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回归,全球化渐行渐远?
作者 [美] 爱德华·卢斯
《
青年参考
》(
2015年05月20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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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曾希望,共同的经济利益会说服我们放下武器。而在实践中,分道扬镳的地缘政治抱负正把我们拉向另一个方向。至少,这与西方设想的全球化相去甚远。
近20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预防冲突的金色拱门理论”,认为任何两个开设了麦当劳门店的国家都不会彼此开战。这个理论适用于冷战结束后令人陶醉的20世纪90年代,那时人们认为,人类将转而追求后意识形态目标,比如消除饥饿。它给出了一种“经济人”前景——人类将用巨无霸和炸薯条取代对战争的欲望。
可惜,战争如今又回到了菜单上,麦当劳也遇到了麻烦。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吗?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会。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等偶像级消费品企业的增长确实在放缓,海外销售额一直在下滑。去年,麦当劳在亚洲的营收大幅减少,原因是其在中国的门店被发现使用了过期食品,在日本发生了“薯条中吃出人类牙齿”的事件。消费者的口味也在改变。这家“快餐之王”目前正尝试手工制作的三明治,被称为“品牌复苏”。
不过,老派的偶像级美国消费品企业的困境,很难算是全球化的倒退。更新的美国品牌如苹果、优步,正大踏步前进。弗里德曼也将这个自认属于闹着玩的理论更新为“预防冲突的戴尔理论”,认为任何两个处在同一全球供应链上的国家都不会开战,因为经济损失太大。
遗憾的是,时局也在对这个更新版的理论构成挑战。尽管弗里德曼很有洞察力,但在有些人所称的这个“后后冷战”世界里,这两个理论都谈不上完美无瑕。
即使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冲突仍是人类的“常见病”。大国竞争在21世纪的回归提醒我们,我们并非纯粹的经济动物。否则,我们恐怕早就取消了民族国家和货币。
不同的文化拥有相同的嗜好、使用相同的技术,这一事实不应被过度解读。圣战组织成员穿牛仔服,用iPhone上网(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特别喜欢麦乐鸡),但他们依然对全球霸主大加批判。麦当劳在俄罗斯开了数百家门店,后来却因为莫斯科的原因撤出了克里米亚。麦当劳的存在也不太可能阻止第五次印巴战争爆发。
地缘政治的回归显而易见。还有迹象表明,全球经济的整合速度慢于以往,在某些方面甚至发生了倒退。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几十年里,世界贸易增速大致为世界经济增速的两倍。自那之后,贸易增速放缓至与经济增速同一水平。部分原因是结构性的,包括中国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向更依赖内需的模式。
技术也在发挥一定的作用。自动化使得制造商能更贴近顾客,又不会带来很高的薪酬和运输成本。如果3D打印开始腾飞,这一趋势会更明显。
然而,还有些放缓是人们自己选择的。不久前的英国大选,是人们记忆中对外部世界最不关注的一次。英国的国际主义再也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此次大选传递出的信号也不应被忽视:未来一段时期内,更多民族主义政治在西方的兴起很可能仍将是个问题。
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收入正在赶上西方国家,这是靠牺牲西方中产阶级的利益实现的吗?至少,许多西方选民这样认为。过去几十年,我们一致同意降低全球贸易壁垒,如今,我们很可能会去设置一些新的壁垒。这会影响到金融监管、互联网治理规则、对移民的容忍以及非关税贸易壁垒。英国最大的汇丰银行甚至在考虑将总部迁回香港。
同时,将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网络空间,也逐渐变成战场。与冷战不同的是,匿名者正在推动一场“凉战”,其烈度每年都在升级。网络武器的扩散,对“金色拱门”构成了另一重挑战。
