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金融：让中国经济“绿起来”
本报记者 高珮莙
《
青年参考
》（
2015年01月07日
1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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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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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4日，新年的欢乐气氛尚未褪去，2015年的第一波雾霾就向北京袭来，甚至蔓延至天津、河北、河南部分地区，北京城六区PM2.5浓度高达169微克/立方米。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中国环境已到非常危急的关头，否则“阵痛”将变“长痛”。
1中国面临严峻环境问题
“中国人说圣诞快乐没有底气。”2014年12月24日，在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专家讲座上，耄耋之年的中国环境经济学“祖师爷”张象枢，一站上演讲台就语出惊人，“你们希望圣诞老人送来什么礼物？”
“蓝天。”“健康。”“幸福。”台下听众纷纷举手。白发苍苍的教授总结道：“中国人对生态产品有饥渴的需求，它是人生活消费的必需品。”
中国人对蓝天绿水的“执念”由来已久。去年，中国从南到北的主要城市都经历了严重的雾霾，包括长三角地区。这种大气污染影响范围动辄以数亿人口计，直接涉及人们的生命安全。
人大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也在此前的讲座中指出，2012年新的城市大气质量标准实行后，2013年96%的中国城市大气质量不达标，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600多个城市有2/3饮用地下水，但60%以上的地下水达不到饮用标准；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农业不仅是水资源使用大户，也是最大的水污染者；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超过37亿吨标准煤，毫无悬念地成为全球碳排放大户；酸雨导致黄山上的松树枯萎，乐山大佛遭到严重损坏。
“中国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史无前例，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之大也没有先例。”马中说。
2 “环境红利这碗饭吃不长”
人们通常将投资、消费、出口称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在马中看来，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环境红利才是真正保障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中国经济的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中国占世界1/10的经济总量，需要全世界1/5的能源来支撑；占世界1/4的粮食产量，需要1/3的化肥产量和40%的化肥使用量来保证。
从这个角度看，GDP的快速增长似乎并不那么值得骄傲。“我们很多资源消费、环境污染指标都已达到世界第一。”马中说。
由于长期宽松的排放标准，生产者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2012年，中国用水2000亿吨，价值4万亿元，但在现行排放标准和法规下，用水者只支付了1万亿元。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纯利润6.3万亿元，但包括取水和排水在内，全年用水成本只有73亿元，中国的工业污水排放标准比环境质量标准宽松5～20倍。
生产者不治理或不付全部成本、少付或不付的钱都会转化成收益，这是非常巨大、非常有诱惑力的经济收益。
然而，随着污染物排放的不断积累，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从长远看，环境红利很可能转化为经济陷阱，引诱企业不断加速发展，抛弃对环境的考虑，最终付出更大代价，北京如今遭遇的雾霾正是如此。
“（环境红利）这碗饭吃不长。”马中在接受《青年参考》记者采访时说，“烂摊子不能都丢给儿孙。”
问题是，治理污染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北京市准备拿出8000亿控制大气污染；解决全国当前的水污染问题至少要花两万亿；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公布报告称，中国遭到污染、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总面积达3.6亿亩，治理费用保守估计需6万亿元。钱从哪儿来？
3破坏者治理，受益者付费
“金融的本质就是嫌贫爱富，市场必然是逐利的，而且是追逐眼前的最大利益，不能要求它理性、自发地调整。”在马中看来，环保不完全是市场行为，必须发挥政策的力量，政策制定是关键，制度建设是根本。
他以水资源为例向记者解释道，中国企业、民众支付的水价其实远远低于用水成本，水价便宜，人们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保护节约和循环利用。北京每年用水35亿吨，其中至少一半可以循环后用于绿化、清洁，而国家在“十一五”期间投入1400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也不过每年提供10亿吨水。
“我们总是强调先节水再调水，但其实真节水就不用调水了。”马中说，“如果有巨量投资用于调水和引水，绝对不会促使我们对水循环利用，因为后者需要支付比较高的成本。”
他认为，国家应制定政策提高排放标准，并对重污染企业严加管理，使其满足环境要求；另一方面，当企业发现治理污染花钱太多，就会自发投入到新的产业，比如循环经济、绿色经济。
至于那些已经被严重破坏、亟待恢复的生态环境，则应遵循“破坏者治理，受益者付费”的原则。
不过，马中也承认，制定政策的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很长时间，不是某位领导人或某届政府能做到的。“美国从建国开始一直在进行制度建设，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4“点绿成金”：环保不是社会包袱
