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文化联盟：文化卫士or纳粹帮凶？

    二战前在德国兴盛一时的“犹太文化联盟”，堪称艺术家们在种族压迫下的无奈选择。它因对纳粹当局妥协而遭受批判，但它同时也扮演了在黑暗岁月里保存文化火种的角色。

    2015年春夏之交，9次荣获格莱美奖的美国犹太裔小提琴演奏家尤金·德鲁克，在以色列参加了3场演奏会。在近年已很少登台的德鲁克看来，这是为了帮助同为小提琴家的父亲圆梦，更是为了缅怀一个早已退出舞台、却始终争议不断的组织——犹太文化联盟。

    推迟了82年的演奏

    6月4日，当尤金·德鲁克和拉安娜流行交响乐团携手演绎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时，他的眼中有泪光闪动。演出结束，这位音乐家慨叹：“站在舞台上，我想起了父亲。”

    80多年前，尤金的父亲欧尼斯特·德鲁克也曾演奏过同样的曲目。然而，老德鲁克只来得及奏完第一乐章，就因犹太血统被赶下了舞台。

    老德鲁克的经历，堪称上世纪30年代初德国犹太艺术家命运的缩影。

    身为科隆音乐学院的尖子生，欧尼斯特被安排在1933年夏天的毕业音乐会上表演勃拉姆斯D大调协奏曲。一天，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从节目单上消失了。导师勃拉姆·埃尔丁闻讯，领着他径直去和纳粹当局刚派来的校长对质。

    艾尔丁警告校方，如果不让欧尼斯特演出，他就辞职。彼时，艾尔丁是德国最顶尖的小提琴家之一，他若辞职，不啻于一场乐坛地震，必然会让上台不久的当局难堪。校方最终允许欧尼斯特表演，但只准演奏第一乐章；随后，他的位置将被取代。

    演出当晚，欧尼斯特走进著名的Gurzenich音乐厅，发现观众席的前三排坐满了穿棕色衬衫的纳粹党卫队成员。尤金·德鲁克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父亲发着烧，在纳粹分子刻薄目光的包围下，仍发挥出最优秀的水平，下台后受到导师的称赞。事后，一些乐评人在报纸上热情赞扬这位年轻乐手的表演，纳粹喉舌《人民观察家报》却试图用一句话抹杀这一切：“我无法理解，他们居然让一个犹太人去演奏不朽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

    以粉饰太平换取自由

    欧尼斯特遭遇侮辱之时，正值希特勒政权开始入侵德国的文化生活。1933年4月7日，所有非雅利安裔的公务人员被解雇，具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公民一夜间被排除到公众生活之外。文化领域也无法幸免，国有的音乐学院、歌剧院、音乐厅和剧院都对犹太人紧闭大门。欧尼斯特想继续拉琴并维持生计，犹太文化联盟是惟一的避风港。

    凭借天分和努力，他很快成为文化联盟的核心成员。一方面，该组织让犹太艺术家在保持艺术活力的同时，在越来越严重的排犹氛围中能维系基本生活。另一方面，它也是纳粹宣传机器的组成部分，用于向世界展示后者伪善的温和。

    早在将犹太人赶进集中营前，纳粹当局就开始用种族主义气味十足的法律，“净化”德国的各种机构。1933年，因纳粹的文化清理政策而失业的指挥家库尔特·鲍曼，最先想出了设立专门文化机构的主意。他在回忆录中解释：“我关于犹太文化圈的想法最初单纯地基于数字。那时，仅生活在柏林的犹太人就有17.5万，在其他城市的比例也差不多。我认为，一个17.5万人的居民群体，该有自己的剧院、交响乐团、博物馆。”

    他的想法得到了柏林市歌剧院前指挥科特·辛格的支持。很快，辛格游说文艺界的大批知名人士加入了这个组织。一次，当他向戏剧评论家朱利叶斯·巴布介绍该计划时，巴布发问：“我们会被允许这么做吗？”

    的确，获得纳粹当局的首肯，对犹太文化联盟来说难比登天。辛格整日游说，一直没能引起任何人的兴趣，直至他遇到汉斯·辛克尔——新上任的普鲁士剧院委员会负责人。

    辛克尔并非犹太人的同情者，而是有自己的算盘：纳粹政府可以将其作为宣传材料，证明自己并没虐待犹太人；它可以成为犹太文化的宣泄出口，并让犹太人增加收入，防止社会动乱；最后，这个组织有助于终结犹太人参与主流德国文化的历史。

    于是，他向辛格开出了苛刻条件：机构成员只能是犹太人，只能接受犹太人的资助、只有犹太裔记者能报道其活动，节目单必须由当局审批……所有规定都指向同一个目的：将犹太民族进一步从德国的文化生活中隔离出去。

    这难免受到犹太人社团的质疑。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辛格等人没有回旋余地，只能接受当局的“支持”。于是，可能是德国历史上最具矛盾色彩的伙伴关系出现了。

