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之路上，无须流连“大国记忆”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复兴”，是效法世界先进经验并在现代工业文明中接受锤炼的结果；源自汉唐盛世的“大国记忆”令不少人陶醉，却无法为这种复兴提供内生的动力。

    “复兴”一词，正如罗志田先生《从文化看复兴与崛起》（原载《读书》2014年11月号，下称《从》）一文中所说，“复兴与崛起两词都很流行”。至于为何流行，原因有二，一是“国家提倡”，二是“精英响应”。简而言之，在当今态势下，“复兴”一词，显示出它作为国家和精英均认同的话语权力顶端的意义，成为流行语实乃理所当然。

    问题也接踵而至。首先，当下使用的“复兴”，是汉语话语系统里的“复兴”，还是类似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兴”？其次，“复兴”的元点何在？是基于对未来的构想，还是基于对过去的回忆？对此，恐怕没有哪个答案可以让当下使用“复兴”一词的所有人都满意。

    《从》文就此认为，实现“复兴”，就要展示出中国曾有过的辉煌“文质”，进而把中国从晚清走向没落的记忆，也就是把“大国不存”的失忆里挽救出来，还原于中国曾经拥有的、几千年的大国记忆。然而，在这一系列有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里，《从》文却似乎忽视了：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中国，并非出自那个老帝国及老帝国的文化枯枝里发的新芽，而是出自中国从晚清起向西方学习，从而催生出的、完全不同于100多年前的新枝。

    1文化衰颓，是旧中国没落的前奏

    中华老帝国的那段枯枝，大约是这种情状：一、整个社会几乎完全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二、其文化即“文质”亦是建立在农业时代之上。正如钱穆所说，“（进入晚清的）中国社会一向栽根于农业经济上，骤然接触到近代商业经济性的西方社会，便手足无措了”。

    将时钟拨回16世纪，这个星球的东西两端，中国尚在明王朝鼎盛时期（清人甚至称其“远迈汉唐”）。而在西方，自佛罗伦萨开启的文艺复兴，正由地中海向北推进。按照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叙述，此前，大小暴君建立起独断的政治制度，令“佛罗伦萨的作家们深恶痛绝”，于是，旨在反对暴君的文学家、艺术家们发声了。得益于他们的鼓与呼，威尼斯、佛罗伦萨等相继建立起共和制度，逐渐摆脱神权束缚，加快了个人的发展，从而更加廓大地开启了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这些城市，一方面强调“最获利的工业体制的建立和商业途径的开辟”；另一方面则强调城市的最高目的是“生活和权力的享受”。

    欧洲的文艺复兴，最开始确实像一场模仿秀，但它绝非古希腊或古罗马的简单复制，而是一场全新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关于人权利和关于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变革。以此为肇始，15、16世纪的东西方愈发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世相。在中国，农业文明牢固地主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其“文质”依然是千古不变的儒家文化。反观同一时期的欧洲，却因为文艺复兴，从此开始走向光明的年代。换句话说，文艺复兴让欧洲整装待发、拓土扩疆，而中国则依然在“老大帝国”的光环中，认为自己才是世界之“中”国。

    从1500年到1900年的500年间，欧洲大踏步地走向现代化，无论政体，还是经济，抑或文化，实现了从中世纪到近现代化的实质性变革。中国却沉溺在农业文明里无法自拔，汉唐的大国记忆逐渐模糊。最终，先前还被视为蕞尔小国的英国，在1840年，仅仅动用了舰船40余艘、士兵4000名的部队，就把大清帝国打懵了。此时，后者的皇帝以及士大夫们仍不懂得，击败自己的是工业革命的成果，更是欧洲在文艺复兴后文化强势的成果。

    从此，中国的大国记忆开始瓦解、崩溃、坍塌，最终被埋进了历史。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没落，并非从近代才开始。只要看看周边国家，尤其是曾经受到过中国文化巨大恩泽的日本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在明代，虽然日本仍以“臣”的方式祝贺明成祖永乐大帝即位，但日本使臣口中第一次出现了“日本国王臣源”的称呼；再看日明两国的商业贸易，日本对明的出口远超之前所有年代，譬如明宣德年间即15世纪30年代，日本向明出口刀剑高达10万把，而像进口《四书集注》这样的文化经典，与唐宋比，已经少得可怜之可怜了。在现实中，我们却屡屡听到这样一种说法：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的衰退与没落，是从晚清才开始的——而且，还仅仅把这笔“账”算在鸦片战争以降的各路列强上。

