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缩了规则变迁、种族主义和商业利益
NBA“最后两分钟”让你爱恨交加
编译 书畅
《
青年参考
》（
2015年05月06日
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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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一度遭受舆论非议，非裔球员的崛起，逐步改变了美职篮被白人统治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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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等到这无比精彩的“最后一投”，球迷们往往要等待十几甚至数十分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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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场哨声响起，起立欢呼的观众不仅是在庆祝胜利，也是在庆祝自己的解放。 |
在如今的美职篮（NBA）赛场上，久拖不决的“最后两分钟”已成为比赛流畅度的大敌。从历史角度看，规则、利益乃至种族因素，都在这一现象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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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看美职篮（NBA）比赛的人不乏这样一种感觉：比赛的决胜阶段往往会拖上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双方才能分出胜负；季后赛开始后，情况愈演愈烈，原本最精彩、最富悬念的最后两分钟比赛，反倒成了冗长乏味却又让人不忍错过的“鸡肋”。
犯规、广告、暂停、更多的广告、换人、重放、继续播广告……在球迷们看来，计时钟上的120秒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每年，“最后两分钟”都会消磨掉比前一年更多的时间。
杰夫·范·甘迪曾是NBA教练，如今是美国广播公司和ESPN体育新闻网的评论员。在他看来，一场好的球赛就该一口气打完全场，因为能在NBA打球的选手都是世界上最具天赋、最有经验的，他们完全知道如何掌握比赛节奏。
这样的建议固然令观众拍手称快，但对靠广告养活的媒体来说并不是好主意，包括美国广播公司都很不喜欢他的观点。当然，由NBA比赛“最后两分钟”生发出的话题并不新鲜，曾几何时，同样的120秒似乎并没有这么让人厌烦，还会令人联想到球场之外。
规则缺失引发场上混战
上世纪40年代，“最后两分钟”现象首次成为舆论热议的对象。彼时，篮球比赛的商业化程度较低，插入广告并不是大问题，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时代的球迷对恶意犯规非常熟悉。《洛杉矶时报》当时载文指出，篮球比赛的最后阶段“宛如一场混战”，因为没有24秒时限，领先一方会一直控制着球而不投篮，落后一方则拼命争抢，引发剧烈冲突。
“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率先决定解决这一问题，规定：在最后两分钟即便出现犯规，也不罚球，而是发界外球。后来，NBA也采用了类似规则，但这无法阻止恶意犯规继续上演，因为在这样的安排下，落后一方依然罕有翻盘机会。
于是，体育联盟纷纷开始寻求其他方案，如规定：最后两分钟，每次罚球后都会进行跳球，以重新争夺球权。由于相应的规则迟迟得不到统一，球迷们大都一头雾水。《纽约先驱论坛报》1950年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今晚该用哪种规则？”评论家们也担心，除非制定统一标准，否则人们迟早会离开篮球场、跑进电影院，或宁愿缩在家里看电视。
1954年，NBA全面放弃了“跳球法”，引入了时限钟。由此，美职篮比赛与大学联赛的“最后两分钟”呈现出不同面貌——前者的节奏有所加快，后者则越来越慢。
大学与职业联赛曾两极分化
1968年的NCAA锦标赛上，北卡罗莱纳队击败了杜克大学队，但比分仅为12比10。那场比赛的裁判之一奥蒂斯·阿尔蒙德向《华盛顿邮报》抱怨：“前38分钟，大家无所事事，一切都发生在最后两分钟。”整场比赛，他只吹了3次哨，每次都可能决定赛果。他补充说：“在那场极度无聊的比赛中，我甚至来到摄像机前，与工作人员闲聊了一会儿。”
受制于规则，这种“前38分钟梦游、最后两分钟拼命”的模式延续了十余年。1979年，杜克大学队与北卡罗莱纳大学队的半场比分低至7比0；1981年，圣母大学队对阵肯塔基大学队，下半场，圣母队得球后，创下了连续传球213次而不投篮的纪录。观众嘘声阵阵，而圣母队主教练依然在边线上冲着自家的队员高喊：“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这样！”
同一时期，美职篮联赛面临与大学联赛迥然不同的症结——按部就班，缺乏激情。1960年，时任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教练比尔·沙曼指出，由于每次进攻有了时间限制，场上只剩下跑动-投球、跑动-投球、跑动-投球，虽然比分高了，可观众依然兴奋不起来。
