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出中国民间对日文物追索第一步
——本报独家专访“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
本报记者 温莎
《
青年参考
》（
2015年01月14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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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会长童增，在给天皇及日本政府的追讨信上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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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鸿胪井刻石资料图 |
2014年底，“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3人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外务省和宫内厅递交了追索中国文物的信函。
就此，该会会长童增对《青年参考》记者表示，王锦思3人此行表达了中国民间的追讨决心，踏出了中国民间对日追索流失文物的第一步。
带着13样礼物给国宝“过生日”
2015年1月2日，代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前往东京追讨中国国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王锦思一行回到北京，尽管未能得到日本官方的正面答复，但他告诉《青年参考》，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我们在出发前就预料到了结果，但依旧坚持前往，是希望能让更多国人知道国宝流落海外，同时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最终，我们成功将追讨信递交进了皇宫。”王锦思说，虽然只在日本待了12天，但他们已为此准备了数月。
早在2014年8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就开始向日本天皇直接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石碑是中华瑰宝，而大部分专家和学者在文物追讨问题上，只停留在口诛笔伐的阶段。作为行动派，我认为是时候让日本知晓中国民间的态度，便将追讨付诸了行动。”王锦思说。
然而，先前寄往日本外务省和皇宫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应。于是，2014年12月20日，王锦思和两位朋友便动身前往东京。之所以选择此时，是因为12月23日正好是日本明仁天皇81岁生日，日本全国放假一天，为其庆祝。
“天皇过生日，日本皇宫中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却远离家乡和人民。2014年恰逢刻石诞生1300周年，所以我们带着来自刻石故乡——辽宁旅顺的海水、岩石、枫叶、贝壳、鱼干等13样礼物，来日本为它庆生。”
王锦思告诉《青年参考》，除了给国宝过生日，他们还要再次向日本政府递交追讨信。
抵达日本后，王锦思就依靠“一位日本朋友”，将信件送进了宫内厅（日本政府中掌管皇室事务的部门）。12月26日，他还进入日本外务省，落座后，向接待的两位官员递交了追讨书，并郑重要求日本政府尽快给予答复。“他们告诉我，8月就已经知道了消息，会对此事进行考虑和研究。”
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只是中国被掠夺文物中的沧海一粟。对于从甲午海战到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童增告诉《青年参考》，保守估计不少于1000万件。
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一书，被掠走的甲骨、石器、铜器、古籍等文物多达15245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调查也显示，战争、不正当贸易致使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要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70年后，得出一个精确数字恐怕很难，被掠文物的数量只能用浩如烟海形容。其中不乏精品和珍品。如唐鸿胪井刻石，它不仅具有极大的文物价值，更有主权象征意义。”童增会长心痛地表示。
事实上，不只中国，全球很多历史悠久的国家都面临文物追讨问题。总体概括，流失文物回归的方式主要有回购、捐赠和追讨三种。在国际社会的实际操作中，海外文物的回流，超过90%都依靠回购，也就是拍卖。通过捐赠方式回家的文物少而又少，追讨成功的案例更是凤毛麟角。“追讨是最难以成功的文物回流方式，因为它牵扯到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童增说。
但随着国际法的完善，情况正在好转，据他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组织共推出3个关于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和追索流失文物的公约，分别是签署于1954年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70年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1995年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3个国际公约，为解决二战前，包括二战中流失文物的返还和追索问题，提供了依据，已经被许多国家认可，正在成为习惯法。我国政府对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被列强掠夺出境的中国文物，明确保留追索的权利。”
“日本必须归还从中国抢走的文物”
近年来，运用3个国际公约，一些国家已在追索流失文物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以韩国为例，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失败后，朝鲜树立了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军趁机将其掠走。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民众积极要求日本归还古碑。2005年，韩国政府也正式提出归还要求。同年，古碑被成功索回。
童增认为，在追索过程中，韩国民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经验值得借鉴。“从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一直到今天，他们仍在努力追讨流失的文物。王锦思向日本皇室递交信函后，在日的中国人告诉他，韩国正在向日本皇室索还1000件文物。”
此次日本之行还有意外收获，童增说，那就是来自日本人民的协助和支持。不仅有日本朋友帮他们递交追讨信，甚至有日本年轻警察私下告诉王锦思，“这个文物（唐鸿胪井刻石）应该归还给中国”。
接下来的时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将继续代表中国民间发声，但童增也指出，民间追讨只能起到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作用，想让文物回家，还得通过外交等官方途径。
