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前总理夫人来华探讨保护女性
马莫林：女人，你怎样应对“来自伴侣的暴力”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5年06月03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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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著名律师和女权活动家马莫林女士在加拿大驻华使馆，发表主题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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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第一排右二）在聆听马莫林的演讲。 |
5月27日，加拿大著名律师和女权活动家、加拿大前总理夫人马莫林女士，在加驻华使馆发表主题演讲，和中国女性共同探讨了《北京宣言》发表20年后中加女性群体仍面临的暴力问题。
一位“非普通”女权主义者的演讲
演讲开始前，马莫林就提前来到了会场，她昂首阔步径自走到坐在前排的记者身边，自我介绍，和记者们握手交谈。这时，陪伴她的工作人员才刚刚赶到。她指着身后穿着西装、风度儒雅的白发绅士向记者介绍：“这是我丈夫。”而这位被马莫林简单介绍为“丈夫”的人，是加拿大前总理乔·克拉克。
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在介绍马莫林时说：“她是加拿大知名律师、演讲家和作家，积极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她在渥太华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达尔豪斯大学获得卫生法硕士学位；并于谢菲尔德大学获得生物科技法和伦理硕士学位。她也分别从这3个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最后，加拿大前总理乔·克拉克很荣幸能将马莫林女士称为太太。”
1995年，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来自各个领域和国家的女性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这个会议被认为是全球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议程的重要转折点。189个国家集体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列出了女性赋权的政策目标和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20年间，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公民社会团体、妇女权利组织和学者，都在努力兑现《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承诺，这一进程被称为“北京+20”。时至今日，回顾《北京宣言》的承诺并分析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成为人们继往开来的重要步骤。
马莫林无疑是进行这一演讲的绝佳人选。她赞扬《行动纲领》的内容“大胆且完善”，并直截了当地批评“一些地区完全没有进步”。
马莫林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她的家庭对她成为女权主义者影响很大：“我有4个姐妹，我父亲热心政治，希望女儿们都能从政，他是我最早的引路人。”
马莫林是最早主张保留自己的姓氏而不用夫姓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说，他的父亲却觉得这是个“糟透了的主意”。但上世纪70年代，她结婚时，女权运动非常活跃，很多女性婚后都保留自己的姓氏。
“这是一种象征，代表了女性的独立和决心。”当记者向马莫林女士询问她丈夫克拉克先生对此的看法时，她告诉记者，“他也保留了他的名字。”马莫林告诉《青年参考》，如今，当有人称她为“克拉克夫人”时，如果对方没有恶意，她不会反击。相反，如果有男人出于政治意图这样称呼她，她就会用对方太太的姓氏“回敬”他。
针对女性的暴力并未改善
马莫林说，北京《行动纲领》蕴含着大家的希望。“我们带着很多梦想，希望我们的女儿、孙女、儿子都抱有希望。20年前开完这个会时，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女性会像男性一样在各地享有平等的机遇。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环顾世界，却看到很多事情在世界很多地方似乎退步了。”
针对妇女的暴力就没得到明显改善。根据《行动纲领》的定义，“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可能造成身体、性或心理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举措”。
马莫林说，这种暴力和伤害内容很广，“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公开场合，可能是家庭成员实施的，可能是保护我们的人实施的，可能是亲戚、政府实施的，包括殴打，在家庭环境内对女童的性虐待、婚内强奸、贩卖妇女和逼迫卖淫；还包括在生育方面的暴力，包括强制的绝育，强制使用避孕药或堕胎，也包括任意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对女性，任何一种形式的暴力都是剥夺她们人权的行为。
