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毒气”现场 专访日本首相
本报驻日记者，变不可能为可能
实习生 苏仲怡
《
青年参考
》（
2015年01月28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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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苏海河（中）与周志春（左一）专访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右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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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苏海河在驻东京记者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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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苏海河（右一）参加中日青年联欢活动。 |
2015年2月6日，近百名中国前驻日本记者将参加“纪念中国派驻日本记者工作50周年座谈会”。没错，新中国对日派出驻站记者的历史，已有50年——1964年，亦即中日邦交正常化8年之前，中国正式对日派出常驻记者。
在这批“既能讲日语、又会写文章”的驻日记者中，有一个人这些天忙得不亦乐乎。他就是《中国青年报》前驻日记者苏海河。作为“50周年座谈会”的会议主持人，他近来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系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文汇报》首任驻日记者刘延洲这些自己昔日的驻日记者同行。
1992~1996年、2001~2005年，苏海河两度长期驻日。如今，提及这8年的驻日时光，他回忆道：“在经历和见证了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后，我对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民间友好，抱有特别强烈的期待。”
驻外报道，孤单而忙碌
1992年6月15日，是苏海河到达日本的第一天。飞机落地后，经过80多公里的车程，下午5点半，他终于走进中国青年报驻东京记者站的办公室。
进门刚10分钟，电话就响了。当天，日本国会通过了向海外派遣维和部队的相关法案，报社要求他马上采访、发稿。虽在驻日前已在北京的编辑部做过多年的对日新闻采编工作，但此刻毕竟初来乍到，他连传真机怎么用、往国内怎么拨电话都还不会。
“但是，事情都是逼出来的，真干起来，不会的也就会了。”
于是，他马上打开电视收看新闻，翻出当天的日文报纸，法案的正文也已由日本外务省新闻中心传真到了记者站。他把素材整合起来，然后紧急电话采访日本的政治评论家……当晚8点，苏海河的“东京第一电”顺利传回北京。
在驻日的8年时间里，他每天早上7点前会收到5份当地报纸。他用两到三个小时浏览完所有新闻，之后，以这些素材为背景，构思当天将采访什么主题。“日本的各种消息很多、很快，想采访评论家和政治人物，只要申请了，大部分都能实现。”苏海河说。
“新华社驻日记者有十多个！中国青年报社就我一人。”在日本，苏海河常身兼数职，独当一面。虽然“很累很孤单”，但亲历重大新闻事件的机会也给这位“不辱使命”的记者带来强烈的成就感。
大事发生时，“我在现场”
“采访是用脚踩出来的。这样才最真实，没有过程就没有内容。到了现场，才能了解更多细节、更多背后的故事。”苏海河感悟道。
1995年3月20日上午7点50，东京发生震惊世界的“沙林毒气”事件。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为对抗日本警方的调查，于上班高峰时段在东京多条地铁线路释放毒气，造成13人死亡，约6000人中毒。
当天，苏海河正开车外出办公，路过地铁站时发现，所有站口都被封死。记者的新闻敏感性促使他立刻打开车上的收音机，从新闻速报中获悉“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掌握事件的基本信息后，他立马把车停在路边，抓上采访工具向最近的地铁站冲去。多年养成的随身携带相机和采访本的职业习惯，此时派上了用场。
在现场，他看到大量的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马路边，已有医护人员开始对中毒者紧急施救。
“那时，早就不顾自己危不危险了，只惦记着多采访、多留素材。”顾不上给自己戴防护工具，他就举起相机拍起照来。
当天，报社便收到了苏海河第一时间从东京现场传回的报道和新闻图片。
“要是放在现在，我的稿子说不定就是微博微信头条了！”的确，如果那时互联网像现在这样发达，苏海河一定会是最早发出相关报道的驻外记者之一。
采访首相，变不可能为可能
1997年8月，结束了第一个驻外任期、回到北京的苏海河从外交部获悉，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将在9月初访华。这是桥本担任首相后的首次访华，中日关系彼时正处于微妙的特殊时期。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苏海河马上反应到：我要采访桥本。
他很快拟了一封采访申请信，并将其交到时任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的手上。
此前，在中日关系的重要时期，中国青年报的多位记者也曾多次提出申请采访日本首相或高官，但都以各种理由被拒绝。
