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高加索“圣战者工厂”

    高加索山脉深处的偏远乡村，正成为孕育极端分子的温床。以“伊斯兰国”领袖为偶像，大批“圣战者”像弹药般被输送至战场，将恐怖主义的种子散播到四方。

    随着祷告声传遍车臣-格鲁吉亚边境的崇山峻岭，潘基斯谷地迎来了新的一天。这条13公里长的山谷，向来以高加索地区少有的、可以聆听优美祷告声的去处而远近闻名，另一方面，武器走私、毒品交易和频繁出没的极端伊斯兰武装分子，也令不祥的气息在此飘荡。

    如今，潘基斯有了新的名号——“圣战者工厂”。当地的年轻穆斯林中，激进的瓦哈比教派已取代传统上占多数的苏菲派。加上失业率奇高，越来越多幻想破灭的青年取道土耳其，奔赴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奉本地出身的“伊斯兰国”头目阿布·奥马尔·希斯哈尼为偶像。

    有关阿布·奥马尔“成功经历”的故事四处传播，人们议论着他的别墅、私人封地和后宫佳丽，他的私人保镖，装甲车队，以及来自车臣的美丽妻子。在这片法外之地，阿布·奥马尔俨然已经成为集约瑟夫·斯大林、摇滚明星和宗教先知于一身的圣人。不过，也有一些人相信，阿布·奥马尔只是个傀儡，在幕后遥控指挥“伊斯兰国”的是他的兄长。

    从特种兵到“伊斯兰国”头目

    伴随阿布·奥马尔一起长大的名字是达尔罕。日前，这个恐怖头目的父亲铁木尔，在波吉亚尼村的小屋接受了美国《每日野兽》网站专访。“我儿子是‘伊斯兰国’的创始人之一,我却穷困潦倒。看看我住的地方！”铁木尔宣称，儿子曾经邀请他前往叙利亚。“‘爸爸，来吧，你会像在天堂一样生活。’我告诉他，‘天堂你留着自己住吧，我更喜欢这儿的家。’”

    尽管达尔罕作为“圣战勇士”名声在外，铁木尔却认为他并不虔诚。事实上，达尔罕年轻时根本不信教，倒是和许多反政府组织领袖一样，曾在格鲁吉亚政府军的“信号旗”特种部队服役，直到因为肺结核而被迫退伍，并在2010年因“持有武器”而被打入监牢。

    当被问及达尔罕是否接受过美国培训，铁木尔回答：“当然。他们培训过格鲁吉亚的所有部队……我儿子参军时才19岁。”据说，天资过人的达尔罕曾在2008年俄格战争期间担负对俄罗斯坦克的侦察任务。他曾经的一名战友证实，格政府军经常接受美国和英国教官指导。由此看来，“伊斯兰国”武装力量懂得运用现代化战术，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然而，尽管达尔罕过惯了刀头舔血的日子，父亲眼中的他并没有领导才能。“达尔罕27岁，不是小孩了！他的兄弟塔马兹毁了我的一切，塔马兹才是主角。”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是塔马兹奔赴格罗兹尼战场，又拖家带口去了叙利亚。“他们在一起，塔马兹是导师。他在两次车臣战争中幸免于难，而且曝光度颇高。但在叙利亚，塔马兹从不抛头露面。”

    换句话说，尽管达尔罕作为“圣战领袖”的形象十分显眼，但这可能是为了给外界制造错觉，真正指挥“伊斯兰国”在中东作战的领导者塔马兹始终躲在暗处；毕竟，对于从全球招募兵员的“伊斯兰国”来说，保持一定的神秘感反倒更有助于增强自身的吸引力。

    塔马兹的重要性不只是其家人的遁词，他的武勇和狡诈，以及对格鲁吉亚情报部门的重要性也得到一名格鲁吉亚军方退休官员的证实。这位官员说：“达尔罕只是个菜鸟。我们当初招募他参军，是因为对他哥哥感兴趣，塔马兹才是‘真狼’（指有经验的老手）。”

    叙利亚犹如“圣战者”磁石

    莱拉·阿基什维利言语温和，把屋子布置得温馨典雅，与达尔罕之父铁木尔的陋室天上地下。外人绝对想不到，这位慈祥的老妇人，也曾一手把两位“圣战者”带大，并目送他们离开故乡，加入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发动的战争。

    莱拉和铁木尔还有一层特殊的关系：有相同的儿媳妇——谢达·杜德尔卡耶娃。据说，别名艾莎的她有着棕色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和魔鬼般的身材，其父阿苏·杜德尔卡耶夫曾在车臣地方政府任职，后因无法约束“狂热”的女儿而遭解职。去年11月下旬，车臣总统卡德罗夫曾通过社交媒体怒骂杜德尔卡耶夫：“这个家伙在道义上无权跟我们谈论道德、爱国主义和宗教。他女儿如今加入了瓦哈比教派，在叙利亚成了一名匪徒。”