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曾在报告中表示，只有不到一半的联合国成员国真正在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上采取了行动。家庭暴力、性骚扰，对妇女和女童的人口贩卖和剥削现象，在一些国家没被法律禁止或制裁。
而在战乱地区，侵犯女性权益和对女性的暴力更加猖獗。
如此现状，是否是由于性别平等对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基础有需求造成的？马莫林告诉《青年参考》：“在推行性别平等概念时，投入更多时间总是有帮助的，而通常富裕的社会能投入更多时间。”
马莫林以加拿大为例，称有些组织在下乡向农妇宣传妇女抵制家庭暴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城市女性有更多机会参加讲座和集会，向律师和专业人士说出自己的困扰。马莫林在上海参加活动时高兴地看到，很多城市的妇女维权人士到欠发达地区传播女性平等的思想。“女性之间互相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这比贫穷富裕、受教育程度的高低都重要。”
防止家庭暴力重在“发声”
马莫林告诉记者，她在中国旅行的几天时间里，已发现很多中国女性与20年之前的不同。她提到，人们似乎更加自信。如今，中国的女性穿着漂亮时尚的衣服，外加精心设计的发型和精致的妆容。她们看起来非常职业化、说英语和其他外语，到美国和欧洲旅游。
但中国的女性权利依旧受到挑战。中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中国，近七成公众遭遇过精神暴力，其中44.2%是针对配偶。精神暴力发生的几率明显高于身体暴力和性暴力。77.3%受访者认为，家暴的负面影响大，仅有23.3%的人认为家暴是“违法行为”。约1/3的人认为家暴是“私人的家务事”，持这种观点的人中，女性居多。在遭遇家暴后，近6成受访者选择忍受，两成以上的人选择冷静后双方沟通，23.8%的受访者称会暴力反击；超过75%的受访民众不知道对抗家暴的妇女维权公益热线。
据赵朴大使介绍，加拿大是首批于1981年签署并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在1995年北京会议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多年来，加拿大妇女的健康和教育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加拿大“也仍需努力解决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可在过去20年中，这一状况并没太多改变”。
过去30多年，中加两国一直致力于合作，推动性别平等。
1998~2005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了一个500万加元的项目，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一起合作。这样的合作促成了妇女联合会办公室、警察与法庭之间持续密切的合作，有效解决了很多家庭暴力案件。
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也给中国多个女性组织提供了重要的种子资金，包括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及中国第一个妇女电话热线，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法律和心理援助。
除资助项目外，加拿大也支持中国通过立法打击家暴。去年11月，中国国务院已发布了新的《反家庭暴力法》，马莫林提到，该法正式承认了“确有很多女性受到家暴的伤害”。
“去年公布的法律已表明政府的态度，我们接下来要确保法律的条款能正确实施，保证所有妇女都能发声。你要让那些妇女、女童，或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明白，该如何应对来自自己伴侣的暴力。这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但会从一些小地方、小行为尝试起。很不幸的是，很多受虐妇女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勇气。”
马莫林也提到了司法、警察和医疗机构通力合作的重要性，“即使很多女人被殴打，被她们的伴侣、丈夫强奸，她们依旧没去报案，因为在很多国家，报案后的她们得不到执法者和医疗人员的尊重，他们只是加重了对妇女的暴力。”
马莫林提到，为应对“难以取证”和“受害者对遭受的暴力难以启齿”问题，加拿大任命了很多女法官。“我上法学院时，为多让几个女孩上法学院，不得不撤换了当时的院长，因为他只让8个女性上法学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50~57%的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毕业生都是女性，女性法官数目的增加会带来积极影响。”
让男人参与到保护妇女中来
今年4月，马莫林在韩国参加一个会议时曾提出，如果男人的心理和行动没改变，社会就不会出现重大改变。
