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冰球名宿被“奇迹”颠覆人生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上，美苏冰球选手进行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对决——“红军”精英被“菜鸟”对手击败。这场“冰上奇迹”背后，有人弹冠相庆，有人名利双收，还有人的人生遭到颠覆。

    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体育爱好者来说，“红军”冰球队的大名，比其正式称谓——苏联国家冰球队还要响亮百倍。顾名思义，这支几乎全部由军人组成的队伍，曾与强大的苏联一同称雄，随着前者的解体烟消云散。

    1月23日，由美国独立制片人嘉比·普斯基执导的同名纪录片《Red Army》（中译《冰上最强》）正式公映，唤起了千万体育迷对那支“红色”冰上劲旅的回忆。

    身为乌克兰移民后代，普斯基对苏联冰球队的独特气质情有独钟。“他们对冰球进行了创造性的革命，将其升华为艺术：象棋般的排兵布阵，对团队合作的重视。”普斯基坦言，与充满暴力和冲撞的美式冰球相比，苏联冰球行云流水般的风格更令他沉醉。

    正是这份纠葛，敦促他远赴莫斯科。在那里，“红军”当年的领袖——斯拉瓦·费迪索夫，正打算将深藏许久的心声，通过普斯基的摄影机与麦克风向世界吐露。

    冰坛“红军”遭意外重创

    费迪索夫是个活着的传奇。他不仅是苏联冰球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红军”鼎盛时期的“大脑”。“他从棋类和芭蕾舞中取经，将冰球变成了一项讲求团队协调的运动，单打独斗、你冲我撞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精密、迅雷不及掩耳的传球。”普斯基赞扬道。

    因此，在《冰上最强》中，费氏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心人物，他的声音贯穿全片始终。“我打了23年比赛，一共1800场。”56岁的费迪索夫侃侃而谈，“没有什么事情比和其他5个人一起追逐冰球更令我开心的了。”

    那是20世纪70年代，费迪索夫和5名战友成为“红军”的主力选手，主教练维克托·吉洪诺夫与另一部分队员由克格勃选调而来。在最初几年，这支实际上拥有两套班子的队伍不负往日之威名，仿佛在轻描淡写间，就站在了1980年冬奥会决赛的赛场上。

    自信满满的费迪索夫和队友们并不知道，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将是“红军”经历过的最著名的比赛——至少对当时的西方人是如此。等待他们的不是胜利，而是失败。

    镜头转向彼时的美国，所有与政治有关的事情都格外糟糕——国家刚从越战泥沼中抽身，尼克松被弹劾，和伊朗断交，与苏联的冷战看不到尽头……公众急切地需要某种“奇迹”摆脱信心危机。于是，在美国普莱西德湖，那场被称为“冰上奇迹”的比赛适时降临。

    有人说，美苏两国的冰球队在那一年“棋逢对手”，此言并不准确。冰球在苏联的地位相当于足球之于巴西，“红军”更是精英中的精英。美国队主要由业余选手和大学生组成，在比赛开始前，许多人都相信，他们在苏联人面前走不了几个回合。

    令举世震惊的是，这样一支“菜鸟级”队伍，却令费迪索夫和他的同伴陷入苦战。随着终场哨响，美国人以4比3爆冷取胜。

    整个美国为这一难以置信的胜利沸腾。《洛杉矶时报》毫不避讳地宣称，在那个时代，体育是政治的延伸，冰球赛的胜利似乎预示着美国最终可以击败苏联。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冰上神话”，此后被西方各国传颂，成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明证。

    体坛英雄走上叛逆之路

    就体育和政治制度的关系，铁幕另一侧的苏联人也抱有类似想法。“‘红军’冰球队曾被作为宣传工具来证明苏联制度的正确，政府大量投资，力争使其获得成功。球队的输赢，事关苏联的输赢。”普斯基分析称。费迪索夫承认：“对苏联而言，体育是一场战争……体育证明我们是最强大的，因为我们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

    正是由于那场比赛的浓厚政治意涵，美国球员受到了英雄般的赞誉，广告合约接踵而至。“吃了败仗”的苏联运动员只能带着不甘和羞愧回国，接受舆论的谴责。

    对于之后发生的事情，原苏东国家之外的大多数人并不知晓。费迪索夫显然是讲述内情的最佳人选。“1980年那次输球后，我们被迫与家人分离，进行了11个月的强化训练。”这对“红军”队员们来说如同软禁，每天只有反省、训练、反省、训练，周而复始。

    在1984年南斯拉夫冬奥会和1988年加拿大冬奥会上，苏联人没有再度让金牌旁落。此外，“红军”还蝉联了1981～1983年的世界锦标赛冠军。可是，这些无助于改变外界，特别是西方人的看法——无论苏联人在冰球场上如何强大，他们毕竟不再是战无不胜的了。

