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我和总理默克尔一起工作
可为(发自德国)
《
青年参考
》(
2015年03月25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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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议会大厅比德国议会大厅气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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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议会餐厅录制绿色食品节目,左一是可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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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在德国议会大厅开碰头会。 |
德国有个“德国青少年媒体协会”(Jugendpresse Deutschland),成员为来自德国各地16~28岁的年轻人。它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完全独立自主,工作人员全是自愿义务奉献的青年学生。它每年举办一次为期3天、面向德国学生的大型活动。同时,它在每个州的分部也举办活动。
听说了这个组织后,我每年多次参加它的活动,非常长见识,比上课有意思。虽然12年级时课程很紧张,每次考试都计入毕业总成绩,13年级更是准备毕业大考的关键一年,但这些没有削弱我参加活动的热情。
后来,我不再满足于当一个普通参加者,我觉得,成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将更刺激,更具挑战性。所以,我申请担任活动的组织负责人。等我真的成为组织者才知道,组织一个大型活动真不容易,需要考虑太多的事情和细节,非常辛苦。
我参与筹划的那次活动内容丰富:参观德国议会大厦、政府大楼,观摩德国政府官员办公情况,列席德国议会的税务政策会议。活动前,来自德国各地的50名组委会成员聚到一起开了3次会,我负责管理500名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帮助他们解决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这是最麻烦最累的差事,但没问题,我喜欢和人打交道。
我在德国议会大厦有了临时办公室
因为组织活动,我在德国议会大厦有了个临时办公室。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遇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我们笑着打招呼。后来,我在多次活动中见过她,和她打招呼、握手。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从没告诉过家人,也没想过和默克尔合影留念。她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要合影呢?平时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她,现在和她在同一栋楼里工作,挺好玩的。
在议会大厅里开研讨会、报告会之前,先要把会场布置好,摆放好文件。我们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只能睡几个小时。我发现大厅里的座位非常舒服,越靠前的越舒服,还可以自由旋转,大概是方便议员们回头和别人辩论吧。每次工作得太累太困时,我就坐在那上面睡一觉,真解乏。
2007年,我承担了欧洲青少年媒体协会大型活动的组委会工作。这次活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议会大厦举行,有来自欧洲27个国家的270名青年学生参加(欧州各国都有青少年媒体协会,欧洲有个总会)。组委会成员在欧盟议会大厦里工作了一周。
欧盟议会大厦比德国议会大厦气派多了,里面设施齐全,什么都能买得到,还有医院,就像一个小城市。欧盟议会大厦里有两个餐厅,一个是给来宾用的,一个是给工作人员用的。内部餐厅的饭菜丰盛、美味,虽然我们在来宾餐厅用餐是免费的,但我宁可花点钱去内部餐厅吃饭。
次年,我又来到这个内部餐厅,这回是与青少年媒体协会成员合作制作一档关于健康食品的电视节目。我们邀请几位欧盟官员谈绿色食品,一位著名厨师在节目现场做有机牛排。节目的编导、设计、录影、制作,都是我们自己动手。这个节目现在还在欧洲青少年媒体协会的网页上播放。
议会大厦里,香蕉堆积如山
这么大规模的青少年活动,不管事先准备得多么细致周到,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漏洞和失误。现在想起这些失误已经不觉得有多么糟糕,反而觉得挺有趣。
就说那次参观德国议会大厦的活动吧。当时负责采购饭后水果的学生计算出,香蕉的需要量是每人1.8个,但他下订单时少了个小数点,写成了每人18个。想想看,18×500,那是什么概念?大卡车运来成箱的香蕉,在德国议会大厦地下室堆积如山。大家每天拼命吃香蕉,会议结束后每人包里塞满了香蕉带回家。尽管如此,还是剩下大量的香蕉,我们只好站在街头发香蕉,见人就给,逢人就塞,还是发不完,最后把香蕉送给了柏林动物园。那几天,动物们和我们一样,天天吃香蕉。
