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萨勒姆的女巫》：拷问时代的理性

    2015年1月14日，北京。话剧《萨勒姆的女巫》演出结束后，导演王晓鹰走上舞台，向这部剧的作家、“美国戏剧界的良心”阿瑟·米勒致敬。时隔12年重排此戏，有人认为是为了纪念阿瑟·米勒去世10周年；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这部戏今时今日仍有让国人醍醐灌顶的力量。

    2015年：那是一部魔幻剧吗？

    小温应朋友之约到北京的国家大剧院看话剧，出门前，妈妈问她看什么，她迟疑地说：“不是《萨达姆的女佣》，就是《萨达姆的女人》。”

    小张告诉家人她去看《萨勒姆的女巫》时，经历了类似的“无厘头”提问——“那是部魔幻剧吗？和《哈利·波特》有关系吗？”

    当晚在国家大剧院既没有飞来飞去的扫帚，也没有充当邮递员的猫头鹰。萨勒姆是美国马萨诸塞州真实存在的一个小镇，而女巫无论在历史上还是舞台上，都是虚幻的存在。

    这部号称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政治倾向最浓郁”的剧目，讲述了17世纪在萨勒姆镇发生的巫术恐慌，揭露了人性的高尚和软弱。

    剧院官方微博上写道：“在激烈的审判、阴森的教堂布景和演员近乎疯狂的演绎中，观众不由被卷入这个黑色漩涡；当绞索猛然坠下，信仰与生命赤裸相对，观众也不禁屏住呼吸，扪心思索……”

    《萨勒姆的女巫》演出的气氛严肃又安静。两个半小时的5幕话剧一气呵成，幕间换景时，有观众试探性地鼓掌，却没得到响应。前两幕节奏缓慢，记者身边一名男观众烦躁地不断变换坐姿，甚至低头查看手机。而最后两幕高潮叠起，观众席中不时传来不约而同的掌声、赞叹和惊呼。

    时隔12年再次上演，该剧保留了2002年的演员阵容。很多当年扮演小姑娘的演员已成了“孩儿他妈”，但她们仍回到舞台上，演绎了当年的角色。

    观众的反应各式各样，有人赞叹演员的表演让“内心跟着抽搐”，也有人对浓重的翻译腔和演员中世纪风格的服装、假发提出异议，认为艺术的形式应向时代靠拢。国家大剧院微博页面上，观众有限的评论中，涉及这部话剧思想和内核的少之又少。

    1981年：不敢相信这戏出自美国人

    中国首次排演此剧是在1981年。当时，上海长江剧场连演52场，场场爆满，买票的人从黄河路一直排到南京路。散场后，观众还会三五成群地找地方坐坐，倒一倒被这部剧勾出来的一肚子话。

    梅兰芳之子梅邵武晚年回忆了《萨勒姆的女巫》在中国落地开花的过程。

    1978年，阿瑟·米勒访华，接待他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时任院长曹禺。米勒后来回忆，他知道曹禺是中国的知名作家，但曹禺说：“你是美国的剧作家？我从没听说过你。”这让米勒心中不乐。早在上世纪60年代，梅邵武就撰文介绍过米勒的作品和影响力，但因发表在内参上，传播范围有限。著名剧作家夏衍特意给梅邵武打电话，让他将那篇文章找出来，“赶紧复印了给黄佐临寄去”。

    黄佐临当时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负责在上海接待米勒。有了准备后，他和米勒相见甚欢，他告诉米勒：“我们很早就介绍过你，在内部刊物上刊登过你剧本的故事梗概。”米勒十分高兴，黄佐临借机让他向中国观众推荐一部戏，他就交出了《萨勒姆的女巫》的剧本，说：“这部戏必会得到中国观众的理解。”

    米勒的预料应验了。观众对该剧的反响非常热烈，很多人边看边流泪，觉得剧中的美国冤案和“四人帮”造成的冤情很相似。有观众看了演出后对米勒说，她不敢相信这出戏出自美国人的手笔。

    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时任新闻文化领事何大伟，带全家人到长江剧场看了戏后，告诉执行导演吴培远，他感到出现在舞台上的是一群“活生生、真实的美国人”，“比我在美国看的演出还要好”。

    1953年：麦卡锡主义造就的“绝望喷涌”

