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运营商冲击音乐产业
谁应为流失的艺术价值埋单？
Archie Hamilton 译者 张宝钰
《
青年参考
》（
2014年12月24日
2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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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斯威夫特宣布从Spotify上下架她所有的专辑，在行业内引起轩然大波。 |
早在2009年左右，关于流媒体音乐商的发展问题，在行业内已经有所讨论。5年过去了，由于新增的版权和收费等问题，相关争论有增无减。这个问题的关键或许在西方，特别是像美国著名的流媒体音乐服务商Spotify等企业，它们的倾向和做法与这个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11月初，美国知名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宣布从Spotify上下架她所有的专辑，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当一个行业被少数企业垄断，并且这些企业根本不关心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更不想投资那些真正致力于打造好音乐的创作人时，行业前景从何谈起？
“为什么那些代表音乐未来的流媒体音乐服务，没有给歌手带来真正收益？人们应当意识到，音乐家们的创作是有价值的，但当我把自己的音乐放在Spotify上供人们免费下载时，我没有看到它们体现出什么艺术价值。”这是斯威夫特的看法。纵观业内，各家观点不一，但至少我们得承认一点——音乐应当是付费的。
现在，把这一问题放在中国的情境下考虑。最近的一则行业报道，描述了一幅反乌托邦式的音乐市场未来图景——创作者成了最底端的微生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求得生存。而之于中国，是本土的通讯电信企业创造并维持着这种极端环境。
根据现有的2011年相关数据，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几大电信企业，从增值音乐订阅服务中获取了近90～94%的利润。比如彩铃服务（相比美国，它在中国更受欢迎），仅有1%的利润留给歌曲的版权所有人。
这种利润分成模式《中国日报》曾有过详细的描述：“如果一首歌能产生100元人民币的收益，仅有两元支付给音乐创作人也就是版权人，剩余的部分通通进了电信运营商的腰包。”文化部的调查还显示，在中国，数字音乐行业90%的收益，归移动音乐服务商所有。
如果按斯威夫特的观点，音乐是付费的，而且艺术家的抱怨或相关评论应当被中间商重视，那该由谁来确定利润分成比例？
数字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或许只有两个选择，或如斯威夫特所言，版权人出面抵制目前与电信运营商的这种不平衡关系，促使这些公司重新评估作品的艺术价值，以此从订阅服务中抽取更合理的利润；或者——也是更现实的做法，这个行业应开拓更多的创收渠道，即提高创作人收入，同时确保“中国电信通讯企业无法左右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
我们要看到，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似乎调整了思路：未来的重点将放在国内的创新和消费上，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出口为导向”。此变动传递出一些信号，未来国家会加大力度支持创新企业发展。
在今年早些时候召开的“影响城市之声”大会（每年定期举办的中国国际音乐产业交流交易平台）上，中国新音乐公司摩登天空相关负责人表示，版权问题将会是今年主要的关注点。美国老牌摇滚劲旅Cracker乐队主唱大卫·洛维也在上海，再次提到音乐人知识产权问题，表示“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关注音乐版权”。
今年11月，全国人大最终以立法形式，建立了中国知识产权法院。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上海和广州的知识产权法院也将陆续建立。
这些事实都说明，知识产权问题的基本解决机制正在成形，但具体对策的出台，可能要等到音乐产业的收益不完全依赖彩铃创收的那一天。
本文写作的目的，是将西方人对于数字音乐的争论同中国实情加以对比，找到获取利润的更好方式。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像斯威夫特这样的音乐人为自己的信仰选择立场，那这篇文章就不复存在。或许有人不赞同上述观点，但它会调动起一场辩论，并真正从当前的媒体音乐商和大众传媒的角度思考出路。
我们期待，谁会是中国的泰勒·斯威夫特？他（她）又会如何发声？
□美国《公告牌》杂志网站
早在2009年左右，关于流媒体音乐商的发展问题，在行业内已经有所讨论。5年过去了，由于新增的版权和收费等问题，相关争论有增无减。这个问题的关键或许在西方，特别是像美国著名的流媒体音乐服务商Spotify等企业，它们的倾向和做法与这个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11月初，美国知名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宣布从Spotify上下架她所有的专辑，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当一个行业被少数企业垄断，并且这些企业根本不关心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更不想投资那些真正致力于打造好音乐的创作人时，行业前景从何谈起？
“为什么那些代表音乐未来的流媒体音乐服务，没有给歌手带来真正收益？人们应当意识到，音乐家们的创作是有价值的，但当我把自己的音乐放在Spotify上供人们免费下载时，我没有看到它们体现出什么艺术价值。”这是斯威夫特的看法。纵观业内，各家观点不一，但至少我们得承认一点——音乐应当是付费的。
现在，把这一问题放在中国的情境下考虑。最近的一则行业报道，描述了一幅反乌托邦式的音乐市场未来图景——创作者成了最底端的微生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适应环境求得生存。而之于中国，是本土的通讯电信企业创造并维持着这种极端环境。
根据现有的2011年相关数据，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几大电信企业，从增值音乐订阅服务中获取了近90～94%的利润。比如彩铃服务（相比美国，它在中国更受欢迎），仅有1%的利润留给歌曲的版权所有人。
这种利润分成模式《中国日报》曾有过详细的描述：“如果一首歌能产生100元人民币的收益，仅有两元支付给音乐创作人也就是版权人，剩余的部分通通进了电信运营商的腰包。”文化部的调查还显示，在中国，数字音乐行业90%的收益，归移动音乐服务商所有。
如果按斯威夫特的观点，音乐是付费的，而且艺术家的抱怨或相关评论应当被中间商重视，那该由谁来确定利润分成比例？
数字音乐在中国的发展或许只有两个选择，或如斯威夫特所言，版权人出面抵制目前与电信运营商的这种不平衡关系，促使这些公司重新评估作品的艺术价值，以此从订阅服务中抽取更合理的利润；或者——也是更现实的做法，这个行业应开拓更多的创收渠道，即提高创作人收入，同时确保“中国电信通讯企业无法左右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
我们要看到，中国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似乎调整了思路：未来的重点将放在国内的创新和消费上，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出口为导向”。此变动传递出一些信号，未来国家会加大力度支持创新企业发展。
在今年早些时候召开的“影响城市之声”大会（每年定期举办的中国国际音乐产业交流交易平台）上，中国新音乐公司摩登天空相关负责人表示，版权问题将会是今年主要的关注点。美国老牌摇滚劲旅Cracker乐队主唱大卫·洛维也在上海，再次提到音乐人知识产权问题，表示“希望有更多中国人关注音乐版权”。
今年11月，全国人大最终以立法形式，建立了中国知识产权法院。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成立，上海和广州的知识产权法院也将陆续建立。
这些事实都说明，知识产权问题的基本解决机制正在成形，但具体对策的出台，可能要等到音乐产业的收益不完全依赖彩铃创收的那一天。
本文写作的目的，是将西方人对于数字音乐的争论同中国实情加以对比，找到获取利润的更好方式。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像斯威夫特这样的音乐人为自己的信仰选择立场，那这篇文章就不复存在。或许有人不赞同上述观点，但它会调动起一场辩论，并真正从当前的媒体音乐商和大众传媒的角度思考出路。
我们期待，谁会是中国的泰勒·斯威夫特？他（她）又会如何发声？
□美国《公告牌》杂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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