2014年11月25日，以“帮助政府设计政策，将环保企业的困难、问题和新模式反映给政府”为己任的民间智库——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管理。
据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介绍，从最初的环境金融、绿色金融再到生态金融，该机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有十几年历史。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刘曼红从哈佛大学归来，带回了引进社会资金的绿色风险投资。当时，风投本身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
2002年，环保局（现环保部）开始推进环保行动。蓝虹回忆道，当时水污染相当严重，黄河属于没有任何生态功能的劣五类水。黄河、海河、长江的流域治理方案都需要钱，但是当时政府还没有专门、稳定的环境预算支出。
2013年，借鉴美国经验，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倡议，在人民大学成立环境金融中心，希望发挥高校作用，从战略层次“让整个经济体系绿起来”。
2014年6月6日，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成立的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捐款2500万元——每年500万元，用于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历史转型，也直接推动了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的成立。
“政府和社会不缺钱，（研究中心）就是拨动金融体系发展的指南针。”生态金融中心执行副主任郑挺颖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该中心一是以专家组带动媒体、公众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用舆论推动政策，二是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三是利用金融机构和证券、股票等金融产品引导资金流向。
“以往提起环保，人们总认为是花钱，但其实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不一样。”蓝虹认为生态金融就是“点绿成金”，她表示，“家庭需要减少开支，而政府需要靠消费拉动经济，产生社会效益。环保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是社会的包袱。”
5北京重返“APEC蓝”需要时间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路上。”蓝虹总结道，但这并不容易。相对于本身对环境红利需求不大的新兴技术产业，严重依赖资源环境的传统产业才是“老大难”。
长期以来，传统产业的抵制成为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主要阻力。它们一方面不愿放弃可以轻易获得的利润，一方面担心在新的环境标准下难以生存。
“比如APEC期间北京重回蓝天。周边企业经历了短暂的阵痛，只不过时间很短，这种痛苦被稀释了。”马中表示，“如果等到破坏后果集中爆发时再被迫调整，必然要经历产业结构调整的痛苦时期，到时候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更久。我们不能走到这一步，必须主动调整。”
他告诉记者，北京的雾霾天规模已经形成，治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人口、汽车、生产等不可逆因素的影响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即使知道应该怎么办，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做到的。”
1月3～4日，新年的欢乐气氛尚未褪去，2015年的第一波雾霾就向北京袭来，甚至蔓延至天津、河北、河南部分地区，北京城六区PM2.5浓度高达169微克/立方米。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中国环境已到非常危急的关头，否则“阵痛”将变“长痛”。
1中国面临严峻环境问题
“中国人说圣诞快乐没有底气。”2014年12月24日，在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举办的专家讲座上，耄耋之年的中国环境经济学“祖师爷”张象枢，一站上演讲台就语出惊人，“你们希望圣诞老人送来什么礼物？”
“蓝天。”“健康。”“幸福。”台下听众纷纷举手。白发苍苍的教授总结道：“中国人对生态产品有饥渴的需求，它是人生活消费的必需品。”
中国人对蓝天绿水的“执念”由来已久。去年，中国从南到北的主要城市都经历了严重的雾霾，包括长三角地区。这种大气污染影响范围动辄以数亿人口计，直接涉及人们的生命安全。
人大环境学院院长马中也在此前的讲座中指出，2012年新的城市大气质量标准实行后，2013年96%的中国城市大气质量不达标，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600多个城市有2/3饮用地下水，但60%以上的地下水达不到饮用标准；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农业不仅是水资源使用大户，也是最大的水污染者；2013年，中国能源消费超过37亿吨标准煤，毫无悬念地成为全球碳排放大户；酸雨导致黄山上的松树枯萎，乐山大佛遭到严重损坏。
“中国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史无前例，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之大也没有先例。”马中说。
2 “环境红利这碗饭吃不长”
人们通常将投资、消费、出口称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但在马中看来，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和环境红利才是真正保障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中国经济的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中国占世界1/10的经济总量，需要全世界1/5的能源来支撑；占世界1/4的粮食产量，需要1/3的化肥产量和40%的化肥使用量来保证。
从这个角度看，GDP的快速增长似乎并不那么值得骄傲。“我们很多资源消费、环境污染指标都已达到世界第一。”马中说。
