些集会很有部落感——这些盛会让全球精英确认他们的人脉和身份。在这种意义上，这些会议有点儿像21世纪企业界的部落婚礼：让人们建立联系，表达共同价值观。

    相似性并非这些会议的唯一主题，会上总会出现些许让人意想不到的细节、辩论、想法和人。这让参会者能够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与意外的事物发生碰撞——无论是另类的政治观点、宗教理念、医学突破，还是别的什么东西。当我与热衷参会的人聊天时，他们总是说，这些活动吸引人的一个地方正是这种“意外之得”。忙碌的专业人士似乎担忧自己生活在一个过于狭小的思想圈子里，并且希望找到方法，稍微从中挣脱。

    这种体验是否在可以在网络上复制？世界经济论坛和其他一些会议确实试图通过大举投资于自己的网络平台达到同等的效果。但互联网的缺陷在于，它不仅难以复制人们在一个社会部落中互动的真实体验，也很难产生意外之得，或是创造那样的时刻——让人们在一条走廊里或吃饭席间忽然撞见新想法或有趣的人。

    或许，改变只是时间问题。精明的施瓦布（更不必说阿斯彭、米尔肯、TED等会议的那些心怀良好意愿的主办者）将非常乐意通过网络来创造意外之得。不过，在这一天到来之前，飞赴阿斯彭和其他会议举办地的航班将持续火爆。这或许是我们所处的现代数字化时代的一个特有讽刺——我们渴望找到针对数字化的反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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