    2现代化的实质在于“西学为体”

    列强入侵给中国人留下了至今挥之不去的灰色记忆。但从另一面讲，如果不是列强打开了清帝国的大门，后者便不会迅速灭亡。继之而起的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制度视角和文化视角。在制度方面，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结束帝制、建立共和的国家；在文化方面，它让中国的有识之士，愿意（或被迫）向日本学习，进而向日本的老师西方学习。

    谈及那段历史，《从》文引用康有为的话，称中国“五千年光大宏巨，长久而无恙”。不过细细揣度，这更像是一介儒生的情绪化反应。我们不能忽视，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康也曾在《上皇帝书》里大声疾呼：“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康有为所说的“守旧”，显然不仅指政体，也指文化；康有为希望的“速变”、“全变”，也显然不仅指政体，也指文化。换句话说，儒家血脉深厚如康有为也意识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然不能承担起大国文化的表征了。既然如此，一句无比光鲜的“五千年光大宏巨”，还剩下多少说服力呢？正因如此，“数千年之文教，竟因数十年之贫弱而淡忘”一说，更是似是而非的论调——不是人们非要谈忘，而是历史走到19世纪，中国曾拥有过的汉唐“大国记忆”，早已沦落为一个虚幻的光环了。

    感谢辛亥，更应感谢五四。五四运动，让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一次经历欧风美雨而重新认识自己。无论辛亥革命，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都不是也不应是令“大国记忆”失却的罪人，恰恰是中国重拾大国记忆的开始（尽管是从“耻辱”开始）。如果中国有过“文艺复兴”，那五四新文化可以自豪地讲，它担当起了这份“筚路蓝缕”的荣誉。如果说佛罗伦萨的“复兴”是对希腊罗马的致敬，中国的这场“复兴”就是对欧洲文艺复兴的致敬。

    应当说，中国复兴的历史，是建立在看似西学为用、实则在某些方面西学也为体（“共和”即是）之上的。为何如此？因为，五四精英最清楚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学”的痼疾。《奉答王敬轩先生》开宗明义地提到，“本志（即《新青年》）排斥孔子，自有排斥孔子的理由”。什么理由？在刘半农们看来，“昌明圣道的那套老曲子已经唱了两千多年”，那些个“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老曲子既不能强筋也不能健骨，所以，供了“两千多年”的“至圣先师大成孔子”的灵位与灵牌，应当撒下，该供奉“德先生”与“赛先生”了。中国近现代的复兴是从科学与民主开始的，而科学与民主并非只是西学的“用”，也是西学的“体”。

    即便是“中学”的坚定守护者钱穆，作为有远见灼识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他也远较当下许多宣扬“中学为本”的人清醒。钱穆曾写道：“中国社会不会长期停留在殖民地化的状态下，也决不会回复到宋明以来科举社会的老路去”（钱穆《中国社会演变》）。因为在他看来，中国之所以会在晚清那般的一败便一败涂地，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农业社会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农业文明，已经不属于近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了。

    3远去的辉煌承载不起复兴重担

    如果，我们非要把当汉唐的大国记忆看成大国记忆，那也只是农业时代和农业文明的大国记忆。1500年以后，因文艺复兴而觉醒的欧洲，开启了这个世界的全新时代，宣示了工业时代与工业文明、商业时代与商业文明的到来。晚清以降，中国也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这一历程至今仍未结束。原因只有一个，中国的“复兴”不是建立在中学为体之上的，中国的“复兴”是汇进世界之中而呈现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用30年时光，进一步证实了当初的选择的合理性；同样证实了中国走向世界、走进世界的合理性。通过这种选择，我们得到了先人不敢想、不曾想到的“回报”：中国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与所谓的“文化主体”无关。如果还有人质疑，不妨反问：我们曾有过那般辉煌的“文化主体”，怎么没能拯救晚清的制度和文化？重拾所谓“文化主体”，是否真的可以实现更大的“复兴”？前者已由历史做出了结论，我们没有必要去反悔。因为，这一条走过来的路，看起来要比那唱了两千多年的“昌明圣道”的文化要管用。至于后者，眼下既无从证实也无从证伪。但有一条，始终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当下所处的时代，早已经不是农业文明的时代，而是异彩纷呈的工业化的时代。既然如此，建立在农业文明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又如何承担得起令在工业时代成为大国的中国实现更大“复兴”的责任呢？

    大国记忆，当在大国的梦想和实践的“现在进行式”中展示。

    【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