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无声的世界

    耳聋本身并不痛苦，痛苦的是无法与人沟通的压抑感。如果让失聪者学习口语的意义是让他们参与部分文化生活，那么它是失败的。

    “设法与患者沟通并不可笑”

    尼莫博士是我读医学院时的教授。这位来自英国爱丁堡的长者爱穿细条纹西装，带沉甸甸的金表，用发蜡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与有听力障碍的病人对话时，他会拿出听诊器煞有介事地放入病人耳中，然后用手握住听诊器的一端，慢慢说话，仿佛手里是个麦克风。听诊器有聚拢和放大声音的效果，这意味着尼莫博士可以小声说话，在开放式的病房中保护病人的隐私。

    对大多数病人而言，这种角色逆转很有趣，医学院的学生也偶尔被逗笑。有一次，他对笑得很明显的学生说：“设法与患者沟通并不可笑，你也要努力与患者达成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

    我谨记他的教诲，在临床实践中学习他的做法。很多人心存感激，也有很多人觉得有趣。如果病人不会手语，读唇语的能力又不好，我们就需要用纸笔对话。即使这样，一些细节也无法清晰地表述。

    50多岁的布莱克小姐是全聋病人，精通唇语和手语，靠微薄的福利金独自过活。尽管在聋人社区中有不少朋友，她还是很少参与“听得到的世界”。最近，我想在短暂的诊疗时间外和她聊一聊，所以骑车去拜访她。

    布莱克的屋子很小。为数不多的书籍中有本医学百科全书，她告诉我，自己久病成医，会根据多年与医生打交道的经验总结治疗方法。

    屋外有工人在挖路，气钻的声音让我心烦，但显然对布莱克没有影响。她开始讲述自己最早的记忆：充满沮丧和绝望。当时，还是个小女孩的她并不明白为什么经常有人对她怒目相向，那些人的嘴为什么一直在动。

    4岁时，人们意识到她耳聋，便将她送往特殊学校学习手语。“那你从何时开始学习读唇？”我问道，她竖起8根指头。“唇语很难学。”她嗓音独特，和多数失聪者来之不易的声音类似。

    学习口语是聋人的灾难？

    语言学专家认为，生命最初3年是形成流利语言以及语言框架结构的最关键时期。布莱克错过了这一阶段，她也因此一直承受着拖延的后果：与有听力的世界缺乏沟通，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不得不使用潦草的字迹与人交流。

    丽迪雅·登沃思是《我可以听见你的耳语》一书的作者，布莱克没有把握住的关键3年，对登沃思而言却意义重大。她在小儿子一岁时便发现他在听力方面格外吃力，因此帮儿子抓住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她在书中指出，我们通过语言拥有了“智者”思维。如果父母是聋人，孩子便不存在语言延迟问题，新生儿接触到的手语有助学习词汇，这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世界，也能操纵抽象概念。

    事实上手语很容易学，孩子完全可以在3岁时掌握。然而在过去25年中，人们显然对另一种选择更感兴趣：植入人工耳蜗。在“不差钱”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通常会为失聪儿童配备它。在澳大利亚，80%的失聪儿童免费植入了人工耳蜗，以提高对嘈杂环境的理解，定位声源。

    但需要注意的是，15~20%的植入者并未受益，且人工耳蜗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听力，只是传递简化、破碎的声音，就好像“用拳头弹奏肖邦的乐曲”。尽管存在局限性，它还是帮助大部分聋人提高了理解和口语能力。

    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的聋哑学校大多会教学生手语，许多人得以自由地交流，但从19世纪末，学校教授的重点从手语过度为通过读唇学习口语。这种转变本是出于好意，却成为聋人的灾难。