“1970年公约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要求收回和归还文物必须通过外交部门。民间组织只是起到先驱作用，迈出追讨的第一步。王锦思此去日本是代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但实际上表达了中国民间追讨的决心——日本从中国抢走的文物必须归还。”童增坚定地说。
小资料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唐鸿胪井碑共29字，刻于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石上。碑成于唐玄宗时期，记录了渤海归入大唐版图的册封盛事，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石碑原本立于旅顺黄金山，1908年4月30日，日军将其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献给日本天皇。
2014年底，“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文物追讨部部长王锦思等3人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外务省和宫内厅递交了追索中国文物的信函。
就此，该会会长童增对《青年参考》记者表示，王锦思3人此行表达了中国民间的追讨决心，踏出了中国民间对日追索流失文物的第一步。
带着13样礼物给国宝“过生日”
2015年1月2日，代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前往东京追讨中国国宝——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的王锦思一行回到北京，尽管未能得到日本官方的正面答复，但他告诉《青年参考》，此行的目的已经达到。
“我们在出发前就预料到了结果，但依旧坚持前往，是希望能让更多国人知道国宝流落海外，同时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最终，我们成功将追讨信递交进了皇宫。”王锦思说，虽然只在日本待了12天，但他们已为此准备了数月。
早在2014年8月，“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就开始向日本天皇直接追讨中华唐鸿胪井刻石。“石碑是中华瑰宝，而大部分专家和学者在文物追讨问题上，只停留在口诛笔伐的阶段。作为行动派，我认为是时候让日本知晓中国民间的态度，便将追讨付诸了行动。”王锦思说。
然而，先前寄往日本外务省和皇宫的信件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应。于是，2014年12月20日，王锦思和两位朋友便动身前往东京。之所以选择此时，是因为12月23日正好是日本明仁天皇81岁生日，日本全国放假一天，为其庆祝。
“天皇过生日，日本皇宫中的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却远离家乡和人民。2014年恰逢刻石诞生1300周年，所以我们带着来自刻石故乡——辽宁旅顺的海水、岩石、枫叶、贝壳、鱼干等13样礼物，来日本为它庆生。”
王锦思告诉《青年参考》，除了给国宝过生日，他们还要再次向日本政府递交追讨信。
抵达日本后，王锦思就依靠“一位日本朋友”，将信件送进了宫内厅（日本政府中掌管皇室事务的部门）。12月26日，他还进入日本外务省，落座后，向接待的两位官员递交了追讨书，并郑重要求日本政府尽快给予答复。“他们告诉我，8月就已经知道了消息，会对此事进行考虑和研究。”
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只是中国被掠夺文物中的沧海一粟。对于从甲午海战到日本侵华战争结束，中国究竟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童增告诉《青年参考》，保守估计不少于1000万件。
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一书，被掠走的甲骨、石器、铜器、古籍等文物多达15245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调查也显示，战争、不正当贸易致使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
“要在日本侵华战争结束70年后，得出一个精确数字恐怕很难，被掠文物的数量只能用浩如烟海形容。其中不乏精品和珍品。如唐鸿胪井刻石，它不仅具有极大的文物价值，更有主权象征意义。”童增会长心痛地表示。
事实上，不只中国，全球很多历史悠久的国家都面临文物追讨问题。总体概括，流失文物回归的方式主要有回购、捐赠和追讨三种。在国际社会的实际操作中，海外文物的回流，超过90%都依靠回购，也就是拍卖。通过捐赠方式回家的文物少而又少，追讨成功的案例更是凤毛麟角。“追讨是最难以成功的文物回流方式，因为它牵扯到许多历史遗留问题。”童增说。
但随着国际法的完善，情况正在好转，据他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组织共推出3个关于打击非法贩运文化财产和追索流失文物的公约，分别是签署于1954年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70年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以及1995年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
“3个国际公约，为解决二战前，包括二战中流失文物的返还和追索问题，提供了依据，已经被许多国家认可，正在成为习惯法。我国政府对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被列强掠夺出境的中国文物，明确保留追索的权利。”
“日本必须归还从中国抢走的文物”
近年来，运用3个国际公约，一些国家已在追索流失文物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以韩国为例，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失败后，朝鲜树立了北关大捷碑。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军趁机将其掠走。上世纪70年代起，韩国民众积极要求日本归还古碑。2005年，韩国政府也正式提出归还要求。同年，古碑被成功索回。
童增认为，在追索过程中，韩国民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经验值得借鉴。“从1970年开始，韩国民众就积极要求日本归还北关大捷碑，一直到今天，他们仍在努力追讨流失的文物。王锦思向日本皇室递交信函后，在日的中国人告诉他，韩国正在向日本皇室索还1000件文物。”
此次日本之行还有意外收获，童增说，那就是来自日本人民的协助和支持。不仅有日本朋友帮他们递交追讨信，甚至有日本年轻警察私下告诉王锦思，“这个文物（唐鸿胪井刻石）应该归还给中国”。
接下来的时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将继续代表中国民间发声，但童增也指出，民间追讨只能起到舆论和道义上的支持作用，想让文物回家，还得通过外交等官方途径。
“1970年公约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要求收回和归还文物必须通过外交部门。民间组织只是起到先驱作用，迈出追讨的第一步。王锦思此去日本是代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但实际上表达了中国民间追讨的决心——日本从中国抢走的文物必须归还。”童增坚定地说。
小资料
中华唐鸿胪井刻石
唐鸿胪井碑共29字，刻于一块重逾九吨、单体十多立方米的驼形天然石上。碑成于唐玄宗时期，记录了渤海归入大唐版图的册封盛事，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石碑原本立于旅顺黄金山，1908年4月30日，日军将其作为日俄战争的“战利品”献给日本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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