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社会主义迪士尼”何日重生

    东德的Spreepark主题公园曾有“社会主义迪士尼”之称。然而，当统一取代分裂，开放取代封闭，这个曾给人美好回忆的地方，只能与缔造它的社会一道长眠。

    东西德并立的岁月里，地处柏林北部的Spreepark主题公园，曾是民主德国屈指可数的大型公共娱乐场所之一，为东德人单调的生活增添了难得的亮色。可是，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座社会主义的“人造天堂”不复往日之辉煌，在转型浪潮中逐渐走向衰亡。如今，肃杀的Spreepark已然满目疮痍，只剩下这里曾经的主人，还在为挽救它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遗迹之上，那些难忘的东德岁月

    “猛犸象”一夜间消失，“海盗船”早已搁浅，覆满涂鸦的恐龙雕塑无力地横卧在地上，露出森森白牙，被杂草掩盖的游船散落在灌木从中，里面堆满沙土，模仿都铎风格的英式建筑群被火烧焦，“牛仔小屋”更是只余瓦砾，犹如一具骷髅。

    徜徉在Spreepark主题公园的旧址内，就像漫步在末日降临的世界中。时间被冻结，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间或有一群浣熊从小火车的隧道里匆匆穿过；当风穿过摩天轮生锈的辐条，了无生气的园子里便回荡起凄凉的尖啸。

    这个曾以“社会主义迪士尼”自傲的游乐场，似乎已死去很久。然而，塞布丽娜·维特不承认这一点。轻敲着长满灌木的过山车轨道，她若有所思：“修复电气系统就好了。”

    2013年，塞布丽娜在Spreepark入口附近开了一家咖啡馆。她每到周末就为那些好奇的探险者充当导游，还重开了沿公园周边行驶的小火车，收费两欧元。

    这个穿人字拖、牛仔裤，涂粉色口红的年轻女人，常常带领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废墟间寻找社会主义东德的蛛丝马迹，绘声绘色地讲述她童年时曾和兄弟姐妹趁着夜色溜进公园，把电动车拖出轨道，开着满处游荡的经历。

    现在，柏林市议会已斥资200万欧元，将这片闲置土地收归政府，并修建栅栏，保护仅存的恐龙雕塑和生锈的游乐设施。不过，曾在孩提时到这里游玩的柏林人仍不时前来探寻一番，捡回一些别致的“纪念品”，即使警察24小时巡逻，也挡不住人们的狂热。

    在摩天轮里被保安发现并礼送出园后，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妇人告诉美国“商业内参”网站：“过去，这里如此美丽，我只想在有生之年多体验一次。”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闯入者，潜伏在灌木丛里。”负责临时管理Spreepark的保安沃尔夫冈·席林告诉英国《卫报》，“这儿什么都没有。”

    和沃尔夫冈一样，许多诞生于冷战后的年轻人不明白，这里与东德特有的Vita-Cola饮料、Mocca-Fix咖啡和排上3年队才能买到的特拉比小轿车一样，对另一些人来说，留下太多无法抹去的回忆。

    因封闭而兴，随开放而衰

    1969年10月开业时，Spreepark是民主德国最大的公共娱乐设施，也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首次引入“主题公园”概念。

    许多充满怀旧之情的原东德人，并不认为彼时的生活与柏林墙另一侧有何不同，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确实不可否认。人们总是急切地问，商店里有什么东西，或者问都不问，直接排队。西德某杂志封面上，曾出现一名手拿黄瓜的东德主妇，标题是“看，我的第一根香蕉”。

    Spreepark里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氛围。全盛时期，每年有150万游客涌向这片30公顷的河畔土地，在由西方提供的游乐设施上狂欢着，到处都是闪光灯、欢呼声和笑闹的孩童。

    198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纪念日当天，一座40米高的摩天轮在公园中央巍然耸立，成了整个公园乃至整个国家当之无愧的时尚地标。

    然而，仅仅一个月后，柏林墙轰然倒塌。对东德人来说，封闭和孤立一夜间消弭无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敞开怀抱，更大、更先进的主题公园变得触手可及，Spreepark的游客数量骤然下降了1/3；更致命的是，曾为游乐园提供大笔补助的政府，也不愿继续为此买单了。

    紧接着，私有化浪潮汹涌而来。1991年，Spreepark被出售给诺伯特·维特，即塞布丽娜的父亲。此后，这个家庭便与它结成了命运共同体，饱尝世态炎凉。

    为了让Spreepark重拾昔日风采，出身“游乐园世家”的老维特和妻子皮娅一度投入了巨大热情。他们在公园里大兴土木，“西部小镇”、英格兰式房屋和戏剧娱乐中心等一批新景点落成后，这里竟有了“东西合璧”的味道。