    口语需要用多年潜心研究，挤占了学习其他知识的时间。20世纪初，聋人的受教育程度暴跌，识字能力也变差，与上世纪相比他们更加边缘化。

    1994年，《纽约时代》杂志特约作者安德烈通过《大胆反抗的聋人》一文指出了其中的破坏性。从小学习口语的杰基·萝丝告诉他：“我觉得进步很慢，我们一直在学枯燥的技能，花了两周才会说‘断头台’，而这是我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全部认识。但就算你用聋人的声音对别人说‘断头台’，他们也听不懂。”

    结论显而易见，如果让聋人受教育的意义是让他们参与部分文化生活，那么它是失败的。

    借助电子耳蜗，越过有声与无声的边界

    在讨论聋人的问题时，会涉及文化身份、对残疾人的态度、社会的包容性等，所以我们需要谨言慎行。但有一个必须面对的选择：在孩子的婴儿时期，父母是否该为他们植入人工耳蜗？

    通过白内障手术，盲人可以重见光明，那么失聪者有可能听到声音吗？如果真能听到——就如大多数人所相信的——那么学习口语还是手语的辩论就变得多余了。

    最初，医生们尝试用石头敲击聋人的耳朵，这没能奏效，于是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医学界几乎放弃了“治愈”耳聋。在上世纪50年代的巴黎，查尔斯·埃里医生将电磁感应线圈植入了患者G先生的耳朵里。这位G先生在一场肿瘤手术前拥有听力，因此分辨出感应线圈让他听到了“布撕裂的声音”，但没有其他的了。

    之后，洛杉矶耳科医生比尔在埃里的基础上改良出更精确的系统，将极细的电线放入耳蜗中。

    人类的内耳拥有数百万年的进化史——原始时代，鱼类的皮肤开始形成凹洞，以便感知周围水压的变化，以及自己游动时水的运动。随着神经进化，凹洞转变为灌满海水的管子，它们逐渐形成闭锁的结构，隐藏在头部。最终，管子变成了人类耳部用以维持平衡的半规管，而感知压力的部位成了耳蜗。人类内耳中的液体含有盐份，依然携带着来自海洋的原始气息。

    耳蜗内有片极薄的生物敏感膜，长30~35毫米，呈螺旋状。耳膜不仅与声音产生共鸣、感知高低频率，还与神经细胞合作，将共鸣传递到大脑。简单而言，植入人工耳蜗就是沿着耳膜在耳内装一排细小的电极。声音被耳后的接收器编码后传递到电极，从而刺激耳膜上的神经细胞。

    “有声世界和聋人间的距离正在缩短”

    比尔在上世纪60年代发明这一辅助设备后，美国加州、犹他州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奥地利维也纳的医学团体都独立研究了这一听似简单、实则异常复杂的设备。

    为了给儿子做出最好的选择，记者登沃思采访了这一领域的技术先行者，从听觉生理学、发声科学、电子语音编码等诸多方面了解电子耳蜗。

    她了解到，健康的耳蜗能分辨成千上万种声音，而现代人工耳蜗虽然只能收到22种，却使聋人实实在在地听见了声音。

    登沃思决定为儿子植入人工耳蜗，以便让他抓住学习语言的黄金时间。现在她的儿子茁壮成长，她和丈夫为当初的决定感到庆幸。

    她还碰到了成年后才成功植入电子耳蜗的山姆·斯威勒，这让我不禁想到自己的病人，比如布莱克小姐，是否也想装一个。

    “有声世界和聋人间的距离正在缩短。”斯威勒说。登沃思问他，为什么能流利使用手语并且已融入聋人社区的他仍要植入人工耳蜗。他答道：“聋人生活艰难，你得装备好所有的武器，拥有尽可能多的资源。”

    登沃思将采访和自身经历撰写成书，就像是本回忆录。至于究竟要不要植入人工耳蜗，这个问题已嵌入整本书的结构之中，登沃思的回答并非所有人的正确选项。而我还记得尼莫博士的智慧——他将听诊器放入患者的耳朵，告诉我们：“运用你能想到的任何办法，来与世界相互理解。”

    美国《纽约书评》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