2007年,在欧盟议会大厦举行的那次活动上,我们请来欧洲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作专题报告。我们这些组委会成员坐在台后休息室里等待,又累又无聊,就把给他们准备的香槟酒打开,慢慢喝。政治家们太能说了,等他们讲完,我们该把香槟端上去时才发现,香槟都被我们喝光了,只好临时改上果汁。等到吃饭时发现,安排餐饮的学生忘了计入嘉宾人数,没给他们准备餐具。我们就把沙拉、水果分送到学生的盘子里,腾出那些大盘子给嘉宾当餐具。“穷讲究”的政治家离开了,“亲民”的留下来,捧着沙拉大盘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留下来的或许是聪明人——这些青年学生将来很可能成为他们的选民,甚至“战友”。
安排交通是组织活动的首要工作。我们一般会在大城市设集合点,由旅游大巴运送活动参与者,距集合点远的人可以自己乘火车,然后报销车费。一次,在慕尼黑举办活动时,我们把北威州上车集合点设在埃森市(Essen)。原定下午两点上车,但那辆旅游大巴出了车祸,我们等到晚上6点,才有另一辆车到来。司机解释说,他白天得开公交车,下班后才能来给我们开车,所以晚了。
从埃森市到慕尼黑的路将近800公里,旅游大巴差不多得开一夜。深夜,我们在车上昏昏欲睡时,突然发现高速公路被封,几辆警车呼啸着追上我们,把我们的大巴引出高速公路,停在一块空地上。那里停了一排蓝光闪烁的警车,还有救护车。
警察跳上车来,直奔司机。原来,车上有一个学生给家长发了短信,告诉他们大巴晚点的原因。那个家长觉得大巴司机下班后再开长途夜车属于疲劳驾驶,会出车祸,就报了警。因为他们说不清楚车号,更不知到车在哪里,于是沿途的警察全部出动,一边搜寻,一边联系查询旅游大巴公司。警方费尽周折,终于查到了我们这辆车,一路狂追而来。
司机好好的,根本没疲劳,学生们也都安然无事,却让警察辛苦折腾了大半夜。警察的头头儿很生气,严肃地追问是谁发的信息。全车学生没人举手。惹出这么大麻烦,谁敢承认?后来我们继续上路,全德国的警察在保卫我们的安全,大家兴奋得一夜末眠。
做社会工作让我收获快乐
这么多年,在这么多青少年活动的参与者中,我只见过一个华裔女孩。在华人家长眼里,学习重要,考试分数更重要。在他们看来,我做这些事一定是浪费时间,不务正业。
我妈问过我,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做这些社会工作,有什么收获?
我以前没想过,现在想来,收获很多:我几乎走遍德国各大城市,参观过好多著名企业,结识了各种性格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具有优秀的素质,我和其中的好多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除了圣诞节回家外,其他节日,我都在德国各地或欧洲其他国家与朋友们聚会,这让我快乐。通过这些活动,我接触到企业界有修养有魄力的领导者,和他们谈话使我受益匪浅,眼界大开。最重要的是,这些活动锻炼了我,我学会了怎样与别人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我还收获了“副产品”。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英语、法语这些需要死记硬背的科目不怎么样。而筹划这些活动,拉赞助、主持会议、讲话、作报告都是用英语,让我的英语进步神速。这样的学习效果胜过课堂百倍。
▋本文作者毕业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工程技术专业,大学期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是全德国、全欧洲的大型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组织者。
德国有个“德国青少年媒体协会”(Jugendpresse Deutschland),成员为来自德国各地16~28岁的年轻人。它不隶属于任何机构,完全独立自主,工作人员全是自愿义务奉献的青年学生。它每年举办一次为期3天、面向德国学生的大型活动。同时,它在每个州的分部也举办活动。
听说了这个组织后,我每年多次参加它的活动,非常长见识,比上课有意思。虽然12年级时课程很紧张,每次考试都计入毕业总成绩,13年级更是准备毕业大考的关键一年,但这些没有削弱我参加活动的热情。
后来,我不再满足于当一个普通参加者,我觉得,成为大型活动的组织者将更刺激,更具挑战性。所以,我申请担任活动的组织负责人。等我真的成为组织者才知道,组织一个大型活动真不容易,需要考虑太多的事情和细节,非常辛苦。
我参与筹划的那次活动内容丰富:参观德国议会大厦、政府大楼,观摩德国政府官员办公情况,列席德国议会的税务政策会议。活动前,来自德国各地的50名组委会成员聚到一起开了3次会,我负责管理500名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帮助他们解决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这是最麻烦最累的差事,但没问题,我喜欢和人打交道。
我在德国议会大厦有了临时办公室
因为组织活动,我在德国议会大厦有了个临时办公室。
有一天,我在走廊里遇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我们笑着打招呼。后来,我在多次活动中见过她,和她打招呼、握手。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从没告诉过家人,也没想过和默克尔合影留念。她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要合影呢?平时只是在电视上见过她,现在和她在同一栋楼里工作,挺好玩的。