    可Spreepark并未由此受到幸运女神垂青。据德国《Exberliner》杂志报道，2001年，柏林市撤销了3000个停车位，导致门票销售一落千丈，年度游客人数下降至不到40万。维特将其归咎于当局禁止他在附近的森林保护区修建更多停车设施，当局则开始质疑他的财务状况。

    不久，维特一家拖欠的债务飙升至1500万欧元，Spreepark不得不破产停业。

    家道中落，重现辉煌只是梦想

    皮娅·维特描着粗重的眼线，试图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她的皱纹上转移开。看得出，因在异国身陷囹圄多年的儿子马塞尔，她又一次失眠。

    这次，马塞尔在凌晨4点来电，哭着说自己需要钱，而且和母亲一样恐惧。

    马塞尔和3000多名囚犯一起挤在秘鲁首都利马郊区的监狱里，地上到处是排泄物和垃圾。想在这里活下来的外国囚犯被告知，可花1000美元给自己买一间单独牢房，每月再支付250美元租金，才能避开警卫和其他囚犯随时随地的施暴。

    “我不记得最后一次好好睡觉是什么时候，我担心听不到儿子的音讯。”皮娅告诉《明镜》周刊。可每当电话响起，她的心又会提到半空——马塞尔死了吗？他已自杀未遂一次了。

    2002年，经过冥思苦想，老维特将最受欢迎的6个游乐项目塞进20个集装箱，准备去秘鲁这个全新的市场“搏一把”，以图东山再起。皮娅什么都没问，就跟着丈夫踏上了前往南美的旅途，依靠微薄的积蓄租房在当地居住，还要养活5个儿女。

    老维特的宏图壮志再度落空。一部分设施被海关没收，其余的则在潮湿的气候中生锈，维修就花了不少钱。入不敷出的皮娅只能带着4个孩子飞回德国，将丈夫和21岁的长子马塞尔留在利马。债台高筑之下，绝望中的老维特干起了毒品走私，而皮娅对此一无所知。

    “我丈夫和毒品有什么关系？孩子抽烟他都会抱怨。他一定别无选择。”她说。

    2004年，维特父子将价值1000万欧元的可卡因藏在娱乐设备中，在运回欧洲过程中被查获。马塞尔被认定为主谋，被判20年监禁，至今仍关押在利马。

    得知噩耗，皮娅几乎一夜白头。她无法原谅此事的“罪魁祸首”——丈夫，与其离婚后，靠每月300欧元的社会福利金养活自己、补贴儿子，跟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借过钱。

    皮娅位于柏林郊外的公寓中，还能依稀看出昔日富足生活的痕迹：装裱细致的油画、精美的梳妆台和惹人注目的工艺花，但这些财产可能很快就要易主。最近，她又卖掉一枚戒指，帮马塞尔攒钱。“在经济上，我已经完了。”她平静地说。

    反倒是因心脏病而被从轻发落的老维特，服刑4年后被获准提前回国。他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仍信誓旦旦地宣称，迟早有一天要重振Spreepark。

    美好回忆正被时光冲走

    一个星期天的午后，诺伯特·维特坐在女儿的咖啡馆里，一手捧着黑咖啡，一手夹着雪茄，口若悬河地向旁人说起Spreepark昔日的面貌。据这个有点喜欢夸大其词的男人描述，20多年前，Spreepark拥有全欧洲最大的过山车，还有庞大的特技演员队伍。

    有人说他踏实肯干，也有人说他是个骗子。而在老维特自己看来，一系列错误决策的根源都在政府。

    “我毁了马塞尔的人生，毁了我的家。”维特不时流露出羞愧之情，但这无碍他整夜安眠、享受生活，心脏病发作6次仍坚持抽烟。他说，生活还得继续，而自己不擅长思考。

    萨布丽娜也想拯救公园。“如果我中了彩，就立刻把它买回来！”她说。

    当年，维特一家与政府签订的租赁合同规定，在2061年之前，这块土地只能用于建设主题公园。实际上，公园破产以来，多批投资者对它表示过兴趣，去年2月，公园还被放在eBay上，以220万美元出售，但此后就没了下文。分析认为，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苛刻要求让投资者很难盈利，没人愿担责任。2014年8月，园内部分设施被破坏者付之一炬，100多名消防员奋战多时，才令全园逃脱灭顶之灾。

    政客们似乎意识到经历过东德时代的几代人对Spreepark的感情，称不会允许在此开发房地产，而是虚以委蛇，称将考虑建设规模更小的“高品质、生态友好型的文化休闲公园”。

    冰冷的现实是，时至21世纪，任何一家主题公园都很难再赢得上世纪70、80年代那么高的关注度。即便如此，柏林人还是对Spreepark倾注了与众不同的情感。被勒令关闭后，这里成了绝佳的探险地，并被影视机构和艺术团体一再借用。

    “如今，仍有不少柏林人相信，Spreepark的重新开放只是时间问题，一切都会好起来，像过去一样。但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了。”沃尔夫冈·席林感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