1971年，《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甚至用极度悲观的语气描述美职篮乃至篮球运动的未来：“电视网络拒绝转播这项运动，甚至是职业联赛，因为广告商不愿购买比赛时间，除非在最后两分钟还有球迷在看比赛，他们的广告才能得以播放。”
黑人球员沦为替罪羊
种族因素的介入，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上世纪70年代初，约六成美职篮选手是非洲裔，到那个10年结束时，这个比例上升到75%。当时的报刊杂志时不时将非裔球员的增加与比赛的乏味程度挂钩，赫赫有名的《体育画报》也在1978年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这项运动的结构有基本性缺陷，只有少数观众能在观看最后两分钟时欣赏到NBA比赛的精髓，其他人觉得，场上的黑人球员越来越多，这是一种负面因素。”
如今看来，黑人球员的增加与比赛精彩度下降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一些专栏作家有意无意地推销这种论调？体育历史作家罗恩·托马斯认为，有些人在解释职业联赛和大学联赛的异同时，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种族歧视。《纽约时报》1979年的一篇文章也批评NBA存在“种族哨”，认为这是为了取悦特定的人而抹黑黑人球员。
在如今的美职篮，种族主义言论属于禁区。去年，亚特兰大老鹰队老板布鲁斯·莱文森就因发表不当言论（他说“白人也许不愿加入一项由黑人主导的运动”），在外界压力下被迫同意出售球队。但把日历翻回三四十年前，公开表达这类想法的人在NBA比比皆是，球队老板为种族歧视辩护，是因为相比道德界限，他们更需要种族主义者的金钱。
1972年，就达拉斯ABA队解雇4名黑人球员一事，一位该队官员称：“达拉斯的白人简直没兴趣花钱去看全由黑人进行的比赛，黑人居民也不能单独支撑我们。”
1980年，泰德·斯特皮恩在收购克里夫兰骑士队前承诺说：“一半球员将是白人，白人需要白人英雄。”
1979年，另一名老板告诉《体育画报》：“现在黑人太多了，他们挥霍金钱，毫无章法地打球。你怎么能将一项黑人运动向白人推销？”在《Playing for Keeps》一书中，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也提到，由于担心疏远白人消费者，一些潜在赞助商会刻意回避NBA。
商业利益让改变很难
当然，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得益于联盟官方的积极运作和社会思潮的变迁，美职篮的商业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掘。今天再看NBA，“最后两分钟”现象其实更多地与商业利益有关。去年，体育网站Deadspin发现，1996年至2003年间，常规赛阶段，平均每场球的时间增加了6分钟，季后赛阶段的时间则平均延长了16分钟。这与赞助商的增加基本同步。
和许多球员、教练和观众一样，范·甘迪早就想出了一整套能让比赛更紧凑的方案。他建议：每场球的最后两分钟不得叫暂停，同时加大对犯规的处罚力度，如技术犯规直接判给对方得分，如果要罚球，罚进一球算两分，从而达到抑制“犯规战术”的效果。
然而，巨大的商业利益注定了这最后两分钟不能轻易过去——比赛需要电视转播，电视需要广告，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即使教练们同意取消暂停，电视网络也不会放弃这个播广告的黄金窗口。美职篮联盟及其商业伙伴犹如一台精密机器，终极目的就是更多地赚钱，因此，“最后两分钟”始终是整场比赛最有利可图的部分，尽管大家早就被它搞得不胜其烦。
美国“VICE”网站
在如今的美职篮（NBA）赛场上，久拖不决的“最后两分钟”已成为比赛流畅度的大敌。从历史角度看，规则、利益乃至种族因素，都在这一现象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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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看美职篮（NBA）比赛的人不乏这样一种感觉：比赛的决胜阶段往往会拖上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双方才能分出胜负；季后赛开始后，情况愈演愈烈，原本最精彩、最富悬念的最后两分钟比赛，反倒成了冗长乏味却又让人不忍错过的“鸡肋”。
犯规、广告、暂停、更多的广告、换人、重放、继续播广告……在球迷们看来，计时钟上的120秒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每年，“最后两分钟”都会消磨掉比前一年更多的时间。
杰夫·范·甘迪曾是NBA教练，如今是美国广播公司和ESPN体育新闻网的评论员。在他看来，一场好的球赛就该一口气打完全场，因为能在NBA打球的选手都是世界上最具天赋、最有经验的，他们完全知道如何掌握比赛节奏。
这样的建议固然令观众拍手称快，但对靠广告养活的媒体来说并不是好主意，包括美国广播公司都很不喜欢他的观点。当然，由NBA比赛“最后两分钟”生发出的话题并不新鲜，曾几何时，同样的120秒似乎并没有这么让人厌烦，还会令人联想到球场之外。
规则缺失引发场上混战
上世纪40年代，“最后两分钟”现象首次成为舆论热议的对象。彼时，篮球比赛的商业化程度较低，插入广告并不是大问题，取而代之的是，那个时代的球迷对恶意犯规非常熟悉。《洛杉矶时报》当时载文指出，篮球比赛的最后阶段“宛如一场混战”，因为没有24秒时限，领先一方会一直控制着球而不投篮，落后一方则拼命争抢，引发剧烈冲突。
