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参考》和加拿大驻华使馆共同主办纪念对话
中加公共卫生合作“永远没有终点”
本报记者 张慧
《
青年参考
》(
2015年04月08日
11
版)
|
中加公共卫生合作20年的对话正在进行。从左到右依次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博士、巴特勒-琼斯博士、《青年参考》副主编刘坤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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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前首席公共卫生官戴维·巴特勒-琼斯博士发表演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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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在台下认真倾听。 |
3月31日傍晚,加拿大驻华使馆内,一场纪念中加公共卫生合作20年的对话正在进行。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一位穿着白大褂的中国女士在白求恩动手术的蜡像旁边扮演助手。这位女士就是活动的主持人、《青年参考》副主编刘坤喆。她说,2010年,她在加拿大报道G20峰会时,特意访问了白求恩故居,拍下这张照片。而白求恩正是中加公共卫生合作的代表人物。
中加战略合作的支柱之一
体型健硕、留着两撇上翘胡须的戴维·巴特勒-琼斯博士自称很少进行公众演讲,他笑称,“我的妻子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他在2004~2014年期间担任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因而亲历了近10年中加公共卫生合作的进展。
巴特勒-琼斯博士告诉《青年参考》,他担任首席公共卫生官的10年间,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挑战。“现在回头来看,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不过身在其中也就做了。”他自称每天忙得团团转,辗转于各个会议之间,人们很少看到他静静坐在办公室里。中加公共卫生合作,是他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在演讲中提到,自20世纪初以来,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30多岁,其中25岁要归功于公共卫生的进步。奉行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和全民医疗是加拿大医疗体系的法宝。
中国希望到2020年建立基本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为人民提供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因此对加拿大的医疗保健制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2014年11月,加拿大总理哈珀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布了《加中联合成果清单》。其实,早在2009年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期间,卫生就已经被确定为加中战略合作的四大支柱之一。
而中加双方公共卫生合作的起点,是1995年中加两国卫生部长签署的中加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加拿大和中国卫生部门的合作向卫生制度和政策、健康的生活方式、农村社区卫生、慢性病控制、电子医疗等方向拓展。
健康隐患就在每个人身边
这场由《青年参考》和加拿大驻华使馆共同主办的活动,在内容设计上融入了媒体的思维,提及了很多公众关心的公共卫生问题。
主持人刘坤喆引述英国《柳叶刀》杂志称,脑中风、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5类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已经成为中国人生命最大的杀手,如果不进行有效控制,2030年,40岁以上人群患病人数会增加2~3倍。她当场向加拿大和中国的专家请教,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健康隐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博士从这类疾病的根源讲起。他说:“加拿大作为富裕的福利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人们有相对好的行为习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经济发展起来,物资丰富,人民富裕,人们的行为没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改变。”
比如饮食。30年前,中国的短缺经济导致人们勉强能够填饱肚子,如今多数地区食物充足,如何控制饮食,不摄入过多热量,成了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汽车的普及让人们很少走路。“短时间的行为改变一下子就体现在健康状况上。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些慢性疾病的挑战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王宇说。
说起健康,巴特勒-琼斯提到了“一个人生病,全家跟着受罪”。他告诉《青年参考》,他甚至不能自诩健康状况良好。3年前,巴特勒-琼斯博士经历了一次中风,随后他减轻了工作量,并主动从首席公共卫生官的位置上退下来,过规律的生活。经过恢复和调整,面对记者的巴特勒-琼斯谈笑风生,精神矍铄。
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青年参考》从青年视角出发,强调健康这个对青年人来说应该重视,却常被忽略的话题。刘坤喆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年轻人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运动场。媒体能做的就是尽量利用我们的平台动员年轻人多到运动场去。“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也是用来珍惜的。”
传染病没有国界,谁都逃不掉