    误判形势是最大悲剧

    加入犹太文化联盟后，欧尼斯特·德鲁克终于有机会完整演绎勃拉姆斯的协奏曲，但世界没有多少机会倾听他美妙的琴声。

    尽管纳粹当局极力避免雅利安文化受到“玷污”。但犹太民族与德国的文化和历史有着深刻共鸣，犹太文化联盟则为困境中的艺术家提供了出路。多数人相信，加入这个经官方核准的机构，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遂争先恐后地报名申请。

    开放申请后，报名人数很快突破2000，其中不乏顶尖艺术家。在第一个演出季，文化联盟聘用了35名演员和歌手、35名管弦乐团乐手、22名合唱团成员、10名女性舞蹈演员、25名技术人员、26名服装衣帽管理员及10位行政人员，外加一些体力劳动者。录取率差不多是10%。而在顶峰时期，差不多有7000人投身该联盟。

    “他们想向德国人展示，为什么该保护犹太人，而且犹太人比德国人想象得好。他们以为这样能改变命运。”作为尤金·德鲁克赴以色列巡演的合作伙伴，拉安娜乐团总经理奥里特福格尔·沙弗兰告诉美联社，“他们的错误在于，认为这会让自己幸免于难。”

    尽管饱受压力，文化联盟的组织者并不打算“画地为牢”。在他们看来，只演出反映犹太文化的作品会切断其“文脉”，并将联盟变成一片纯粹的“犹太人保留地”。因此，就选择作品的标准，联盟始终没拿出明确的原则。

    美国克利夫兰大学副教授莉莉·赫希指出，犹太文化联盟的很多成员都没想过这个组织会长期存在，他们认为希特勒政权将很快倒台，反犹浪潮也会在风声过去后偃旗息鼓。

    随着时间推移，纳粹的意识形态扎根日深，犹太文化联盟受到了更严酷的限制。最后，他们只能表演“纯”犹太人的作品，巴赫和贝多芬都被从演出表上清除了。

    “警告已写满墙，警铃以最大音量鸣响，但德国的犹太人就是不愿相信。”沙弗兰说。

    艰难维持，终遭解散

    一些艺术家在犹太文化联盟中的杰出表现，使他们获得了移民英美和其他国家的机会，为犹太民族保留了文化火种。欧尼斯特就是其中之一。1938年9月，他带着全家人远赴大洋彼岸，两个月后，标志着排犹狂潮全面爆发的“水晶之夜”便横扫了德国。

    随后的日子里，欧尼斯特参过军，后来成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小提琴手。

    出生在美国的尤金·德鲁克表示，他并不想批评那些在艰难年代仍“紧握德国文化”不放的前辈。“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被麻痹了，认为自身处境比实际情况更安全。无论如何，那个组织让犹太文化在上世纪30年代存活下来。”

    彼时，犹太文化联盟不能像“雅利安人的”音乐机构那样获得政府补贴，经济上始终捉襟见肘。表演花销和艺术家的薪水全部来自观众会员缴纳的会费。在柏林，该联盟可以表演的地方只有犹太教堂、咖啡馆和仍接受犹太人的音乐学校，几乎没有额外收入。

    到1933年冬天，组织成员已增至到两万人左右。成为会员的观众每月可以参加两场活动，进入会场时必须出示犹太人的身份证明。1934~1937年，虽然犹太裔人口快速流动，文化联盟的观众会员始终保持在1.85万人左右。

    “水晶之夜”标志着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图穷匕见。以此为转折点，犹太文化联盟的活动急剧减少。艺术家们被迫转入地下，或远走他乡。不少逃离者后来参与建立了世界著名的以色列爱乐乐团，那些在二战爆发时仍未脱身的，多数被送进了集中营。

    1941年9月11日，犹太文化联盟正式解散。纳粹秘密警察引用1933年2月28日的《帝国总统令》第一条，作为清除它的理由：“这是保护人民和国家的必要举措。”

    在黑暗中保存人文精神

    拉安娜乐团的艺术总监席勒尔·佐利，曾对犹太文化联盟进行了大量研究，他的内心因此五味杂陈。佐利指出，犹太人组织起来，给纳粹提供了策划“悄无声息地毁灭”的蓝图。即便如此，他仍对这个组织表示尊敬，认为在德国迈向种族屠杀的年代，它仍致力于保存人文精神。“他们认为‘我们在保存我们的文化，我们是德国文化的一部分。’”

    尤金·德鲁克也在古典音乐网站Slipped Disc上撰文称，他的父亲1933年6月在毕业音乐会上的经历，始终是家族传奇的一部分。说起犹太文化联盟，老德鲁克总是语带褒奖。直到父亲于1993年去世，尤金才知道，观察家对该组织多有批判，认为它麻痹了德国的犹太人，使他们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尤金则辩称，当时，很少有人能预见到后来的悲剧。

    无论如何，时隔80多年，尤金圆满地演绎了父亲未能完成的作品。“我想，他的在天之灵会感受到圆满。某种程度上，我的职业生涯就是为了弥补他的遗憾。”今年63岁的尤金坦言，“这首曲子对我来说，总是包含着这样的情感力量和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