她指出，凌虐行为是可以被学习的，从爸爸传到儿子，有些小孩就是在童年时看到这样的行为，长大后成为施暴者。“我们能帮那些有凌虐行为的男人，帮他们控制脾气，或是改变行为，并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这样他们也能帮其他男性成为好丈夫、好父亲，这样的模式在很多国家取得了成果。”
加拿大对中国的白丝带义务志愿者网络建设，进行了支持和帮助。白丝带是反对家暴的标志，而白丝带运动则以男性为主要宣传对象。
正如马莫林所说，“我们需要男性做出努力、做出行动。那些母亲、祖母们，该教育自己的儿子、孙子，他们有责任来保护他们生活中的女性，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要成为强大的男性，就要保护家庭，而非当一个凌虐女性的人。”
本版图片来源 加拿大驻华使馆
5月27日，加拿大著名律师和女权活动家、加拿大前总理夫人马莫林女士，在加驻华使馆发表主题演讲，和中国女性共同探讨了《北京宣言》发表20年后中加女性群体仍面临的暴力问题。
一位“非普通”女权主义者的演讲
演讲开始前，马莫林就提前来到了会场，她昂首阔步径自走到坐在前排的记者身边，自我介绍，和记者们握手交谈。这时，陪伴她的工作人员才刚刚赶到。她指着身后穿着西装、风度儒雅的白发绅士向记者介绍：“这是我丈夫。”而这位被马莫林简单介绍为“丈夫”的人，是加拿大前总理乔·克拉克。
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在介绍马莫林时说：“她是加拿大知名律师、演讲家和作家，积极保护妇女和儿童权利。她在渥太华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达尔豪斯大学获得卫生法硕士学位；并于谢菲尔德大学获得生物科技法和伦理硕士学位。她也分别从这3个大学获得荣誉博士学位。最后，加拿大前总理乔·克拉克很荣幸能将马莫林女士称为太太。”
1995年，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第4次世界妇女大会，来自各个领域和国家的女性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这个会议被认为是全球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议程的重要转折点。189个国家集体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列出了女性赋权的政策目标和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20年间，联合国机构、各国政府、公民社会团体、妇女权利组织和学者，都在努力兑现《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承诺，这一进程被称为“北京+20”。时至今日，回顾《北京宣言》的承诺并分析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成为人们继往开来的重要步骤。
马莫林无疑是进行这一演讲的绝佳人选。她赞扬《行动纲领》的内容“大胆且完善”，并直截了当地批评“一些地区完全没有进步”。
马莫林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她的家庭对她成为女权主义者影响很大：“我有4个姐妹，我父亲热心政治，希望女儿们都能从政，他是我最早的引路人。”
马莫林是最早主张保留自己的姓氏而不用夫姓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她说，他的父亲却觉得这是个“糟透了的主意”。但上世纪70年代，她结婚时，女权运动非常活跃，很多女性婚后都保留自己的姓氏。
“这是一种象征，代表了女性的独立和决心。”当记者向马莫林女士询问她丈夫克拉克先生对此的看法时，她告诉记者，“他也保留了他的名字。”马莫林告诉《青年参考》，如今，当有人称她为“克拉克夫人”时，如果对方没有恶意，她不会反击。相反，如果有男人出于政治意图这样称呼她，她就会用对方太太的姓氏“回敬”他。
针对女性的暴力并未改善
马莫林说，北京《行动纲领》蕴含着大家的希望。“我们带着很多梦想，希望我们的女儿、孙女、儿子都抱有希望。20年前开完这个会时，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女性会像男性一样在各地享有平等的机遇。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环顾世界，却看到很多事情在世界很多地方似乎退步了。”
针对妇女的暴力就没得到明显改善。根据《行动纲领》的定义，“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指对妇女可能造成身体、性或心理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举措”。
马莫林说，这种暴力和伤害内容很广，“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公开场合，可能是家庭成员实施的，可能是保护我们的人实施的，可能是亲戚、政府实施的，包括殴打，在家庭环境内对女童的性虐待、婚内强奸、贩卖妇女和逼迫卖淫；还包括在生育方面的暴力，包括强制的绝育，强制使用避孕药或堕胎，也包括任意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
对女性，任何一种形式的暴力都是剥夺她们人权的行为。
2006年，联合国秘书长曾在报告中表示，只有不到一半的联合国成员国真正在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上采取了行动。家庭暴力、性骚扰，对妇女和女童的人口贩卖和剥削现象，在一些国家没被法律禁止或制裁。