“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NCAA）率先决定解决这一问题，规定：在最后两分钟即便出现犯规，也不罚球，而是发界外球。后来，NBA也采用了类似规则，但这无法阻止恶意犯规继续上演，因为在这样的安排下，落后一方依然罕有翻盘机会。
于是，体育联盟纷纷开始寻求其他方案，如规定：最后两分钟，每次罚球后都会进行跳球，以重新争夺球权。由于相应的规则迟迟得不到统一，球迷们大都一头雾水。《纽约先驱论坛报》1950年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是：“今晚该用哪种规则？”评论家们也担心，除非制定统一标准，否则人们迟早会离开篮球场、跑进电影院，或宁愿缩在家里看电视。
1954年，NBA全面放弃了“跳球法”，引入了时限钟。由此，美职篮比赛与大学联赛的“最后两分钟”呈现出不同面貌——前者的节奏有所加快，后者则越来越慢。
大学与职业联赛曾两极分化
1968年的NCAA锦标赛上，北卡罗莱纳队击败了杜克大学队，但比分仅为12比10。那场比赛的裁判之一奥蒂斯·阿尔蒙德向《华盛顿邮报》抱怨：“前38分钟，大家无所事事，一切都发生在最后两分钟。”整场比赛，他只吹了3次哨，每次都可能决定赛果。他补充说：“在那场极度无聊的比赛中，我甚至来到摄像机前，与工作人员闲聊了一会儿。”
受制于规则，这种“前38分钟梦游、最后两分钟拼命”的模式延续了十余年。1979年，杜克大学队与北卡罗莱纳大学队的半场比分低至7比0；1981年，圣母大学队对阵肯塔基大学队，下半场，圣母队得球后，创下了连续传球213次而不投篮的纪录。观众嘘声阵阵，而圣母队主教练依然在边线上冲着自家的队员高喊：“我喜欢这样！我喜欢这样！”
同一时期，美职篮联赛面临与大学联赛迥然不同的症结——按部就班，缺乏激情。1960年，时任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教练比尔·沙曼指出，由于每次进攻有了时间限制，场上只剩下跑动-投球、跑动-投球、跑动-投球，虽然比分高了，可观众依然兴奋不起来。
1971年，《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甚至用极度悲观的语气描述美职篮乃至篮球运动的未来：“电视网络拒绝转播这项运动，甚至是职业联赛，因为广告商不愿购买比赛时间，除非在最后两分钟还有球迷在看比赛，他们的广告才能得以播放。”
黑人球员沦为替罪羊
种族因素的介入，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上世纪70年代初，约六成美职篮选手是非洲裔，到那个10年结束时，这个比例上升到75%。当时的报刊杂志时不时将非裔球员的增加与比赛的乏味程度挂钩，赫赫有名的《体育画报》也在1978年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这项运动的结构有基本性缺陷，只有少数观众能在观看最后两分钟时欣赏到NBA比赛的精髓，其他人觉得，场上的黑人球员越来越多，这是一种负面因素。”
如今看来，黑人球员的增加与比赛精彩度下降并不存在必然联系。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一些专栏作家有意无意地推销这种论调？体育历史作家罗恩·托马斯认为，有些人在解释职业联赛和大学联赛的异同时，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种族歧视。《纽约时报》1979年的一篇文章也批评NBA存在“种族哨”，认为这是为了取悦特定的人而抹黑黑人球员。
在如今的美职篮，种族主义言论属于禁区。去年，亚特兰大老鹰队老板布鲁斯·莱文森就因发表不当言论（他说“白人也许不愿加入一项由黑人主导的运动”），在外界压力下被迫同意出售球队。但把日历翻回三四十年前，公开表达这类想法的人在NBA比比皆是，球队老板为种族歧视辩护，是因为相比道德界限，他们更需要种族主义者的金钱。
1972年，就达拉斯ABA队解雇4名黑人球员一事，一位该队官员称：“达拉斯的白人简直没兴趣花钱去看全由黑人进行的比赛，黑人居民也不能单独支撑我们。”
1980年，泰德·斯特皮恩在收购克里夫兰骑士队前承诺说：“一半球员将是白人，白人需要白人英雄。”
1979年，另一名老板告诉《体育画报》：“现在黑人太多了，他们挥霍金钱，毫无章法地打球。你怎么能将一项黑人运动向白人推销？”在《Playing for Keeps》一书中，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也提到，由于担心疏远白人消费者，一些潜在赞助商会刻意回避NBA。
商业利益让改变很难
当然，后来发生的事实表明，得益于联盟官方的积极运作和社会思潮的变迁，美职篮的商业价值得到了充分发掘。今天再看NBA，“最后两分钟”现象其实更多地与商业利益有关。去年，体育网站Deadspin发现，1996年至2003年间，常规赛阶段，平均每场球的时间增加了6分钟，季后赛阶段的时间则平均延长了16分钟。这与赞助商的增加基本同步。
和许多球员、教练和观众一样，范·甘迪早就想出了一整套能让比赛更紧凑的方案。他建议：每场球的最后两分钟不得叫暂停，同时加大对犯规的处罚力度，如技术犯规直接判给对方得分，如果要罚球，罚进一球算两分，从而达到抑制“犯规战术”的效果。
然而，巨大的商业利益注定了这最后两分钟不能轻易过去——比赛需要电视转播，电视需要广告，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即使教练们同意取消暂停，电视网络也不会放弃这个播广告的黄金窗口。美职篮联盟及其商业伙伴犹如一台精密机器，终极目的就是更多地赚钱，因此，“最后两分钟”始终是整场比赛最有利可图的部分，尽管大家早就被它搞得不胜其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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