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头，是可怕的幽默
[美] 乔纳森·雅德利 译者 韦盖利
《
青年参考
》（
2014年12月10日
3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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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那些丢失和被寻回的头颅》（Severed: A History of Heads Lost and Heads Found），利夫莱特出版社2014年11月，36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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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死后300余年，他的头颅才得以入土为安。 |
斩首，特别是斩首示众，无疑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血腥仪式。与之相辅相成，社会大众对斩首的不健康兴趣也是经久不衰的——除非他们自己成为受害者。
令笔者深感遗憾的是，弗朗西斯·拉森没在他关于“斩首”的新著中提到文学世界里最著名的斩首事件。那是《艾丽斯漫游仙境》中的一场球赛上，人们用刺猬当球，用红鹤当木槌。“选手们……尽力地用红鹤的头去撞刺猬，但红鹤的脖子老是扭来扭去；女王变得兴奋无比，又跺脚又喊叫，大声嚷嚷，‘砍下他的头’，‘砍下她的头’。”而在后边的章节，女王更是得意洋洋地宣称，“所有的困难，不论大小，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砍头！”
多年前，当父母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总是开怀大笑，觉得很有趣。实话说，杀头本身一点也不好玩，但它在某些场合，有助于表达某种“可怕的幽默”。
头颅落地，恐怖还是有趣？
在这本《切断》的开篇，拉森就描述了一颗头颅的奇怪旅行，主角是英国著名改革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自称“护国公”的他死后3年，也就是1661年，其首级被民众割下，“钉在一根20英尺长的竿子上，插到威斯敏斯特大厅顶上示众，让整个伦敦都可以看到。”后来，克伦威尔的首级流落到私人手中，逐渐“变成珍宝，作为一件宝贵的文物而吸引了无数商机。”直到3个世纪之后的1966年，“在举行了一场小型的、私人的仪式后，克伦威尔的头才被装入旧橡木箱，在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思学院门厅入土为安。”
如果你觉得这段历史有喜剧色彩，那么你和我品味相似。拉森的描述则一本正经：“克伦威尔的脑袋不同寻常，折腾了几百年依然完好无损，而且还被重塑成多种不同的形象。想起它，人们会想到奖杯，想到宝贵的纪念品，想到死亡的信物乃至数据存储装置。它的价值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化，它是几个世纪以来，横陈于司法、科学和休闲世界的数千个人头的代表。从这方面看，它巧妙地联系起了本书包含的很多故事，仅仅靠它的血统和长寿。”
史前时代以来，砍掉他人头颅的事情屡见不鲜，到21世纪仍时有耳闻。2002年，巴基斯坦塔利班砍下了美国记者丹尼尔·珀尔的头颅，这是一次令人发指和心碎的杀戮；2004年，工程师尼克·伯格在伊拉克惨遭斩首；而在“伊斯兰国”最近散布到网上的视频中，詹姆斯·福利和史蒂夫·索特洛夫双双成为受害者。拉森指出，“对人质进行斩首可能经过周密的策划，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是事先设计好，甚至排练过的。换句话说，整个过程可以被视为创造权力和引起恐惧的一段戏剧，跟13世纪时处死敌人没什么两样。”
让人不舒服的是，虽然斩首视频极度血腥，它们还是会引起好奇和不健康的兴趣。拉森提到，“伯格被斩首5个月之后进行的调查发现，有3000万人（或者说24%的美国成年互联网用户）观看了相关视频，其中28%的人是通过主动搜素找到的。调查发现，有一半看过相关视频的人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这些人竟然觉得视频是真实和有趣的。”
总有一群人围观“断头台”
你可能为此痛心疾首，但历史记录表明，人们对斩首的兴趣古而有之，将其当成公众娱乐是种历史习俗。“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反应：一些可能会大笑和嘲讽，另一些可能忙着作笔记，一些可能晕倒、呕吐、哭泣……总而言之，我们人类对‘斩首示众’并不避讳，就像参加流行的公众活动一样。”中世纪以来尤其如此，人们涌向法场围观处决，以批判的眼光去鉴赏，“斩首是行刑者的代表作，围在断头台周围的人群很乐意对他的刀法评头论足。”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上述情况最普遍不过，“新砌的断头台好像统治了法国，平均每分钟都有一颗人头落地”。持续的恐怖政治令大众心理变态，比斩首更可怕的，是将斩首视作日常的社会。”当时，有不少画家以此为财路，“他们描绘被斩下的首级、描绘断头台。‘断头台艺术’甚至有固定表现形式：在每个案例中，行刑者都会将首级提在空中，血还在往下滴。”显而易见，平民喜欢看，贵族也喜欢看——至少还没上断头台的那些人喜欢看。
《切断》还有更多值得一读的地方。身为英国达拉谟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员，拉森注意到了以下情况：“大约100年前，shuar部族人生活在热带丛林里，他们擅长将人头制成各种饰品；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战士将作为战利品的头颅在彼此之间相互传递；在欧洲各地的教堂内，基督教徒冲着圣人的脑袋祈祷，后者往往被装在镶有宝石的、华丽的圣骨匣中”；19世纪，颅相学在欧美诸国的流行激起了“对人类头骨的狂热”，这种伪科学宣称，“通过研究一个人的头骨，即可洞悉其秉性”。