    《萨勒姆的女巫》的骨骼，复刻自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

    美国的反共活动在二战结束后就出现了苗头，麦卡锡只是将其变成全国性的恐慌。美国社会实录《光荣与梦想》中称，对于什么是共产党人，人们并无一致的概念。“对有些人来说，（共产党人）是苏联间谍；对另一些人来说，指的是交党费的美国共产党党员；而对罗斯福和他政治主张的无数死敌来说，共产主义是个含混的词，一切社会改革都包含在内。”

    米勒本人就是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他自称《萨勒姆的女巫》是绝望的产物。他认为，当时压抑的社会氛围与法西斯的崛起和反犹主义不相上下。共和党打击民主党的异己，好莱坞也必须将艺人名单交给麦卡锡的委员会审查，任何与左翼沾边的演艺人士都会遭封杀。“触动我的是自由派，他们明明对麦卡锡主义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不满，但害怕一旦大声反对，就会被看作亲共分子。”

    1951年，因为米勒之前的电影剧本出现过布鲁克林的罢工，他的名字和剧本都被“请”进了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制片人为保证影片的拍摄，甚至要求他将剧本中的黑帮角色改成共产党员，他拒绝后立刻受到了反美指控。“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道德不存在了。没人敢心口如一地直抒胸臆。”他说。

    1867年担任萨勒姆镇镇长的查尔斯·厄珀姆曾就女巫法庭出版过两卷本的研究报告，这让米勒找到了创作的切入点。1952年，米勒前往萨勒姆镇阅读巫师审判的档案，从中找到了戏剧中的人物。

    感受到“时代创伤”的米勒拿起笔时，“绝望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他惟一的担心是这样的类比过于明显：1952年的美国虽然没有了女巫，却“到处都是共产党及其同情者”。

    他花了1年时间写完了包含21个人物的5幕话剧，这部剧于1953年1月22日在百老汇马丁·贝克剧场上演。首演当天，百老汇主要报纸的大标题都写着“13名红色人士被判有罪”。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观众和评论界的冷淡反应都在米勒的意料之中。

    1954年，麦卡锡遭遇了全国上下的声讨。《萨勒姆的女巫》再次上演，轰动一时，不断加演，并且斩获托尼奖。

    1996年，亚瑟·米勒在《纽约客》杂志上回忆了创作该剧的心路历程。“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忘了约50年前美国是什么样子。”“我仍记得那段岁月，但我已失去当时那种致命的恐惧。恐惧不随记忆旅行，正如同它能歪曲正义一样，恐惧的丧失也会抵消回忆的真实性。对于一代人深深的恐惧，后来人可能一笑置之。”

    曾在美国引起政治清洗，给无数人带来噩梦的麦卡锡主义，已很久没出现在美国当代的主流话语中。米勒也说不清，这样的健忘到底是福是祸。

    1692年：环境压力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

    1692年2月到1693年5月，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发生了一系列“猎巫事件”和法庭审判，200多人被指控实施巫术，20人被绞死，其中多数是女性。

    就连幻觉和梦境都被巫师法庭当作确凿证据。只要指控者言之凿凿，被控者就百口莫辩，逃脱绞刑的惟一办法就是“认罪”——承认和魔鬼做了交易，并指认其他人也施行了巫术。

    直到1702年，殖民地最高法庭宣布萨勒姆的巫师法庭非法，那些被戕害的冤情才得以昭雪，被害者亲属获得了600英镑的赔偿。250多年后，也就是1957年，马塞诸塞州政府才正式为1692年的宗教迫害而道歉。

    美国作家凯瑟林·休斯认为，《萨勒姆的女巫》“通过大难临头时人的种种表现——软弱、自私、叛卖、告密、见风使舵、逃避责任以及坚定、隐忍、忠诚、无畏等，向人的良知发出呼吁：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个人既不能逃避责任，也不能否认其后果”。

    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通过“斯坦福监狱实验”得出结论：善恶之间并非不可逾越，环境压力会让“好人”干出可怕的事。在1692年的萨勒姆，女巫和巫术成为村民发泄私愤的渠道，而旁观者也不愿站出来主持正义，而是倾向于明哲保身。米勒说，人们自我麻醉的理由是“他们（受害者）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当时的社会集体失去了理性，随意惩罚无罪之人。

    “我越是阅读这些资料，越觉得它与1950年的美国有相似性。”米勒在1952年感慨道。

    “历史总是相似的。”一名中国观众在1981年看过《萨勒姆的女巫》后，写信给黄佐临说。

    2015年，网友“期待夏天的梨”向朋友力荐该剧，理由是“这个时代，大众的歇斯底里和莫须有的指控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