由于长期宽松的排放标准，生产者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收获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如2012年，中国用水2000亿吨，价值4万亿元，但在现行排放标准和法规下，用水者只支付了1万亿元。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纯利润6.3万亿元，但包括取水和排水在内，全年用水成本只有73亿元，中国的工业污水排放标准比环境质量标准宽松5～20倍。
生产者不治理或不付全部成本、少付或不付的钱都会转化成收益，这是非常巨大、非常有诱惑力的经济收益。
然而，随着污染物排放的不断积累，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从长远看，环境红利很可能转化为经济陷阱，引诱企业不断加速发展，抛弃对环境的考虑，最终付出更大代价，北京如今遭遇的雾霾正是如此。
“（环境红利）这碗饭吃不长。”马中在接受《青年参考》记者采访时说，“烂摊子不能都丢给儿孙。”
问题是，治理污染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北京市准备拿出8000亿控制大气污染；解决全国当前的水污染问题至少要花两万亿；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公布报告称，中国遭到污染、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总面积达3.6亿亩，治理费用保守估计需6万亿元。钱从哪儿来？
3破坏者治理，受益者付费
“金融的本质就是嫌贫爱富，市场必然是逐利的，而且是追逐眼前的最大利益，不能要求它理性、自发地调整。”在马中看来，环保不完全是市场行为，必须发挥政策的力量，政策制定是关键，制度建设是根本。
他以水资源为例向记者解释道，中国企业、民众支付的水价其实远远低于用水成本，水价便宜，人们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保护节约和循环利用。北京每年用水35亿吨，其中至少一半可以循环后用于绿化、清洁，而国家在“十一五”期间投入1400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也不过每年提供10亿吨水。
“我们总是强调先节水再调水，但其实真节水就不用调水了。”马中说，“如果有巨量投资用于调水和引水，绝对不会促使我们对水循环利用，因为后者需要支付比较高的成本。”
他认为，国家应制定政策提高排放标准，并对重污染企业严加管理，使其满足环境要求；另一方面，当企业发现治理污染花钱太多，就会自发投入到新的产业，比如循环经济、绿色经济。
至于那些已经被严重破坏、亟待恢复的生态环境，则应遵循“破坏者治理，受益者付费”的原则。
不过，马中也承认，制定政策的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很长时间，不是某位领导人或某届政府能做到的。“美国从建国开始一直在进行制度建设，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4“点绿成金”：环保不是社会包袱
2014年11月25日，以“帮助政府设计政策，将环保企业的困难、问题和新模式反映给政府”为己任的民间智库——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运营管理。
据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介绍，从最初的环境金融、绿色金融再到生态金融，该机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有十几年历史。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刘曼红从哈佛大学归来，带回了引进社会资金的绿色风险投资。当时，风投本身在中国还是新生事物。
2002年，环保局（现环保部）开始推进环保行动。蓝虹回忆道，当时水污染相当严重，黄河属于没有任何生态功能的劣五类水。黄河、海河、长江的流域治理方案都需要钱，但是当时政府还没有专门、稳定的环境预算支出。
2013年，借鉴美国经验，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倡议，在人民大学成立环境金融中心，希望发挥高校作用，从战略层次“让整个经济体系绿起来”。
2014年6月6日，东方园林董事长何巧女成立的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捐款2500万元——每年500万元，用于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历史转型，也直接推动了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的成立。
“政府和社会不缺钱，（研究中心）就是拨动金融体系发展的指南针。”生态金融中心执行副主任郑挺颖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该中心一是以专家组带动媒体、公众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用舆论推动政策，二是向中央提出政策建议，三是利用金融机构和证券、股票等金融产品引导资金流向。
“以往提起环保，人们总认为是花钱，但其实管理国家和管理家庭不一样。”蓝虹认为生态金融就是“点绿成金”，她表示，“家庭需要减少开支，而政府需要靠消费拉动经济，产生社会效益。环保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是社会的包袱。”
5北京重返“APEC蓝”需要时间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在路上。”蓝虹总结道，但这并不容易。相对于本身对环境红利需求不大的新兴技术产业，严重依赖资源环境的传统产业才是“老大难”。
长期以来，传统产业的抵制成为政府制定环保政策的主要阻力。它们一方面不愿放弃可以轻易获得的利润，一方面担心在新的环境标准下难以生存。
“比如APEC期间北京重回蓝天。周边企业经历了短暂的阵痛，只不过时间很短，这种痛苦被稀释了。”马中表示，“如果等到破坏后果集中爆发时再被迫调整，必然要经历产业结构调整的痛苦时期，到时候可能是一年两年甚至更久。我们不能走到这一步，必须主动调整。”
他告诉记者，北京的雾霾天规模已经形成，治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人口、汽车、生产等不可逆因素的影响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即使知道应该怎么办，也不是一年两年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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