作者在恐怖与血腥之外找到了人性的维度——谢天谢地，还找到了难得的幽默：“1488年，刽子手弗卢埃戈连续斩下79名海盗的首级，干净利落；当议会问他，完成任务后感觉如何时，此君答曰，‘棒得不得了，我还可以继续斩，直到轻松地将整个议会消灭。’悲剧的是，参议员们没有被逗乐，反倒是弗卢埃戈的无礼，最终令他也身首异处了。”
□美国《华盛顿邮报》
斩首，特别是斩首示众，无疑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血腥仪式。与之相辅相成，社会大众对斩首的不健康兴趣也是经久不衰的——除非他们自己成为受害者。
令笔者深感遗憾的是，弗朗西斯·拉森没在他关于“斩首”的新著中提到文学世界里最著名的斩首事件。那是《艾丽斯漫游仙境》中的一场球赛上，人们用刺猬当球，用红鹤当木槌。“选手们……尽力地用红鹤的头去撞刺猬，但红鹤的脖子老是扭来扭去；女王变得兴奋无比，又跺脚又喊叫，大声嚷嚷，‘砍下他的头’，‘砍下她的头’。”而在后边的章节，女王更是得意洋洋地宣称，“所有的困难，不论大小，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砍头！”
多年前，当父母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总是开怀大笑，觉得很有趣。实话说，杀头本身一点也不好玩，但它在某些场合，有助于表达某种“可怕的幽默”。
头颅落地，恐怖还是有趣？
在这本《切断》的开篇，拉森就描述了一颗头颅的奇怪旅行，主角是英国著名改革家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头。自称“护国公”的他死后3年，也就是1661年，其首级被民众割下，“钉在一根20英尺长的竿子上，插到威斯敏斯特大厅顶上示众，让整个伦敦都可以看到。”后来，克伦威尔的首级流落到私人手中，逐渐“变成珍宝，作为一件宝贵的文物而吸引了无数商机。”直到3个世纪之后的1966年，“在举行了一场小型的、私人的仪式后，克伦威尔的头才被装入旧橡木箱，在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思学院门厅入土为安。”
如果你觉得这段历史有喜剧色彩，那么你和我品味相似。拉森的描述则一本正经：“克伦威尔的脑袋不同寻常，折腾了几百年依然完好无损，而且还被重塑成多种不同的形象。想起它，人们会想到奖杯，想到宝贵的纪念品，想到死亡的信物乃至数据存储装置。它的价值随着时代的改变而变化，它是几个世纪以来，横陈于司法、科学和休闲世界的数千个人头的代表。从这方面看，它巧妙地联系起了本书包含的很多故事，仅仅靠它的血统和长寿。”
史前时代以来，砍掉他人头颅的事情屡见不鲜，到21世纪仍时有耳闻。2002年，巴基斯坦塔利班砍下了美国记者丹尼尔·珀尔的头颅，这是一次令人发指和心碎的杀戮；2004年，工程师尼克·伯格在伊拉克惨遭斩首；而在“伊斯兰国”最近散布到网上的视频中，詹姆斯·福利和史蒂夫·索特洛夫双双成为受害者。拉森指出，“对人质进行斩首可能经过周密的策划，每一个动作可能都是事先设计好，甚至排练过的。换句话说，整个过程可以被视为创造权力和引起恐惧的一段戏剧，跟13世纪时处死敌人没什么两样。”
让人不舒服的是，虽然斩首视频极度血腥，它们还是会引起好奇和不健康的兴趣。拉森提到，“伯格被斩首5个月之后进行的调查发现，有3000万人（或者说24%的美国成年互联网用户）观看了相关视频，其中28%的人是通过主动搜素找到的。调查发现，有一半看过相关视频的人认为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这些人竟然觉得视频是真实和有趣的。”
总有一群人围观“断头台”
你可能为此痛心疾首，但历史记录表明，人们对斩首的兴趣古而有之，将其当成公众娱乐是种历史习俗。“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反应：一些可能会大笑和嘲讽，另一些可能忙着作笔记，一些可能晕倒、呕吐、哭泣……总而言之，我们人类对‘斩首示众’并不避讳，就像参加流行的公众活动一样。”中世纪以来尤其如此，人们涌向法场围观处决，以批判的眼光去鉴赏，“斩首是行刑者的代表作，围在断头台周围的人群很乐意对他的刀法评头论足。”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上述情况最普遍不过，“新砌的断头台好像统治了法国，平均每分钟都有一颗人头落地”。持续的恐怖政治令大众心理变态，比斩首更可怕的，是将斩首视作日常的社会。”当时，有不少画家以此为财路，“他们描绘被斩下的首级、描绘断头台。‘断头台艺术’甚至有固定表现形式：在每个案例中，行刑者都会将首级提在空中，血还在往下滴。”显而易见，平民喜欢看，贵族也喜欢看——至少还没上断头台的那些人喜欢看。
《切断》还有更多值得一读的地方。身为英国达拉谟大学的人类学研究员，拉森注意到了以下情况：“大约100年前，shuar部族人生活在热带丛林里，他们擅长将人头制成各种饰品；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战士将作为战利品的头颅在彼此之间相互传递；在欧洲各地的教堂内，基督教徒冲着圣人的脑袋祈祷，后者往往被装在镶有宝石的、华丽的圣骨匣中”；19世纪，颅相学在欧美诸国的流行激起了“对人类头骨的狂热”，这种伪科学宣称，“通过研究一个人的头骨，即可洞悉其秉性”。
作者在恐怖与血腥之外找到了人性的维度——谢天谢地，还找到了难得的幽默：“1488年，刽子手弗卢埃戈连续斩下79名海盗的首级，干净利落；当议会问他，完成任务后感觉如何时，此君答曰，‘棒得不得了，我还可以继续斩，直到轻松地将整个议会消灭。’悲剧的是，参议员们没有被逗乐，反倒是弗卢埃戈的无礼，最终令他也身首异处了。”
□美国《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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