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之争”：正视才是超越的前提

    面对仍然强势的西方文明，严防死守、片面采用或机械照搬，都不是中国的出路。理性的价值选择，不应以东方或西方来划线，而应以发展、进步和创新为标准。

    如果把1793年英国派特使来华作为近代中国与西方官方交往的开端，那么时至今日，222年的光阴已过去。令人感怀的是，两个多世纪以来，东西方文化间的战略态势和强弱对比，似乎并没发生根本性转变或易位。笔者以为，其中关键就在于，东方文化一直没消除对西方文化的“恐惧感”，被动排斥多于主动应对，从而也就很难对西方形成战略超越。

    当年的清朝，先是把西方的东西斥为“奇技淫巧”，后又推行所谓“中体西用”，总之是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止西方文化和思想全面入华。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古老中国向先进文化学习借鉴，终归还是迈出了“走向共和”的步伐。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开始向西方开放。但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危机太过深重，对欧美的借鉴多止步于物质和感性层面。再以后，中国学习、合作的对象，基本上是向“西方中的东方”一边倒。20世纪的事实证明，苏联集团并不能给中国带来绝对的真理，而欧美的“真经”对中国来说，似乎又总是难以把握和企及。

    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严格地讲，其实就是对以西欧、美国及日本为主的泛西方开放；但是，30多年后的今天，西方仍不时被一些人加上“敌对势力”的后缀，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依旧是“防范对象”。不少人为此倍感纠结：“中体西用”固然略显保守小气，但“全盘西化”显然也不适用于中华民族，难道中国除了这两种选择，就没有更好的出路了吗？

    国际金融危机初起时，又有观点认为，风水轮流转，中华文明重领风骚的机会应该来了。然而，美国在初步稳住阵脚后，其市场功能、法治体系和科技创新再度发力，如今正逐步走出危机阴影。

    中国社会200多年来，对西方文明基本上有三种态度和取向：严防死守、片面采用，或机械照搬。这三种手段都不得要领，欠缺自信和远见。

    理性的价值选择，不应以东方或西方来划线，而应以发展、进步和创新为标准。中国发展的真正出路，恐怕还是在敢于正视西方优势，并对西方真正开放的平台上，做出战略的规划、智慧的取舍、和大胆的创新，不仅需破除藩篱和单向的学习模仿，还需在新的历史时期，结合自身文明的优势去追求超越式的发展。

    （作者在美国从事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

    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