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银行：为绝望者送上“救命稻草”

    总有人食不果腹，也总有人为他们慷慨解囊。从2004年起，特鲁塞尔信托就与英国教会和社区合作开设了食品银行，如今，它已拥有逾400家网点。英国《新政治家周刊》记者走进这些“银行”采访时，不断听到感人的故事。

    走进“银行”：多数食品来自大超市

    我坐在“希望中心咖啡馆”里，这家位于英国北考文垂贫民区的小店干净通风，阳光透过玻璃照在餐桌上。在小型会议中心，你经常能找到这种咖啡馆，但这家有些与众不同。

    每周五下午，人们可以来此领取几个购物袋，里面装着生活必需品。这里是特鲁塞尔信托建立的食品银行网点之一。

    咖啡馆里满是志愿者，大家忙里忙外、充满活力。赶在开门前，考文垂食品银行项目经理休·麦克尼尔带我简单参观了一下这里。

    在大储藏室，妇女们边聊天边整理已经快堆到天花板的货物。汤罐头、面包、果汁……琳琅满目，令我目不暇接。这里到处能看见用黑色记号笔书写的数字。“那些是保质期。”休说，“让我们知道该在何时发什么食物。你总不能把一些食物屯到过期，同时把2017年都能吃的东西全发出去。”

    在后院，年轻男女们满头大汗，从卡车上卸下由企业捐赠的新鲜果蔬。这些人中有些是在正式求职前来做志愿者，以获取一些工作经历。

    “大多数食品来自大型超市。”休告诉我，“超市允许我们列出所需物品清单，剩下的就要依靠市民们慷慨解囊了。去年7月，我们在超市搞了为期3天的募捐活动，收到了市民捐赠的超过10吨食品。”

    当我们回到咖啡厅，那里几乎已被坐满。我环视四周，心想，这些就是需要食品银行的人。他们喝着茶水和咖啡，耐心等待。一名志愿者手拿表格，询问一对夫妇是否有孩子、是否是素食主义者，然后按照他们的饮食需要“量身”准备了3天的食物。

    在咖啡馆门口，志愿者托尼站在满是表格的桌子前，迎来了一对父子。“是谁推荐你们来食品银行的？”托尼按惯例问道。头发花白的长者有些困惑，而年轻人面色通红地看着地板，一阵沉默后，他僵硬地说：“不是我需要，是我父亲。”然后递上文件，证明他们经由考文垂最大的保障性住房供应公司的债务委员推荐。

    “来这里的人都通过专门机构推荐。”休解释道，“我们和250家机构有合作关系，包括教堂、学校、房屋中介、医院。每人能在半年内使用3张食品券，每张券为他们提供3天的食物。我们帮助人们摆脱短期困境，但解决不了长期问题。”

    “这里是我的救命稻草”

    我们向一位蜷缩在角落椅子上的瘦弱年轻女子走去，她叫路易斯。“学校放假是最艰难的时期，因为你得保证孩子有一日三餐。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路易斯轻声说，“食品银行真好。以前我去各家超市抢购最便宜的东西，通常是罐头和冷冻食品，比如豆子、意大利面。我买不起新鲜的果蔬。”

    “早上，我总靠燕麦粥填肚子，晚上基本不吃饭。但今天孩子开始放假，不能再指望学校提供的营养午餐，我走投无路，食品银行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单亲母亲路易斯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入不敷出。因为一家媒体“颠倒黑白的采访”，政府认定她有能力自食其力，令她失去了就业支持津贴和伤残津贴。和我说话时，她一直盯着自己的脚。

    她正努力申诉，以重新获得救济，在此期间，她艰难地养活着一家人。“食品银行太棒了，他们会为我们提供布丁、披萨饼、玉米片和巧克力饼干，这些都是我买不起的。”她感慨道，“要想得到好点的食物，只能跟窃贼做生意，他们能便宜卖给你一些肉。我有些邻居也来过食品银行，他们有工作，但有时仍不够吃。你不能怪人们跟贼合作，无法给家人张罗食物，太糟糕了。”

    拿着购物袋的志愿者微笑着走来，路易斯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志愿者将袋子打开，展示里面的内容，我看到了复活节彩蛋、意大利面、汤和豆子。路易斯使劲忍住眼泪，说了一连串感谢。志愿者的嘴角也扬起了真诚的微笑。