    而实际上，谢达第一次去叙利亚，只是为了与莱拉的大儿子哈木扎结婚。后者曾在奥地利求学，拥有工程师证书，能说五种语言。但他把所有本领都带到了叙利亚，与达尔罕（阿布·奥马尔）并肩作战。“哈木扎成了他的翻译，陪着他转战四方。”莱拉回忆道，“一天晚上，头戴黑巾的儿子出现在Skype上，我问他：‘看在真主份上，让我去叙利亚陪陪你吧。’”哈木扎同意了，还让她给阿布·奥马尔捎点蜂蜜和糖果等格鲁吉亚特产，说那是他最喜欢的。

    莱拉不愿谈论曾经的儿媳妇谢达。这对男女通过互联网相识，很快，女方便离家出走，偷渡到叙利亚看望当时正在医院疗伤的哈木扎。莱拉承认，有人帮谢达在叙利亚找到了哈木扎。车臣总统卡德罗夫则宣称，谢达回国事关“国家荣誉”。寻人重任最终落到了莱拉身上。

    随时可能有人成为“烈士”

    莱拉的叙利亚之行有两个目的：看望儿子并劝说儿媳回家。“蓄着大胡子的男人给我买好车票，一路把我送到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几经辗转，她终于见到了儿子。“他十分憔悴，手持各种武器。去往‘伊斯兰国’大本营的路上，四周到处是武装人员和装满军火的汽车。谢天谢地，谢达也在车上。”哈木扎说，这辆车是达尔罕的座驾，“他自己是惟一的司机。”

    在远离故乡的叙利亚，哈木扎与舒适的生活无缘，身上连现金也没有。谢达似乎对此毫不介意。“她并没抱怨什么。我感到惊讶。这么个天使般的美女，却说在那边更自由，能感到精神上的自由。”莱拉请求儿子离开叙利亚。“他回答，只想把自己献给上帝。”

    莱拉还得到了与达尔罕见面的机会，在不到一小时的交谈中，她对后者受到的崇敬颇感惊奇。在她眼中，达尔罕也只是个潘基斯的小男孩。“他凭什么受到如此严密的保护？为什么人们听取他的建议或者把作战计划向他汇报？有人告诉我，他就像本·拉登再世。”

    孤身一人回到家乡后一周，莱拉接到小儿子哈立德的来电：哈木扎成了“烈士”。她恳求哈立德不要重复哥哥的错误，对方回答：“我从小就憧憬这一幕。”又过了一个多月，她最担心的一幕终于成为现实：哈立德也阵亡了，据说是被（叙利亚政府军的）狙击手射杀的。

    暴力冲突还将吞噬更多生命

    哈木扎死后，谢达一度打算离开叙利亚回国，但“阿布·奥马尔没放她走，她很快成了他的老婆。”这种传统像“圣战”的历史一样古老，“如果‘烈士’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她不应独守闺房无人照料，别人必须娶她为妻。仿佛一夜之间，谢达就和与达尔罕在一起了。”

    有好事者揣测，哈木扎的突然死亡是达尔罕刻意而为之。特别是大儿子的死因，莱拉总觉得其中疑点众多：“我被告知，哈木扎和一个车臣男人死在一起。离开战场的半路上，他们的车遭到了轰炸。还有传言称，被送到土耳其时，他还活着，最后在医院里断了气。”后来，莱拉数次试图重返叙利亚接回儿子的遗骸，但达尔罕传话称，那里再没她什么事了。

    与此同时，随着自身实力迅速膨胀，“伊斯兰国”已将北高加索地区列入潜在目标名单，以阿布·奥马尔的名义，达尔罕更是宣称，接下来将把战火烧向莫斯科。另一方面，作为这名“伊斯兰国”头目的祖国，即便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始终紧张，格鲁吉亚同样不欢迎“圣战者”回归——第比利斯当局担心，俄罗斯方面会以“反恐”为借口，再次攻打格鲁吉亚。

    如今，高加索山脉深处的空气中火药味渐浓，已经有种即将到达引爆点的感觉。失业和极端主义思潮，正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随哈木扎们的脚步，将乡村变为“圣战者工厂”。擅长宣传的极端分子，让残酷无情的“伊斯兰国”带上了别样的魅力，对年轻人的诱惑日增。这场战争像消耗子弹那样消耗着年轻人的生命，少数幸存者则会作为“真狼”闯荡四方。

    在远离叙利亚的潘基斯谷地，极端主义的阴影若隐若现，犹如飘荡在山间的迷雾。在看不到尽头的暴力冲突中，莱拉失去了两个儿子；从某种程度上讲，铁木尔也失去了达尔罕和塔马兹。莱拉十分诚恳地问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们跟谁一起战斗？他们为什么要互相残杀？这些孩子为什么主动去拥抱死亡？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得到合理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