人们曾希望,共同的经济利益会说服我们放下武器。而在实践中,日渐分道扬镳的地缘政治抱负正把我们拉向另一个方向。好战分子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发动无迹可寻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一种高级的全球化,但与我们曾兴奋期待的全球化相去甚远。
(作者是《金融时报》美国首席评论员)
英国《金融时报》
人们曾希望,共同的经济利益会说服我们放下武器。而在实践中,分道扬镳的地缘政治抱负正把我们拉向另一个方向。至少,这与西方设想的全球化相去甚远。
近20年前,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预防冲突的金色拱门理论”,认为任何两个开设了麦当劳门店的国家都不会彼此开战。这个理论适用于冷战结束后令人陶醉的20世纪90年代,那时人们认为,人类将转而追求后意识形态目标,比如消除饥饿。它给出了一种“经济人”前景——人类将用巨无霸和炸薯条取代对战争的欲望。
可惜,战争如今又回到了菜单上,麦当劳也遇到了麻烦。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吗?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回答:不会。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等偶像级消费品企业的增长确实在放缓,海外销售额一直在下滑。去年,麦当劳在亚洲的营收大幅减少,原因是其在中国的门店被发现使用了过期食品,在日本发生了“薯条中吃出人类牙齿”的事件。消费者的口味也在改变。这家“快餐之王”目前正尝试手工制作的三明治,被称为“品牌复苏”。
不过,老派的偶像级美国消费品企业的困境,很难算是全球化的倒退。更新的美国品牌如苹果、优步,正大踏步前进。弗里德曼也将这个自认属于闹着玩的理论更新为“预防冲突的戴尔理论”,认为任何两个处在同一全球供应链上的国家都不会开战,因为经济损失太大。
遗憾的是,时局也在对这个更新版的理论构成挑战。尽管弗里德曼很有洞察力,但在有些人所称的这个“后后冷战”世界里,这两个理论都谈不上完美无瑕。
即使当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冲突仍是人类的“常见病”。大国竞争在21世纪的回归提醒我们,我们并非纯粹的经济动物。否则,我们恐怕早就取消了民族国家和货币。
不同的文化拥有相同的嗜好、使用相同的技术,这一事实不应被过度解读。圣战组织成员穿牛仔服,用iPhone上网(他们中的一些人无疑特别喜欢麦乐鸡),但他们依然对全球霸主大加批判。麦当劳在俄罗斯开了数百家门店,后来却因为莫斯科的原因撤出了克里米亚。麦当劳的存在也不太可能阻止第五次印巴战争爆发。
地缘政治的回归显而易见。还有迹象表明,全球经济的整合速度慢于以往,在某些方面甚至发生了倒退。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几十年里,世界贸易增速大致为世界经济增速的两倍。自那之后,贸易增速放缓至与经济增速同一水平。部分原因是结构性的,包括中国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向更依赖内需的模式。
技术也在发挥一定的作用。自动化使得制造商能更贴近顾客,又不会带来很高的薪酬和运输成本。如果3D打印开始腾飞,这一趋势会更明显。
然而,还有些放缓是人们自己选择的。不久前的英国大选,是人们记忆中对外部世界最不关注的一次。英国的国际主义再也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此次大选传递出的信号也不应被忽视:未来一段时期内,更多民族主义政治在西方的兴起很可能仍将是个问题。
发展中国家民众的收入正在赶上西方国家,这是靠牺牲西方中产阶级的利益实现的吗?至少,许多西方选民这样认为。过去几十年,我们一致同意降低全球贸易壁垒,如今,我们很可能会去设置一些新的壁垒。这会影响到金融监管、互联网治理规则、对移民的容忍以及非关税贸易壁垒。英国最大的汇丰银行甚至在考虑将总部迁回香港。
同时,将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网络空间,也逐渐变成战场。与冷战不同的是,匿名者正在推动一场“凉战”,其烈度每年都在升级。网络武器的扩散,对“金色拱门”构成了另一重挑战。
人们曾希望,共同的经济利益会说服我们放下武器。而在实践中,日渐分道扬镳的地缘政治抱负正把我们拉向另一个方向。好战分子能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发动无迹可寻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是一种高级的全球化,但与我们曾兴奋期待的全球化相去甚远。
(作者是《金融时报》美国首席评论员)
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