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认为,自从SARS、H1N1、H5N1、H7N9出现和传播以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为加拿大和中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这种新发传染病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健康的主要威胁。
王宇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全球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发展、新发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特别集中地出现在这20年间。
王宇说:“虽然中国和加拿大隔着这么远,但是每次出现这样的传染病,加拿大总会与中国有相似的经历,这提醒两国的公共卫生要加强合作。”而巴特勒-琼斯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疾病是没有国界的,传染病一旦发生,谁都逃不掉。
不过,在王宇看来,传染病能够提醒人们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重要性。“上个世纪50年代,疟疾促成了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建立,SARS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发展。而这一次的埃博拉,促使非洲建立非盟的疾病监控中心。可见全球各国在公共医疗方面发展的轨迹和渠道是一致的。”
“传染病发病几十个小时之内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谁都挡不住。”王宇说,“其中很多工作不是仅仅依靠专业的医疗卫生人员就能做到的,必须依靠公众参与。”
专家指出,对待传染病,首先要有心态上的准备,时刻准备应对疫情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在平时就鼓励技术创新,这样才能在关键的时候提供医学支持。比如,加拿大目前是唯一研制出埃博拉疫苗的国家。
王宇告诉《青年参考》,中国已经不会出现传染病的大流行:“我们的控制能力已经很强大,第一代从外面传来,然后传给第二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了,让他们在我们的控制下发病,保证没有第三代,传染链就断掉了。”
这样灵活、高效的疾病监测体系正是中国的特色,让加方印象深刻但望尘莫及。王宇认为,疾病监测融合了很多因素,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得像中国这么好。
长期合作换来理解和默契
2007年,中加成立了高级官员级别的加拿大-中国卫生联合委员会,以制订年度卫生合作工作计划和监测进展情况。2008年以来,中加卫生联委会每年都举行会议。
民间合作也很密切,包括大学之间的联合研究项目,医院工作人员和医生交流、培训计划、观察访问、技术合作以及保健品领域的企业合作等。加方透露,一些民间活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
巴特勒-琼斯博士在演讲中说:“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包括生物安全、新发传染病、食品安全、慢性疾病与损伤、气候变化、健康促进与营养等。放眼全球,没人能独自揭开这些挑战背后的秘密,也没人知道答案,因此更需要精诚合作。”
通过20年的合作,加拿大了解和信任中国的伙伴和参与者。比如在应对H1N1的合作中,中加专家可以共享信息,谈论各自遇到的问题,试着理解为何对方采取了和本国不同的应对方式,不去争论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巴特勒-琼斯博士指出,如果没有长期合作,很难达成这样的默契和理解。
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学到了同行的长处。王宇博士举例称,2008年奥运会期间,加拿大政府派出了非常专业的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应急监测队伍,到北京备战。中国同仁由此意识到,中国应该具备新发传染病的检测能力,因此在此之后加强了对新发传染病的研究。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在信息共享、国际合作等方面的进步。”巴特勒-琼斯告诉《青年参考》,中加未来的合作“永远没有终点”,“传染病难以预测,公共卫生的威胁也不会消失。因此,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保持对话和透明度非常重要”。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杨姣摄
3月31日傍晚,加拿大驻华使馆内,一场纪念中加公共卫生合作20年的对话正在进行。大屏幕上出现了一张照片,一位穿着白大褂的中国女士在白求恩动手术的蜡像旁边扮演助手。这位女士就是活动的主持人、《青年参考》副主编刘坤喆。她说,2010年,她在加拿大报道G20峰会时,特意访问了白求恩故居,拍下这张照片。而白求恩正是中加公共卫生合作的代表人物。
中加战略合作的支柱之一
体型健硕、留着两撇上翘胡须的戴维·巴特勒-琼斯博士自称很少进行公众演讲,他笑称,“我的妻子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他在2004~2014年期间担任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因而亲历了近10年中加公共卫生合作的进展。
巴特勒-琼斯博士告诉《青年参考》,他担任首席公共卫生官的10年间,每天都在经历不同的挑战。“现在回头来看,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不过身在其中也就做了。”他自称每天忙得团团转,辗转于各个会议之间,人们很少看到他静静坐在办公室里。中加公共卫生合作,是他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在演讲中提到,自20世纪初以来,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30多岁,其中25岁要归功于公共卫生的进步。奉行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和全民医疗是加拿大医疗体系的法宝。
中国希望到2020年建立基本的全民医疗保障制度,为人民提供安全、有效和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因此对加拿大的医疗保健制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2014年11月,加拿大总理哈珀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布了《加中联合成果清单》。其实,早在2009年加拿大总理哈珀访华期间,卫生就已经被确定为加中战略合作的四大支柱之一。
而中加双方公共卫生合作的起点,是1995年中加两国卫生部长签署的中加卫生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后,加拿大和中国卫生部门的合作向卫生制度和政策、健康的生活方式、农村社区卫生、慢性病控制、电子医疗等方向拓展。
