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不拿工资的美国大使”

    2015年是马克·吐温诞辰180周年。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这位名作家留下无数辛辣、幽默而正义感十足的名篇，赢得了亿万粉丝。鲜为人知的是，纵横于文坛的同时，吐温也是“民间外交”理念的忠实践行者，一度拥有“没有官方身份的美国大使”的头衔。

    周游世界的岁月里，吐温的幽默和机智令他魅力无限，即使是前一秒还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会乐意和他促膝而谈，把酒言欢。美国《Politico》杂志评论说：“马克·吐温被所有人喜爱，这是简单的事实。从英国王室到印度加尔各答的铁路搬运工，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首次出游，获沙皇接见

    马克·吐温踏上外交舞台，并不比他以作家身份成名晚很多。1865年于纽约《星期六邮报》发表《卡拉维拉斯郡著名的跳蛙》后，这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就被外界视作美国文学界的希望之星。很快，一家看好吐温发展潜力的旧金山报纸发来合约，赞助其以“旅行记者”身份，跟随豪华邮轮“汪达尔”号，前往欧洲和中东采风。

    1867年6月8日，巨轮鸣笛起航。时年31岁的吐温，迈出了成为“世界人”的脚步。

    造访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等国后，“汪达尔”号进入黑海，在乌克兰敖德萨下锚。刚以700万美元的“实惠”价格将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当时正在敖德萨的里瓦几亚行宫度假，他邀请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入宫一聚。

    作为船上文笔最好的乘客，吐温当仁不让，挥笔撰写了给主人的拜帖。虽说在美国时，吐温明褒暗贬的笔法曾令许多大人物头痛不已，但面对外国元首，他的文字在礼数上无可挑剔。俄罗斯《真理报》也认为，尽管吐温以“毒舌”著称，他对沙俄皇室还是蛮尊重的。

    “我们只是几个因私出国的美国公民。”这份拜帖提到，“旅行是个人兴趣，是非官方的。因此，我们从未想到能有机会见到高贵的陛下。对于您的邀请，我们不胜感激……在我看来，您是我们热爱的土地上最坚定的盟友。”

    这只是诸多溢美之词的一角。按照俄罗斯“超越头条”网站的说法，彼时，亚历山大二世完成了沙俄的农奴制改革，吐温称其为“伟大的壮举”；他还特意提到了美国内战期间俄方给予联邦政府的支持，“我们深深感念贵国的好处，你们在最关键的时刻伸出了援手”。

    次日，吐温一行盛装华服，去往行宫觐见沙皇。在后花园，美国驻俄领事弗雷德里克·史密斯当场诵读了吐温手书的拜帖。

    “非常好，非常好，我很开心！”沙皇听罢，“龙颜大悦”，即兴发表了一大通“希望美俄友谊地久天长”之类的贺词，然后将拜帖交给侍从，要求妥善保存。

    生性不羁，谢绝官帽

    随“汪达尔”号返程后，吐温基于异域见闻的通讯集《傻子出国记》很快付梓，再次名利双收。不仅如此，他在此次旅行中展现出的独立、自由的性格，以及机智、风趣的谈吐，也备受美国政界关注。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约翰·凯内斯曾力邀吐温出使中国。“政府希望我以领事身份出国。”吐温和母亲闲谈时提到，他拒绝了这份公差，“上帝知道我这个懒汉不适合这份工作。”

    此后的事实证明，生性不羁、心直口快的吐温没有“戴官帽”，并不是坏事。

    1891年夏，吐温举家迁居欧洲。当时的他声名已远播海外，只是因为在生意场失意，才决定出国换换心情。翌年，他收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传召。

    吐温欣然前往。宾主双方相谈甚欢，连翻译都不要。威廉告诉吐温，自己很喜欢后者的《浪迹海外》和《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他的母亲奥古斯塔皇后同样是吐温的拥趸。

    皇帝的平易近人加上酒精的作用，让作家在晚宴上口若悬河，连餐盘里的土豆都被他评头品足了一番，席间的气氛一度有点尴尬。“直到午夜时分，僵局才靠着数不清的啤酒得到缓解。”事后，吐温坦言，在一国之君家里，自己本不该“口无遮拦”。

    3年后，吐温在全球巡回演讲中小试牛刀。这次，他选择了更加棘手的目的地澳大利亚，并且用自己有限的金融知识，围绕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发表了鲜明的观点。

    “保护主义绝对错误，从外国进口铁，比将铁从美国东海岸运到西海岸便宜。”类似的言论在舆论场上引发了激烈交锋，拥护贸易保护的《澳大利亚星报》颇有些不爽地揶揄道，“这位长期受《国际版权法》保护的大作家，曾经用亲身经历表明，他希望自己受到保护。”