而在战乱地区，侵犯女性权益和对女性的暴力更加猖獗。
如此现状，是否是由于性别平等对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基础有需求造成的？马莫林告诉《青年参考》：“在推行性别平等概念时，投入更多时间总是有帮助的，而通常富裕的社会能投入更多时间。”
马莫林以加拿大为例，称有些组织在下乡向农妇宣传妇女抵制家庭暴力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城市女性有更多机会参加讲座和集会，向律师和专业人士说出自己的困扰。马莫林在上海参加活动时高兴地看到，很多城市的妇女维权人士到欠发达地区传播女性平等的思想。“女性之间互相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这比贫穷富裕、受教育程度的高低都重要。”
防止家庭暴力重在“发声”
马莫林告诉记者，她在中国旅行的几天时间里，已发现很多中国女性与20年之前的不同。她提到，人们似乎更加自信。如今，中国的女性穿着漂亮时尚的衣服，外加精心设计的发型和精致的妆容。她们看起来非常职业化、说英语和其他外语，到美国和欧洲旅游。
但中国的女性权利依旧受到挑战。中国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最新民调显示，在中国，近七成公众遭遇过精神暴力，其中44.2%是针对配偶。精神暴力发生的几率明显高于身体暴力和性暴力。77.3%受访者认为，家暴的负面影响大，仅有23.3%的人认为家暴是“违法行为”。约1/3的人认为家暴是“私人的家务事”，持这种观点的人中，女性居多。在遭遇家暴后，近6成受访者选择忍受，两成以上的人选择冷静后双方沟通，23.8%的受访者称会暴力反击；超过75%的受访民众不知道对抗家暴的妇女维权公益热线。
据赵朴大使介绍，加拿大是首批于1981年签署并批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家之一，在1995年北京会议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多年来，加拿大妇女的健康和教育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在加拿大“也仍需努力解决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可在过去20年中，这一状况并没太多改变”。
过去30多年，中加两国一直致力于合作，推动性别平等。
1998~2005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了一个500万加元的项目，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一起合作。这样的合作促成了妇女联合会办公室、警察与法庭之间持续密切的合作，有效解决了很多家庭暴力案件。
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也给中国多个女性组织提供了重要的种子资金，包括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及中国第一个妇女电话热线，为家暴受害者提供法律和心理援助。
除资助项目外，加拿大也支持中国通过立法打击家暴。去年11月，中国国务院已发布了新的《反家庭暴力法》，马莫林提到，该法正式承认了“确有很多女性受到家暴的伤害”。
“去年公布的法律已表明政府的态度，我们接下来要确保法律的条款能正确实施，保证所有妇女都能发声。你要让那些妇女、女童，或准备结婚的年轻人明白，该如何应对来自自己伴侣的暴力。这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但会从一些小地方、小行为尝试起。很不幸的是，很多受虐妇女缺乏的就是这样的勇气。”
马莫林也提到了司法、警察和医疗机构通力合作的重要性，“即使很多女人被殴打，被她们的伴侣、丈夫强奸，她们依旧没去报案，因为在很多国家，报案后的她们得不到执法者和医疗人员的尊重，他们只是加重了对妇女的暴力。”
马莫林提到，为应对“难以取证”和“受害者对遭受的暴力难以启齿”问题，加拿大任命了很多女法官。“我上法学院时，为多让几个女孩上法学院，不得不撤换了当时的院长，因为他只让8个女性上法学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我们有50~57%的医学院和法学院的毕业生都是女性，女性法官数目的增加会带来积极影响。”
让男人参与到保护妇女中来
今年4月，马莫林在韩国参加一个会议时曾提出，如果男人的心理和行动没改变，社会就不会出现重大改变。
她指出，凌虐行为是可以被学习的，从爸爸传到儿子，有些小孩就是在童年时看到这样的行为，长大后成为施暴者。“我们能帮那些有凌虐行为的男人，帮他们控制脾气，或是改变行为，并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好丈夫。这样他们也能帮其他男性成为好丈夫、好父亲，这样的模式在很多国家取得了成果。”
加拿大对中国的白丝带义务志愿者网络建设，进行了支持和帮助。白丝带是反对家暴的标志，而白丝带运动则以男性为主要宣传对象。
正如马莫林所说，“我们需要男性做出努力、做出行动。那些母亲、祖母们，该教育自己的儿子、孙子，他们有责任来保护他们生活中的女性，这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要成为强大的男性，就要保护家庭，而非当一个凌虐女性的人。”
本版图片来源 加拿大驻华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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