    食品银行的兴起——从54家到420家

    在英国，总有些人食不果腹，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有人在为他们捐赠食物。

    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引发就业危机，也催生了慈善机构“汤厨房”。19世纪，汤厨房被济贫院取代。发展到今天，食物援助机构的形式和规模愈发多样化——从学校的“早餐俱乐部”到面向流浪老人的“送餐服务”，为现代英国的不同群体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

    据国际发展及人道援助机构“乐施会”和教会扶贫行动的统计，2013~2014年间，英国最大的3家食品援助机构为贫困人群发放了超过2000万份食物，这还不包括地方性食品银行等形式。

    去年，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发布了评估该国紧急食品援助的报告，称“无法确定目前接受援助的人数”。“事实上，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谁在提供食品援助？谁在接受？”报告作者之一利兹·道勒教授称，调查只覆盖冰山一角。

    “买不起食物是很隐私的问题，首先它令人羞于启齿。人们主要在家吃饭，所以吃什么、够不够吃，别人都不知道。其次，缺少食物造成的也是私人的痛苦，你得自己忍饥挨饿，身体因此变得不健康。”

    有人吃不饱，这事无法登上媒体头条，但近年来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的兴起，将饥饿问题再次带入公众视线。

    1997年，帕迪和卡罗尔·亨德森成立了特鲁塞尔信托，为无家可归的保加利亚儿童提供帮助。2000年的一天，帕迪在索尔兹伯里的家中接到一位母亲的电话，她倾诉了儿子饿着肚子睡觉的事。

    帕迪认为这不是个案，许多地方存在相同问题。他开始在自己的花园和车库里筹办食品银行，为当地人提供3天分量的紧急食物供应。2004年，帕迪和亨德森创建了非盈利性、社会特许经营的食品银行，并将之推广到世界各地。

    这种经营方式并不复杂：获得特许经营权的当地组织（主要是教会）负责寻找捐赠来源，信托总部衔接各部分工作、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每年还会审核每家“银行”是否符合标准。

    食品银行快速壮大了。2010年，英国仅有54家特鲁塞尔信托食品银行，到2014年已有420家。

    绝望的人们不得已才选择这里

    道勒教授等人的报告指出，大部分人将食品银行视为“走投无路的最后选择”，用尽所有办法，甚至求助家人和朋友无门后，才会走进这里。在前往考文垂的食品银行前，路易斯已好几个月没吃过晚餐了。

    在爱丁堡，我看到一位接过食物的女性瞬间湿了眼眶，她说家人终于能吃顿饱饭了。一名男子羞于接受我的采访，他告诉志愿者，走了几英里才见到推荐人，又走了几英里才来到这里，因为没钱坐车。他疲惫地坐下，喝了杯茶，然后拎起一大兜食物回家。

    艾伦的救济金因特殊情况延误了。“我的电卡里只剩1英镑了，最近一周我都是饿着睡的。这是我第二次来这儿，第一次来时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但这里的每个人都没让我产生不舒服的感觉。他们真心想帮我，告诉我别担心。我希望救济金问题能很快解决，这样就不用再来了。”

    有人健谈，有人沉默，有人不知所错，我的所见所闻再次证明，食品银行是绝望的人们迫不得已的选择，而非占便宜的免费超市。

    当然，难免有人来“骗取”食物。我相信这并不困难，你可以向医生、财务顾问、律师编个悲惨的故事，获得推荐。曾有一名英国《每日邮报》记者跑来假装失业并饥饿难耐，志愿者没求证他的故事，就给了他食物包裹。这名记者曝光了食品索求背后“令人震惊的真相”，令那些使用食品银行的人遭到谴责。

    但当你真的走进这里，就会意识到，这种人只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从这里获得了生活的希望，而给予援助者也从中收获了感动。“饥肠辘辘的人走进来，而你给他们最需要的食物。”一位志愿者说，帮助别人的满足感立竿见影。

    我对此感同身受，看到路易斯欣喜的表情，我被感动了。在采访中，我不断听到感人的故事——经历过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物质匮乏时期的老人到教会工作，希望帮助被饥饿折磨的人；我还看到曾在食品银行领取救济的年轻人，后来又回来，成为志愿者。

    “民以食为天，关于肚子的问题更能引发共鸣。”参观爱丁堡的食品银行时，那里的负责人亚瑟·马蒂松告诉我，“在超市里，我们看到很多人站出来夸我们做得好。”

    ▋英国《新政治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