“或许是运气好，或许是我在日本时写的几篇报道反响还不错，也或许是为了能在桥本访华前在中国做些宣传铺垫，谷野大使同意帮忙联络。”苏海河回忆说。
3天后，大使馆正式致函中国青年报社，告知桥本首相同意接受采访。由于日方无法提前确定采访时间，苏海河和中国青年报时任副总编周志春8月底就赶到了东京，等待日本外务省的通知。
在此之前，苏、周二人已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外围采访——日本学者、青年学生、外务省官员……为的是全面了解日本社会及百姓对发展中日关系的期望。
就在外围采访一切顺利时，苏海河接到了外务省的电话：“桥本首相没时间，无法接受采访。”
“瞬间，头顶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所有希望似乎都破灭了。”尽管他在电话中一再争取，还是没能改变结果。
他明白，采访政要经常受时间条件约束，政要日理万机，时间上难免“身不由己”，但个性鲜明的苏海河反而越挫越勇，“任性”起来：“我根本没给自己留退路，哪儿能他说不行就不行！”
当天下午，苏海河再次拜访日本外务省，向亚洲局长阿南唯茂说明来意——专程来采访首相，为两国外交做铺垫，希望能通过双方配合完成此次采访任务。
当他走出外务省大楼时，在门口碰到了谷野大使。后者要为首相访华做准备，也提前回了日本。
苏海河把首相无法接受采访的消息告诉谷野大使，并请他从中帮忙协调：“中国人民很关注桥本首相即将进行的访华活动，我们也迫切希望了解首相将释放哪些促进中日发展的积极信号。这样也能为桥本首相访华营造良好舆论气氛，所以拜托大使再次帮忙。”
谷野大使被他的诚意打动了，“我尽力帮你实现”，说罢又转身回到了外务省大楼里。
“我猜大使这次一定会单独向首相汇报工作。”苏海河感觉到，大使能帮上这个忙。
当晚9点，苏海河终于接到外务省新闻官的电话通知，桥本首相将在次日上午11点半接受采访，时间为半个小时。
次日上午11点半，秘书准时打开了桥本办公室的大门。进门前，外务省新闻官又叮嘱了一遍，首相只有半个小时，一定要严格把控。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从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个人对中日关系的热情和发展计划甚至到此次访华的成果预期，桥本都娓娓道来。
忆及此处，苏海河感慨道：“桥本就像见到老朋友拉家常一样，我们问的每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细致。”
不知不觉中，半个小时过去了。
苏海河看着手表，礼貌地提醒：“您给我们的时间已到，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很想问。”
“没问题！你们接着往下问。除了采访提纲，你们可以多多地提问题。”桥本很干脆地说。
苏海河和周志春对视了一下，喜出望外，之后就把提纲中的其他问题和个人对中日关系的理解一一抛了出来。桥本也谈了自己对中日青年交流、文化交流、卫生交流等领域的看法。
最后，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走出首相官邸时，桥本乘坐的专车从他们身边驶出了官邸大门。
20分钟后，苏、周二人赶到首相官邸两公里外的日本记者俱乐部办公室，开始写稿。通过电视直播，他看到桥本正在国会回答议员提问。
“原来桥本连午饭都没吃！”苏海河反应过来。
通过这次“打扰了首相午餐”的采访，苏海河成功获悉了桥本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他的访华预期。稿子在桥本访华前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并于1998年获得国务院新闻办颁发的“中国国际新闻奖”。
本版图片 苏海河提供
2015年2月6日，近百名中国前驻日本记者将参加“纪念中国派驻日本记者工作50周年座谈会”。没错，新中国对日派出驻站记者的历史，已有50年——1964年，亦即中日邦交正常化8年之前，中国正式对日派出常驻记者。
在这批“既能讲日语、又会写文章”的驻日记者中，有一个人这些天忙得不亦乐乎。他就是《中国青年报》前驻日记者苏海河。作为“50周年座谈会”的会议主持人，他近来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系文化部前副部长刘德有、《文汇报》首任驻日记者刘延洲这些自己昔日的驻日记者同行。
1992~1996年、2001~2005年，苏海河两度长期驻日。如今，提及这8年的驻日时光，他回忆道：“在经历和见证了中日关系的风风雨雨后，我对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民间友好，抱有特别强烈的期待。”
驻外报道，孤单而忙碌
1992年6月15日，是苏海河到达日本的第一天。飞机落地后，经过80多公里的车程，下午5点半，他终于走进中国青年报驻东京记者站的办公室。
进门刚10分钟，电话就响了。当天，日本国会通过了向海外派遣维和部队的相关法案，报社要求他马上采访、发稿。虽在驻日前已在北京的编辑部做过多年的对日新闻采编工作，但此刻毕竟初来乍到，他连传真机怎么用、往国内怎么拨电话都还不会。
“但是，事情都是逼出来的，真干起来，不会的也就会了。”
于是，他马上打开电视收看新闻，翻出当天的日文报纸，法案的正文也已由日本外务省新闻中心传真到了记者站。他把素材整合起来，然后紧急电话采访日本的政治评论家……当晚8点，苏海河的“东京第一电”顺利传回北京。
在驻日的8年时间里，他每天早上7点前会收到5份当地报纸。他用两到三个小时浏览完所有新闻，之后，以这些素材为背景，构思当天将采访什么主题。“日本的各种消息很多、很快，想采访评论家和政治人物，只要申请了，大部分都能实现。”苏海河说。
“新华社驻日记者有十多个！中国青年报社就我一人。”在日本，苏海河常身兼数职，独当一面。虽然“很累很孤单”，但亲历重大新闻事件的机会也给这位“不辱使命”的记者带来强烈的成就感。
大事发生时，“我在现场”
“采访是用脚踩出来的。这样才最真实，没有过程就没有内容。到了现场，才能了解更多细节、更多背后的故事。”苏海河感悟道。