    苏联运动员的心态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球队内部，两派人马的分歧日趋激烈，教练吉洪诺夫遭到质疑和否定，一系列变故，让费迪索夫开始对自己栖身的体制失望。

    “我反对的并不是吉洪诺夫，而是当时苏联的体制，他只是苏联体制下的产物。”费迪索夫表示。对现状的不满、薪资丰厚的合同和在世界顶级联赛中竞技的欲望，让他萌生了到美国打球的念头。苏联政府表面上不加阻拦，但抛出了让他把大部分薪资上交的要求。

    “我觉得自己成了奴隶，决定与他们抗争到底。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要为自己战斗。但我没有支持者，没有朋友，每个人都害怕。”费迪索夫对美国“每日野兽”网站说。

    他拒绝了当局的要求，因此面临言语威胁乃至人身胁迫。1989年，在苏东剧变前夜的混乱中，身在基辅街头的费迪索夫被一群人塞进车里，带到警察局，遭到捆绑和殴打，直到“红军”的助理教练赶到才逃出生天。

    费迪索夫没有被吓倒。与苏联国防部长进行了一番言语交锋后，也许是“退出国家队”的底牌起了作用，他拿到了去美国打球的通行证。同年晚些时候，费氏在美国新泽西魔鬼队开启了新的职业生涯，并成功将薪水留在自己手中。

    异乡流浪13载

    多少令旁观者意外的是，谈到自己流浪异国的经历，费迪索夫的语气中满是自嘲。“在美国，没人喜欢我……在苏联，我和队友经常嘲笑美国队的野蛮和个人主义，而我现在却要努力适应这一切。”他看着镜头，感慨道，“美国冰球很‘没品’，但失败者是你。”

    美国之行不算愉快，但他也不怎么想念故乡。时值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废墟上，寡头狂欢，腐败丛生。“国家没有了英雄，没有系统，什么都没了，每个人都到处奔走，试图得到些什么。”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费迪索夫面庞上的皱纹仿佛更深了，“那时的我们都忘记了爱国主义，我们都失去了一些东西，包括骄傲和灵魂。”

    直到2002年，在俄罗斯政府极力邀请下，离家13年的费迪索夫才踏上返乡之路。“盐湖城奥运会之后，普京总统召见了我，他说，‘我们需要你回来’。我很难将拒绝的话说出口，我当时离开，只是想摆脱苏联那套体制，不是真的想要远离我的国家和人民。”

    回国后，费迪索夫一度为俄罗斯政府的体育部门服务，自称在新的岗位上发挥了“比政治更实际的作用”。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费氏在任期间，俄罗斯建造了300个室内溜冰场，政府在体育事业上的投入加大。“这些前期工作，为索契冬奥会做了铺垫。”他颇为自豪地说。

    苏联冰球的辉煌已被淡忘

    岁月流逝，“红军”冰球队的辉煌与落寞，已经和苏联的兴衰荣辱一道渐行渐远。许多人因此觉得，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体育人只不过是躺在过去的成绩上睡大觉而已。借着在《冰上最强》一片中发声的契机，如今已是俄罗斯杜马议员的费迪索夫反驳了这种论调。“1997年，我和曾经的队友再度联手，战胜了底特律红翼队，赢得了美国联赛冠军。”

    惟独在一个瞬间，这位体坛名宿神色黯然。提到1980年那场失利时，费迪索夫双唇紧闭，面部表情骤然变得僵硬，眼中似乎有泪光闪过。

    或许，25年的时光根本不曾抚平这位“红军”老兵心中的悔恨与自责。《华尔街日报》提到，当年，在普莱西德湖奥运村的更衣室里，当记者说起“冰上奇迹”，空荡荡的房间内立刻弥漫起不和谐的气氛。“在美国，人们总想让我回答关于‘冰上奇迹’的问题。”费迪索夫克制着自己的感情，“我们（苏联冰球队）创造过属于自己的奇迹，这就是我们想说的。”

    普斯基拍摄的纪录片中使用了大量档案影像，其中有这样一幕：导演乔纳森·浩克请费迪索夫出示1980年比赛的银牌，后者照办了，但他还带来了其他东西。“这是我在比赛中获得的58枚金牌。”这个俄罗斯男人的口气中流露出一丝不屑，“你们有多少呢？”

    “我承认，自己拥有体育史上最有名的一块银牌，有什么不可以吗？”费氏对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强调，1980年的那场比赛只是俄罗斯辉煌体育史上的一次失利，“对于美国人的选择性记忆，我没什么想说的。”

    这同样是普斯基拍摄《冰上最强》的出发点之一。“我问别人，知道苏联冰球吗？答案总是，我知道‘冰上奇迹’！这实际上是体育史的悲剧。”这位导演告诉加拿大“sportsnet”网站。“我就是想从人们不曾了解的角度讲讲这个故事，希望人们记住苏联在冰球场上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