健康隐患就在每个人身边
这场由《青年参考》和加拿大驻华使馆共同主办的活动,在内容设计上融入了媒体的思维,提及了很多公众关心的公共卫生问题。
主持人刘坤喆引述英国《柳叶刀》杂志称,脑中风、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5类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已经成为中国人生命最大的杀手,如果不进行有效控制,2030年,40岁以上人群患病人数会增加2~3倍。她当场向加拿大和中国的专家请教,应该如何避免这样的健康隐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博士从这类疾病的根源讲起。他说:“加拿大作为富裕的福利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人们有相对好的行为习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经济发展起来,物资丰富,人民富裕,人们的行为没有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改变。”
比如饮食。30年前,中国的短缺经济导致人们勉强能够填饱肚子,如今多数地区食物充足,如何控制饮食,不摄入过多热量,成了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汽车的普及让人们很少走路。“短时间的行为改变一下子就体现在健康状况上。所以对中国来说,这些慢性疾病的挑战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王宇说。
说起健康,巴特勒-琼斯提到了“一个人生病,全家跟着受罪”。他告诉《青年参考》,他甚至不能自诩健康状况良好。3年前,巴特勒-琼斯博士经历了一次中风,随后他减轻了工作量,并主动从首席公共卫生官的位置上退下来,过规律的生活。经过恢复和调整,面对记者的巴特勒-琼斯谈笑风生,精神矍铄。
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青年参考》从青年视角出发,强调健康这个对青年人来说应该重视,却常被忽略的话题。刘坤喆提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倡年轻人多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图书馆,一个是运动场。媒体能做的就是尽量利用我们的平台动员年轻人多到运动场去。“青春是用来挥霍的,也是用来珍惜的。”
传染病没有国界,谁都逃不掉
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认为,自从SARS、H1N1、H5N1、H7N9出现和传播以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成为加拿大和中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这种新发传染病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健康的主要威胁。
王宇对此表示认同,他指出,全球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发展、新发传染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特别集中地出现在这20年间。
王宇说:“虽然中国和加拿大隔着这么远,但是每次出现这样的传染病,加拿大总会与中国有相似的经历,这提醒两国的公共卫生要加强合作。”而巴特勒-琼斯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疾病是没有国界的,传染病一旦发生,谁都逃不掉。
不过,在王宇看来,传染病能够提醒人们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重要性。“上个世纪50年代,疟疾促成了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建立,SARS推动了中国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发展。而这一次的埃博拉,促使非洲建立非盟的疾病监控中心。可见全球各国在公共医疗方面发展的轨迹和渠道是一致的。”
“传染病发病几十个小时之内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谁都挡不住。”王宇说,“其中很多工作不是仅仅依靠专业的医疗卫生人员就能做到的,必须依靠公众参与。”
专家指出,对待传染病,首先要有心态上的准备,时刻准备应对疫情的发生,另一方面要在平时就鼓励技术创新,这样才能在关键的时候提供医学支持。比如,加拿大目前是唯一研制出埃博拉疫苗的国家。
王宇告诉《青年参考》,中国已经不会出现传染病的大流行:“我们的控制能力已经很强大,第一代从外面传来,然后传给第二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了,让他们在我们的控制下发病,保证没有第三代,传染链就断掉了。”
这样灵活、高效的疾病监测体系正是中国的特色,让加方印象深刻但望尘莫及。王宇认为,疾病监测融合了很多因素,很少有国家能够做得像中国这么好。
长期合作换来理解和默契
2007年,中加成立了高级官员级别的加拿大-中国卫生联合委员会,以制订年度卫生合作工作计划和监测进展情况。2008年以来,中加卫生联委会每年都举行会议。
民间合作也很密切,包括大学之间的联合研究项目,医院工作人员和医生交流、培训计划、观察访问、技术合作以及保健品领域的企业合作等。加方透露,一些民间活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
巴特勒-琼斯博士在演讲中说:“全球公共卫生面临的挑战包括生物安全、新发传染病、食品安全、慢性疾病与损伤、气候变化、健康促进与营养等。放眼全球,没人能独自揭开这些挑战背后的秘密,也没人知道答案,因此更需要精诚合作。”
通过20年的合作,加拿大了解和信任中国的伙伴和参与者。比如在应对H1N1的合作中,中加专家可以共享信息,谈论各自遇到的问题,试着理解为何对方采取了和本国不同的应对方式,不去争论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巴特勒-琼斯博士指出,如果没有长期合作,很难达成这样的默契和理解。
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学到了同行的长处。王宇博士举例称,2008年奥运会期间,加拿大政府派出了非常专业的新发和突发传染病应急监测队伍,到北京备战。中国同仁由此意识到,中国应该具备新发传染病的检测能力,因此在此之后加强了对新发传染病的研究。
“我一直在关注中国在信息共享、国际合作等方面的进步。”巴特勒-琼斯告诉《青年参考》,中加未来的合作“永远没有终点”,“传染病难以预测,公共卫生的威胁也不会消失。因此,合作、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保持对话和透明度非常重要”。
本版图片 本报记者 杨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