1995年3月20日上午7点50，东京发生震惊世界的“沙林毒气”事件。日本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为对抗日本警方的调查，于上班高峰时段在东京多条地铁线路释放毒气，造成13人死亡，约6000人中毒。
当天，苏海河正开车外出办公，路过地铁站时发现，所有站口都被封死。记者的新闻敏感性促使他立刻打开车上的收音机，从新闻速报中获悉“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掌握事件的基本信息后，他立马把车停在路边，抓上采访工具向最近的地铁站冲去。多年养成的随身携带相机和采访本的职业习惯，此时派上了用场。
在现场，他看到大量的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马路边，已有医护人员开始对中毒者紧急施救。
“那时，早就不顾自己危不危险了，只惦记着多采访、多留素材。”顾不上给自己戴防护工具，他就举起相机拍起照来。
当天，报社便收到了苏海河第一时间从东京现场传回的报道和新闻图片。
“要是放在现在，我的稿子说不定就是微博微信头条了！”的确，如果那时互联网像现在这样发达，苏海河一定会是最早发出相关报道的驻外记者之一。
采访首相，变不可能为可能
1997年8月，结束了第一个驻外任期、回到北京的苏海河从外交部获悉，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将在9月初访华。这是桥本担任首相后的首次访华，中日关系彼时正处于微妙的特殊时期。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苏海河马上反应到：我要采访桥本。
他很快拟了一封采访申请信，并将其交到时任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的手上。
此前，在中日关系的重要时期，中国青年报的多位记者也曾多次提出申请采访日本首相或高官，但都以各种理由被拒绝。
“或许是运气好，或许是我在日本时写的几篇报道反响还不错，也或许是为了能在桥本访华前在中国做些宣传铺垫，谷野大使同意帮忙联络。”苏海河回忆说。
3天后，大使馆正式致函中国青年报社，告知桥本首相同意接受采访。由于日方无法提前确定采访时间，苏海河和中国青年报时任副总编周志春8月底就赶到了东京，等待日本外务省的通知。
在此之前，苏、周二人已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外围采访——日本学者、青年学生、外务省官员……为的是全面了解日本社会及百姓对发展中日关系的期望。
就在外围采访一切顺利时，苏海河接到了外务省的电话：“桥本首相没时间，无法接受采访。”
“瞬间，头顶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所有希望似乎都破灭了。”尽管他在电话中一再争取，还是没能改变结果。
他明白，采访政要经常受时间条件约束，政要日理万机，时间上难免“身不由己”，但个性鲜明的苏海河反而越挫越勇，“任性”起来：“我根本没给自己留退路，哪儿能他说不行就不行！”
当天下午，苏海河再次拜访日本外务省，向亚洲局长阿南唯茂说明来意——专程来采访首相，为两国外交做铺垫，希望能通过双方配合完成此次采访任务。
当他走出外务省大楼时，在门口碰到了谷野大使。后者要为首相访华做准备，也提前回了日本。
苏海河把首相无法接受采访的消息告诉谷野大使，并请他从中帮忙协调：“中国人民很关注桥本首相即将进行的访华活动，我们也迫切希望了解首相将释放哪些促进中日发展的积极信号。这样也能为桥本首相访华营造良好舆论气氛，所以拜托大使再次帮忙。”
谷野大使被他的诚意打动了，“我尽力帮你实现”，说罢又转身回到了外务省大楼里。
“我猜大使这次一定会单独向首相汇报工作。”苏海河感觉到，大使能帮上这个忙。
当晚9点，苏海河终于接到外务省新闻官的电话通知，桥本首相将在次日上午11点半接受采访，时间为半个小时。
次日上午11点半，秘书准时打开了桥本办公室的大门。进门前，外务省新闻官又叮嘱了一遍，首相只有半个小时，一定要严格把控。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从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个人对中日关系的热情和发展计划甚至到此次访华的成果预期，桥本都娓娓道来。
忆及此处，苏海河感慨道：“桥本就像见到老朋友拉家常一样，我们问的每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细致。”
不知不觉中，半个小时过去了。
苏海河看着手表，礼貌地提醒：“您给我们的时间已到，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很想问。”
“没问题！你们接着往下问。除了采访提纲，你们可以多多地提问题。”桥本很干脆地说。
苏海河和周志春对视了一下，喜出望外，之后就把提纲中的其他问题和个人对中日关系的理解一一抛了出来。桥本也谈了自己对中日青年交流、文化交流、卫生交流等领域的看法。
最后，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走出首相官邸时，桥本乘坐的专车从他们身边驶出了官邸大门。
20分钟后，苏、周二人赶到首相官邸两公里外的日本记者俱乐部办公室，开始写稿。通过电视直播，他看到桥本正在国会回答议员提问。
“原来桥本连午饭都没吃！”苏海河反应过来。
通过这次“打扰了首相午餐”的采访，苏海河成功获悉了桥本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他的访华预期。稿子在桥本访华前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并于1998年获得国务院新闻办颁发的“中国国际新闻奖”。
本版图片 苏海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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