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惨剧分裂当今希腊政坛

    70年前爆发的希腊内战，为这个国家埋下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的种子。曾经的反法西斯盟友为何会在一夜间反目成仇，造就了该国左右两派延续至今的宿怨？

    1944年12月3日，希腊首都雅典的宪法广场上枪声骤起，以“解放者”身份自居的英国军队突然调转枪口，向曾经的反法西斯盟友——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大开杀戒。70载时光流转，已届耄耋之年的亲历者们，对“宪法广场事件”记忆犹新。在他们看来，这场悲剧深深地撕裂了当时已是千疮百孔的希腊社会，其在人们心中刻下的伤痕至今流淌着鲜血。

    当抗议示威演变为屠杀

    希腊作为文明古国的地位和地缘战略价值，令其在二战爆发后不久即落入纳粹德国之手。直到1944年10月，德国在地中海地区兵败，按照美国、苏联和英国此前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英国军队才以对德作战为名在希腊登陆，护送希腊流亡政府回国。

    然而，在英国和以保守派为主的希腊新政府看来，下一个对手已然出现——纳粹占领期间，坚持游击战的希腊共产党等左翼力量，组建了希腊民族解放阵线，还建立了地方政权。随着担心大权旁落的希腊政府下令游击队就地解散，左右两派的冲突一步步滑向临界点。

    12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超过10万名民众涌向宪法广场，声援民族解放阵线。“我们以为这只是场普通的游行抗议，大家是友非敌。人群中，不少同伴举着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国旗，并高呼：‘丘吉尔万岁！罗斯福万岁！斯大林万岁！’以表达对战时同盟的认可。” 时年16岁的提托斯·派瑞克斯回忆，“谁也无法预料到，迎接我们的将是一场屠杀。”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人群突破阻拦，逐渐靠近广场时，有穿着军装的人高喊：“朝那些混蛋开火！”顷刻间，从国会大厦方向射来的弹雨将游行队伍覆盖，持续了近半小时。

    “当时的情景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派瑞克斯表示，他亲眼看到军警从屋顶居高临下地射击，“年轻的男女倒在血泊中，人群陷入恐慌，不少人涌向阶梯，试图逃离。”

    派瑞克斯意识到，这是决定性的时刻。“我跳上广场中央的喷泉，呼吁人们冷静：‘同志们，不要慌张！胜利属于我们！不要离开，只要坚持，我们就会赢！’”

    也许是受到了鼓舞，也许是胸怀必胜的信念，人群最终没有退缩。当天下午，第二批示威者涌入雅典市中心，数万人将广场挤得没有一丝空隙。

    派瑞克斯和同伴们的乐观未能改变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宪法广场事件为导火线，左右两派迅速从彼此指责走向刀兵相见，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冲向了内战。

    当然，和历史上的无数起“罗生门”那样，就这起惨剧的责任归属，存在各种论调：有人说是英国军队先朝着有挑衅行为的抗议者开枪，还有人说是抗议者在人群中随意射击，军警只是“被迫回击”。但无论事实真相如何，30人死亡、148人受伤的数字无法被篡改。

    为了新利益，背叛旧盟友

    在亲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们心中，1944年对希腊而言是一段并不美好的岁月。那年秋天，由于德军占领和饥荒肆虐，7%的希腊人口——大约50万人相继死去。

    德军占领期间，寄人篱下的希腊流亡政府鲜有作为，反倒是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不断壮大，在城市和乡间与法西斯分子厮杀，带领人民解放了几十座村庄。当年10月12日即德军放弃雅典前后，一些左翼武装人员已进驻该市，还有5万名游击队员驻扎在首都郊外。

    此后一周，声称准备帮希腊人组建临时政府的英国军队姗姗来迟，受到民族解放阵线的欢迎。但后者并不知道，曾经的盟友早已起了背叛之心——1944年8月1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在一封秘密备忘录中提到，“战时内阁格外关注德军离开后，新政府组建前，这段时间内雅典发生的事情。共产主义激进分子和人民解放阵线很可能趁机夺取城市的控制权。”

    至少在伦敦看来，希腊的左翼新生势力比之前预期得更为强大，足以威胁到让保守派流亡政府重掌权力的安排。既然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战时的盟约也就失去了立足点。

    曾为民族解放阵线服务的老兵马诺里斯·格列索斯则坚称，自己的组织只想为自由而战，他们所期望的仅仅是建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没有丘吉尔等人耿耿于怀的所谓阴谋。“如果我们真的想统治国家，早就在英国人到来前动手了。”他说。