    擅打人情牌，万里救同胞

    虽不时遭到冷遇和嘲讽，但吐温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冒险”没有停止。他游历澳大利亚期间，委内瑞拉和英属圭亚那陷入边境争端，美英因此剑拔弩张。时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坚守门罗主义，认为欧洲列强不应继续开拓殖民地，伦敦对此不置可否。

    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在那场演讲的最后，吐温极其殷切地表达了对美英友好的期望：“我期待那一小片笼罩在双方头顶的战争乌云，随着大家逐渐冷静而消散。”

    吐温告诉听众，自己确信，美英间持续了80年的和平不会被打破，两国将和好如初，再次并肩前行。事情的结局的确如他所言，美英间的外交冷战很快得到了化解。

    这并不是吐温在外交领域留下的惟一佳话。19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同荷兰移民后裔布尔人为争夺南非，矛盾日益尖锐。1895年，亲英的冒险家詹姆森发动军事政变未果，旋即和部分追随者被布尔人当局打入牢狱，多名美国公民亦身陷囹圄。

    吐温恰好在此时造访南非。得悉同胞落难，他马不停蹄地赶到德兰斯瓦尔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的官邸，恳请后者对这些犯人网开一面。克鲁格倒也乐得卖个人情给这位文坛大腕，他对后者的勇敢表示嘉许，称宽大处理是自己一贯的作风。

    数周后，囚犯全部获释。吐温再度盛赞了布尔人的“诚实、热情、善良”，称“不知道是否有比布尔人更高级的文明”。或许是真的被布尔人的友好所打动，在得知驻约翰内斯堡领事的职位空缺后，吐温一度考虑过是否“毛遂自荐”，在妻子反对下方才作罢。

    将锋芒指向曾引以为傲的祖国

    时间来到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吐温在奥匈帝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维也纳迎来了自己业余外交官生涯的黄金时代。在豪华酒店中招待艺术家、政客和使节成为他们全家最重要的活动，他将自己的下榻处称为“美国大使馆第二”，以“不拿工资的美国大使”自居。

    维也纳的正牌美国大使查理曼·托尔十分看重这位大作家，请他在各种外交场合出头露面。于是，吐温时而坐在乐坛天王施特劳斯的私人包厢中欣赏歌剧，时而和心理学巨擘弗洛伊德称兄道弟。“我将政治作为消遣。”他颇为自得地描述那段岁月。

    1901年，年过花甲的吐温荣归故里。不过，人们很快发现，向来以笔为刀的他，开始将锋芒指向自己曾引以为傲的祖国——在天涯海角耳闻目睹的种种压迫和不公，开始令他反思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进而与“帝国心态”愈发表面化的华盛顿分道扬镳。

    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更是激起了作家的怒火。“我一度希望美国雄鹰能在太平洋上展翅高飞。可现在，我睁开眼睛，却发现它不是在追求自由，而是要征服菲律宾。”吐温告诉《纽约先驱报》，“我反对帝国主义，我反对雄鹰将自己的爪子伸向另一片土地。”

    不满与忧愁从吐温的笔端喷涌而出。此后数年，《致黑暗里的人》、《沙皇的独白》、《战争的祈祷》等作品相继问世。如后世所评价，它们无一不是射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箭。

    终生以“世界人”身份自豪

    外交官都有退休的时候，可“外交官吐温”的职业生涯没有终点。去世3年前（1907年），他再次横渡大西洋，接受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头衔。此间，他不顾年老体衰，坚持参观议会，旁听议院辩论，欣赏外国使节的艺术收藏，拜访英国首相亨利·坎贝尔……

    毫不意外地，吐温接到了来自温莎堡的私人邀请。进入皇家宫殿那天，他舍弃了标志性的白西装，选择了定制的双排扣礼服和礼帽，与英王爱德华七世相谈甚欢。聊到兴起，吐温又一次“聊发少年狂”，表示：如果主人缺钱，他可以帮英王多买几座城堡。

    无论吐温在外交舞台上的表现是否和他的文笔一样出色，事实都如时任牛津校长纳撒尼尔所言：“吐温先生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比海牙会议还要多。他令世界再次笑了起来。”

    或许，这位出身密苏里州乡间的作家一次次走向世界，搏击于外交场，是本性使然——吐温不仅是美国公民，更以“世界人”自诩。见证了时代风云变幻的他曾慨叹：“无论身居何处，那里都是我的家。我可以生活在任何意识形态的社会，我在乎的只是活在人类文明中，这便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