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响彻影坛50载

    从个人回忆到银幕经典，《音乐之声》的成功仰仗百老汇与好莱坞的精心加工。时隔半世纪，重新审视影片和现实的微妙差异，人们不得不感叹“艺术高于生活”。

    直到今天，在经典影片《音乐之声》中饰演女主角的朱莉·安德鲁斯，仍然会让自己的生活习惯与该片主题曲《哆来咪》的歌词尽量保持一致。比如，没有果酱配面包，她就不喝茶（歌词中提到“茶是搭配果酱面包的饮料”）；每当海关官员、税务稽查员或警察问她叫什么，她都会唱着回答“Me”（歌词中有一句“me是我对自己的称呼”）。

    日前，为纪念这部电影上映50周年，新闻主播黛安·索耶和安德鲁斯一同回到《音乐之声》拍摄地——奥地利萨尔茨堡，探寻影片背后的故事。这部时长一个小时的“音乐之声特辑”于3月18日在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台播出。

    1965年3月2日，《音乐之声》在纽约里沃利剧院首映。当时，美国经历着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的双重考验。男女老少涌入影院，从美妙的音乐和动人的剧情中寻找慰藉。

    一名越战老兵说，他第一次看《音乐之声》，是被妻子拖去的。然后，他自己又看了127次。“我得以到另一个世界度过3小时，那3小时的我是自由的，享受着美好的平静。”

    这部影片对大众文化的影响延续至今，《雪绒花》、《哆来咪》、《孤独的牧羊人》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从此传唱不息的。如果算上美元的通货膨胀率，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电影是美国历史上票房第三高的影片，仅次于《乱世佳人》和《星球大战》。

    人物个性让步于艺术加工

    《音乐之声》讲述了玛利亚·奥古斯塔到冯·特拉普上校家中给7个孩子当教师，用她的歌唱天分和温柔性格融化了纪律严明的特拉普一家，建立起家庭合唱团的经历。后来，玛利亚嫁给了特拉普，全家人为逃避纳粹统治，借演出之机离开了奥地利。

    影片改编自同名音乐剧，后者则来自玛利亚·冯·特拉普1949年出版的自传《特拉普家庭合唱团的故事》。百老汇和好莱坞都对原著进行了改编。比如，影片中7个孩子的名字和年龄与事实有异，而安德鲁斯饰演的玛利亚原本是特拉普家二女儿的导师，并非所有孩子的家庭教师——1926年，时年21岁的玛利亚·奥古斯塔因为接受过维也纳师范学院的培训，被安排到退役海军上校特拉普家工作10个月，作为她成为修女前的实习。

    美国“历史”网站称，现实中的玛利亚和特拉普上校并非在纳粹侵占奥地利的1938年结婚，而是结合于1927年11月。由于电影的艺术处理，玛利亚自己的3个孩子也未出镜。

    有趣的是，特拉普家族的子女对这部影片持保留态度，原因之一是，剧中的特拉普上校被塑造成了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事实上，这位老军人的确曾给孩子们穿上水手服，并用吹哨的每个音阶代表一个孩子，但他不曾让孩子们齐步走或立正。“他是个很温柔甚至溺爱孩子的爸爸。”美国作家汤姆·圣彼得罗在《经久不衰的电影》一书中写道。

    上校之子约翰内斯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他的父亲“非常迷人，大度，开朗，而不是音乐剧和电影中的拘谨模样。母亲曾试图改变电影对父亲的描述，但没有成功”。

    不难看出，电影中角色的原型更加立体和复杂。玛利亚也承认，朱莉·安德鲁斯把她演得“太温柔了”。真正的玛利亚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音乐之声》导演罗伯特·怀斯曾回绝了请玛利亚担任顾问的提议，称：“她太专横，我不喜欢这一点。”

    特拉普家的二女儿也表示，继母“脾气糟糕，变化很快，你都不知道什么刺激了她。我们将这视为过境的暴风雨，因为下一分钟她又和颜悦色了”。

    按照圣彼得罗的分析，玛利亚的性格与她的成长环境有关。她10岁时父母双亡，和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叔叔住在一起。为了人身安全，她躲进了修道院。直到结识了特拉普一家，她心中的寒冰才逐渐消解，进而留下来并加入了这个家庭。

    玛利亚还在自传中披露，她与上校并非深爱彼此。结婚那天，她一直在生闷气，因为她本来想当修女。“我喜欢他，但不爱他。我爱孩子们。可以说，我是嫁给了孩子们。”

    主角们原本是为生计歌唱

    上世纪30年代，特拉普一家经历了大萧条，银行存款在一夜间蒸发。大人和孩子不得不想方设法挣钱糊口。神父弗朗兹·瓦茨那听过他们的演唱，认可这一家人的音乐才能，遂指导他们成为专业合唱团。换言之，瓦茨那才是特拉普一家登上舞台的推动者。但电影编剧认为，这位神父的存在会削弱女主角玛利亚的重要性，于是，瓦茨那在电影中消失了。

    1999年，特拉普家的二女儿在接受《名利场》杂志采访时透露，继母玛利亚到来前，他们的生活就充满音乐。他们的生母热爱歌唱和乐器，先后教给孩子们100多首歌曲。

    赚钱，是“特拉普家庭合唱团”最根本的存在理由，“我们不会像电影中那样，在野外跑跳唱歌。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玛利亚亲生的女儿罗斯玛丽说。罗斯玛丽有舞台恐惧症，不喜欢母亲强加给她的安排，以至于在40岁前多次精神崩溃。然而，即便对母亲心有芥蒂，玛利亚于1987年过世前，一直是罗斯玛丽在照顾她。