    “共产党人无意接管国家，至少在11月底前，他们只想推动左翼政府建立，成为它的一部分。”格列索斯说，“如果他们一开始就打算革命，就不会将5万名战士放在郊外。”

    然而，英国完全不信任这些“不忠于旧体制”的希腊左派，临时政府更是进一步要求民族解放阵线放下武器。当双方的政治交涉走进死胡同，流血冲突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英国人比纳粹更无情”

    现年92岁的马诺里斯·格列索斯的人生堪称传奇。1941年5月30日，他冒险爬上雅典卫城，扯下了法西斯侵略者悬挂的卐字旗。尽管两次被捕，他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英国人认为，他们从共产主义手中解放了希腊。”他说，“但这根本不是他们的功劳，希腊是被全国各地的武装抵抗组织、团体解放的。德国人逃走那天，走在街上的我能听到男女老少的呐喊：‘我们自由了！’是的，当时我们都流泪了，因为权力回到了人民手中。”

    令人悲愤的是，权力尚未在手中捂热，国家就再次陷入混乱。作曲家玛吉斯·奥多拉基斯也曾是宪法广场上的一员，按照他的说法，自那天起，国家的命运来了个急转弯。

    仿佛在一夜之间，“英国空军的战斗机就开始猛攻民族解放阵线的根据地。我仍然记得那种‘毁灭’的味道。”内战中的情形在奥多拉基斯脑中闪回：“炮弹雨点般落下，飞机炸毁任何看得见的目标。即使过去多年，听到电影中隆隆的飞机声，我还是心有余悸。”

    “我注意到一点事实，英国人攻打我们的火力比德国纳粹还要猛烈！”谈及往事，格列索斯愈发激动，“之后又发生了太多的流血事件，英国军队没留一丝情面。双方交战最激烈时，他们甚至让狙击手瞄准雅典卫城。“哪怕是德国人，都没有这样做过。”

    许多研究者也认为，二战后的希腊经历了一段更加黑暗的时期。“英国军队将重型武器、坦克、飞机带进了城市。”人类学家内妮·潘内其亚指出，“街道和房子不时发出爆炸声……一切好像在重演——只不过，英国坦克取代了德国坦克，盖世太保变成了英国士兵。”

    帝国政治没有道德可言

    英国之所以在希腊肆无忌惮地大动刀兵，莫斯科对此事的态度不可不提。大约与希腊解放同一时期，即1944年秋季，在东线作战的苏联军队，已经进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丘吉尔为苏联影响力的飞速扩大深感焦虑。10月9日，他飞抵莫斯科，经过与斯大林的一番讨价还价，两国签署《百分比协定》，划分了欧洲东南部的势力范围。英国承认克里姆林宫对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控制；作为交换，苏联领导人答允对希腊局势袖手旁观。

    对提托斯·派瑞克斯这样的普通人来说，直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他才明白丘吉尔与斯大林早就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看到西方在布达佩斯起义时没有介入，我立刻联想到了那年12月3日发生在雅典的事情。”他感慨道，“政治中没有道德可言，尤其是帝国政治。”

    基于同样的理由，马诺里斯·格列索斯至今相信，是斯大林让希腊人民身陷水火——他自称信仰共产主义，但拒绝斯大林主义。为此，他甚至向斯大林的继任者提出过申诉。

    1963年，作为二战英雄，格列索斯受邀前往克里姆林宫，接受赫鲁晓夫颁发的、印有自己头像的邮票。“为什么苏联红军在1944年时到达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却停在了希腊边境？”格列索斯当时以为，同为苏联领导人的赫鲁晓夫能够解答困扰自己多年的问题。

    “对方反问，‘你为什么拒绝斯大林主义？’我回答，‘因为斯大林的表现不像共产主义者，他参与了对世界的瓜分，将希腊拱手让给了英国。斯大林是希腊共产主义失败的根源。’”据格列索斯描述，赫鲁晓夫始终没有公开表达什么，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倾听。

    如今，人声鼎沸的宪法广场上一派和平气象，五湖四海的游客早已嗅不到硝烟和血腥。不过，历史学家安德烈·格罗利美托斯坚称，发生在70年前的悲剧，不仅引爆了希腊内战，其影响至今仍在延续——希腊政坛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比其他欧洲国家都要激烈。

    “这种情形之所以发生在希腊，是因为在1944年时，曾与纳粹浴血奋战的游击队员们惊觉，曾经的盟友背信弃义，要置自己于死地。而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曾经与纳粹战斗的人，在战争结束后都受到了尊重。”格罗利美托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