在议会大厅里开研讨会、报告会之前,先要把会场布置好,摆放好文件。我们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只能睡几个小时。我发现大厅里的座位非常舒服,越靠前的越舒服,还可以自由旋转,大概是方便议员们回头和别人辩论吧。每次工作得太累太困时,我就坐在那上面睡一觉,真解乏。
2007年,我承担了欧洲青少年媒体协会大型活动的组委会工作。这次活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盟议会大厦举行,有来自欧洲27个国家的270名青年学生参加(欧州各国都有青少年媒体协会,欧洲有个总会)。组委会成员在欧盟议会大厦里工作了一周。
欧盟议会大厦比德国议会大厦气派多了,里面设施齐全,什么都能买得到,还有医院,就像一个小城市。欧盟议会大厦里有两个餐厅,一个是给来宾用的,一个是给工作人员用的。内部餐厅的饭菜丰盛、美味,虽然我们在来宾餐厅用餐是免费的,但我宁可花点钱去内部餐厅吃饭。
次年,我又来到这个内部餐厅,这回是与青少年媒体协会成员合作制作一档关于健康食品的电视节目。我们邀请几位欧盟官员谈绿色食品,一位著名厨师在节目现场做有机牛排。节目的编导、设计、录影、制作,都是我们自己动手。这个节目现在还在欧洲青少年媒体协会的网页上播放。
议会大厦里,香蕉堆积如山
这么大规模的青少年活动,不管事先准备得多么细致周到,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漏洞和失误。现在想起这些失误已经不觉得有多么糟糕,反而觉得挺有趣。
就说那次参观德国议会大厦的活动吧。当时负责采购饭后水果的学生计算出,香蕉的需要量是每人1.8个,但他下订单时少了个小数点,写成了每人18个。想想看,18×500,那是什么概念?大卡车运来成箱的香蕉,在德国议会大厦地下室堆积如山。大家每天拼命吃香蕉,会议结束后每人包里塞满了香蕉带回家。尽管如此,还是剩下大量的香蕉,我们只好站在街头发香蕉,见人就给,逢人就塞,还是发不完,最后把香蕉送给了柏林动物园。那几天,动物们和我们一样,天天吃香蕉。
2007年,在欧盟议会大厦举行的那次活动上,我们请来欧洲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作专题报告。我们这些组委会成员坐在台后休息室里等待,又累又无聊,就把给他们准备的香槟酒打开,慢慢喝。政治家们太能说了,等他们讲完,我们该把香槟端上去时才发现,香槟都被我们喝光了,只好临时改上果汁。等到吃饭时发现,安排餐饮的学生忘了计入嘉宾人数,没给他们准备餐具。我们就把沙拉、水果分送到学生的盘子里,腾出那些大盘子给嘉宾当餐具。“穷讲究”的政治家离开了,“亲民”的留下来,捧着沙拉大盘子和我们一起吃饭。留下来的或许是聪明人——这些青年学生将来很可能成为他们的选民,甚至“战友”。
安排交通是组织活动的首要工作。我们一般会在大城市设集合点,由旅游大巴运送活动参与者,距集合点远的人可以自己乘火车,然后报销车费。一次,在慕尼黑举办活动时,我们把北威州上车集合点设在埃森市(Essen)。原定下午两点上车,但那辆旅游大巴出了车祸,我们等到晚上6点,才有另一辆车到来。司机解释说,他白天得开公交车,下班后才能来给我们开车,所以晚了。
从埃森市到慕尼黑的路将近800公里,旅游大巴差不多得开一夜。深夜,我们在车上昏昏欲睡时,突然发现高速公路被封,几辆警车呼啸着追上我们,把我们的大巴引出高速公路,停在一块空地上。那里停了一排蓝光闪烁的警车,还有救护车。
警察跳上车来,直奔司机。原来,车上有一个学生给家长发了短信,告诉他们大巴晚点的原因。那个家长觉得大巴司机下班后再开长途夜车属于疲劳驾驶,会出车祸,就报了警。因为他们说不清楚车号,更不知到车在哪里,于是沿途的警察全部出动,一边搜寻,一边联系查询旅游大巴公司。警方费尽周折,终于查到了我们这辆车,一路狂追而来。
司机好好的,根本没疲劳,学生们也都安然无事,却让警察辛苦折腾了大半夜。警察的头头儿很生气,严肃地追问是谁发的信息。全车学生没人举手。惹出这么大麻烦,谁敢承认?后来我们继续上路,全德国的警察在保卫我们的安全,大家兴奋得一夜末眠。
做社会工作让我收获快乐
这么多年,在这么多青少年活动的参与者中,我只见过一个华裔女孩。在华人家长眼里,学习重要,考试分数更重要。在他们看来,我做这些事一定是浪费时间,不务正业。
我妈问过我,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做这些社会工作,有什么收获?
我以前没想过,现在想来,收获很多:我几乎走遍德国各大城市,参观过好多著名企业,结识了各种性格的年轻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具有优秀的素质,我和其中的好多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除了圣诞节回家外,其他节日,我都在德国各地或欧洲其他国家与朋友们聚会,这让我快乐。通过这些活动,我接触到企业界有修养有魄力的领导者,和他们谈话使我受益匪浅,眼界大开。最重要的是,这些活动锻炼了我,我学会了怎样与别人合作。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我还收获了“副产品”。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很好,英语、法语这些需要死记硬背的科目不怎么样。而筹划这些活动,拉赞助、主持会议、讲话、作报告都是用英语,让我的英语进步神速。这样的学习效果胜过课堂百倍。
▋本文作者毕业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工程技术专业,大学期间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是全德国、全欧洲的大型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