    影片中对一家人翻山越岭逃到瑞士的描述同样属于艺术加工。事实上，他们先是乘火车到了意大利，随后去了美国。1942年，特拉普举家搬到佛蒙特州，在当地开了一家滑雪旅馆。这家旅馆今天仍在营业，负责人就是约翰尼斯。

    特拉普一家将他们的故事卖给百老汇和好莱坞，作为回报，电影和音乐剧每赚1万美元，他们就能抽取375美元红利。至今，《音乐之声》每年仍为他们带来10万美元左右的收入。

    新一代的特拉普合唱团如今仍在歌唱。他们是家族的第四代，最初是为了让卧病在床的祖父沃纳·冯·特拉普开心。2007年沃纳去世后，他们继续表演，并开始在各地巡演。

    片场内外，古怪插曲不断

    音乐剧版《音乐之声》于1959年在百老汇上演时，媒体评价不算太高。《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沃尔特·克尔认为，“爱唱歌的修女变身躲避纳粹的保姆”的故事，“无论情节还是歌曲都太甜了”。该剧出自黄金搭档罗杰斯和汉默斯坦之手，但克尔指出，两人在1945年的《旋转木马》中抨击了家庭暴力，1949年的《南太平洋》则直指种族主义。相比之下，《音乐之声》简直是“严重的倒退”。好在，这部音乐剧在市民中口碑不错，并屡屡斩获大奖。

    电影版则基于音乐剧做出了进一步修改。影片最初定名“麦片之声”——剧本里原先有这样的情节：特拉普一家穿着统一的服装，打理他们赖以谋生的麦片生意。由于派拉蒙公司高层的介入，剧本后来经过多次改写，片名也从“蘑菇之声”，到“棒槌之声”；故事发生的地点一度被设定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小岛上，片名也一度变成“马斯蒂克岛之声”。如此推倒重来很多遍后，编剧欧内斯特·莱曼终于一锤定音，敲定了“音乐之声”这个名字。

    英国《每日电讯》报称，拍摄期间，安德鲁斯对待小演员就像剧中的玛利亚一样亲切，而扮演特拉普上校的克里斯托弗·普卢默玩世不恭，缺乏耐心，酒不离手，胡吃海塞到穿不进戏服，还故意将《雪绒花》的歌词从“永远保佑我的故乡”改成“永远保佑我的薪水簿”。他一直瞧不起这部影片，甚至称其为“粘液之声”（The Sound of Mucus）。

    更麻烦的是，普卢默声称，孩子们一唱歌，他就反胃。这让拍摄《哆来咪》的过程变得极其困难。仔细观看，观众或许会注意到，影片中，普卢默左手边藏着一个供他呕吐的塑料桶。

    英国《快报》称，1964年5月，玛利亚到《音乐之声》片场探班，竟被普卢默迷住了，“你比我真正的丈夫更帅气。吼，吼，吼！”她大声嚷道。普卢默则觉得玛利亚“丰满、专横”。几年后，两人再度相遇，玛利亚高喊着“我丈夫！我丈夫！”，冲上前与普卢默相拥。

    对参演的小演员们来说，《音乐之声》是他们演艺生涯的巅峰。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情同手足。2010年，脱口秀女王奥普拉·温弗瑞曾安排他们重聚。如今，他们的职业是软件工程师、癌症募款专员、悉尼歌剧院艺术总监、室内设计师、摄影师、艺术家和花店店主。

    作为“美国电影”大获成功

    “就是在这张长凳上，一位82岁的老太太摔倒了。”导游彼得指着萨尔茨堡郊区海尔布伦宫的玻璃屋说，“她边唱《16岁快要17岁》边跳舞，然后就摔了出去。”

    这栋建筑物正是《音乐之声》的外景地之一。“那位老妇是该片的铁杆粉丝，忍不住翩翩起舞。”

    很多游客到了萨尔茨堡，首先想到的就是《音乐之声》。据估计，全球至少10亿人看过这部影片，但在当地，《音乐之声》没有光环。

    “电影从没在这里放映过，”彼得耸耸肩，“我们是通过书本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50年前，萨尔茨堡本地人乔治·斯坦尼茨在剧组担任导演助理。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包括指挥群众演员合唱《雪绒花》。“我告诉导演罗伯特·怀斯，我们必须先教大家学会这首歌。对方非常惊讶：‘这不是一首奥地利歌曲吗？这不是你们的国歌吗？’”斯坦尼茨告诉BBC，“我对他说，‘不是，它是罗杰斯和汉默斯坦创作的。’”

    每当在拍摄《哆来咪》的花园漫步，斯坦尼茨总会听到身边的游客情不自禁地哼着那首歌的旋律，这让他有些困惑。“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首歌会如此流行？”

    在他和许多奥地利人看来，这部片子更符合美国人的，而非奥地利人的审美。“除了地点，它和奥地利没什么关系。在萨尔茨堡，人们知道特拉普一家，也知道电影和他们真实经历的区别。”《音乐之声》在全球获得的成功更是令当地人惊讶，斯坦尼茨说，当初，剧组中的德国和奥地利成员都认为这部片子会遭遇滑铁卢，“显然，我们错了”。

    “单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它倒是具备了成功的一切要素——美丽的风光，和睦的家庭和几个纳粹坏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