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的追求不因贫穷与教条改变
化妆品曾扮演苏联“时尚之窗”
尽管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尚产业,对美的追求也往往为物质匮乏和政治教条所阻,在苏联时代,朴素的时尚观念依然借助化妆品为载体,在千万人心中悄然萌发。
本报记者 贾晓静
《
青年参考
》(
2014年11月26日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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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莫斯科”香水被比作苏联版的“香奈儿5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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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早期的化妆品海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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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香皂也成为宣传海报的主角 |
在苏联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是与战争、经济封锁和物质匮乏持续斗争的过程。与西方长期的关系紧张和重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让苏联公民的吃、穿、住、行几乎完全依赖价格便宜而做工粗糙的国产货。西方世界流行的种种时尚观念也因此没有了用武之地——彼时的苏联女性被告知,过于招摇的外表是资本主义的残留物。
有了这样的信仰,即使终日身穿单调的直筒式连衣裙,戴着包住下巴的阿廖努什卡式头巾,双腿套着以毛线和棉布为材料、缺乏弹性的长袜,她们依然不会感到何等失落。
在匮乏的年代,苏联的主妇一度流行在凉鞋里套棉袜,让终日奔忙的双脚不至于磨破。她们更不会关心“比基尼线”之类的琐事,只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以免露出轻佻之色。
以服装为例,所有能在信用社、百货商场随意买到的产品,都是由国立工作室设计,并在服装厂批量缝制的。公允地说,它们质量不错,往往穿很多年后还能传给下一代继续使用。
但与之相对,商品的品种始终少得可怜:夏季连衣裙和冬季连衣裙,清一色的连指手套和靴子。从“东方阵营”各国进口的皮货、针织品和化妆品奇货可居,罕见的意大利和法国时装则更是弥足珍贵、价值连城,而且只有通过熟人才能买到,就像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苏联没有时尚业,只有轻工业。”当时,这样的论断并不夸张。
枯燥生活中鲜有异色
在周而复始、枯燥乏味的岁月里,苏联女性仅有的一点惊喜来自化妆品。就此而言,斯大林心腹之一的莫洛托夫的爱侣——波丽娜·热姆丘任娜功劳不小。受到这位当德国入侵苏联时,依然在“忙着做头发、剪指甲”的女士的熏陶,苏联的空气中飘荡起若有若无的时尚气息。
英国作家蕾切尔·波隆斯基在专著《从莫斯科到古拉格》中提到,早在1921年,热姆丘任娜就被任命为国营信托舍Tezhe的主管。作为对以列宁那位朴素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女性简朴传统”的挑战,她麾下的信用社主要出售甲油、口红、粉底和香水之类的小商品。苏联女性的生活因此被涂上了难得的异色。
1930年,热姆丘任娜升任“新黎明”香水厂主管。随着该厂不久后改名“香精油企业联合”,Tezhe信用社也随之成为苏联第一家大型美容用品制造商,生产香水、面霜、护手霜,并做了不少新鲜的尝试,如在面霜中加入维他命,开创了同类化妆品的先河。
“整个20世纪30年代,热姆丘任娜、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分享着克里姆林宫。”波隆斯基写道,在她负责轻工业的那段时间,化妆品、香水、纺织百货和奢侈品的发展大大加快。香水、护手霜成为苏联政治活动及宣传的一部分,并被列入国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
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热姆丘任娜孜孜不倦地为苏联人民服务,“将热情洋溢的信仰渗透在她授意生产的各类产品中”——从“红色莫斯科”香水、到女飞行员舒拉·库夫什诺娃代言的“萨尼特”牌牙膏,每个名字、每款包装,仿佛都透露出对社会主义美好前程的向往。
Tezhe这个国营化妆品品牌也因此成为不可替代的存在。在当时的莫斯科,流行这样一句话:“Tezhe在你的眼里,Tezhe在你的唇上,Tezhe在你的脸颊,我应该亲吻哪儿?”
莫斯科的“香奈儿5号”
在英国《卫报》看来,化妆品在当时的苏联不只是一种普通日用品,而是一种“混合了政治和设计感的超现实尝试”。譬如,信用社把睫毛膏卖给在门前排起长队的民众,这个过程也是在贫穷的人们中间布下新的准则,为建立平等社会植入意识形态的实体支撑物。
有人说,国产化妆品批量上市,给苏联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力量。以往,只有来自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权贵才买得起昂贵的进口货。但也有人说,这只是后世的一厢情愿;在当时的苏联,那些带着几分资本主义气息的化妆品——如“红色莫斯科”,仍然一物难求。
“我的童年在苏联度过,当时惟一能买到的香水就是‘红色莫斯科’。这是最前卫的女人才敢触碰的禁忌——感受法式香水的魅力,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调香师Lev Glazman说,“依稀记得,6岁那年,母亲带我去黑市,目标就是这款香水。尽管有些冒险,她对香水渴望依旧,这深深触动了我,或许正是这一刻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忽然意识到,香水之于人们是如此珍贵,它能立刻让人欣喜万分,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香味精致可人的“红色莫斯科”的确称得上苏联最受欢迎的香水。它的生产延续至21世纪,得到众口一词的称赞。在亚马逊网站上,这瓶外形犹如微缩版克里姆林宫的香水粉丝无数,购买者纷纷留言:“非常优雅,复杂,复古”,“优良的配方,几近完美”。
有小道消息称,“红色莫斯科”的配方曾被间谍盗取,衍生出四海闻名的“香奈儿5号”。还有人主张,这瓶香水的设计者奥古斯特·米高叛离苏联,加入了香奈儿的团队,成为香奈儿5号诞生的幕后英雄。种种传言也意味着,这两种香水的品质确实难分高下。
为瓦解官方禁酒令立功
与“红色莫斯科”相比,曾在苏联流行的其他化妆品的传说便少了几分浪漫,却颇具讽刺意味。其中最有故事的包括“Troynoy”香水,它在人们特别渴求酒精的时期拥有极高声誉,人们声称,“只要闻到Troynoy,就像闻到了酒香。”
俄罗斯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严重的酗酒和醉酒。为了减少酗酒造成的损失,历届政府都设法加以管制,最著名的要数上世纪80年代的“反酗酒运动”。
显然,在这片有着“本星球最严酷环境”美誉的土地上,鼓吹禁酒无助于笼络人心。戈尔巴乔夫颁布禁酒令不久,就有观察力敏锐的报刊编辑从读者来信中发现,“缺乏烈酒正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痛苦”。一位“比较理性”的读者写信给《消息报》:“每次读到反酗酒运动的报道,我便满上一大杯私酒,祝福天真的作者身体健康,也预祝反酗酒运动早日完蛋。”
不出所料,禁酒令没有达致上行下效的理想状态,反倒将苏联变成了私酒的汪洋。聪明的酒徒设法制造私酿,不太聪明的,则只能通过狂饮替代品,抑制对酒精的渴望。
伏特加的众多替身中,含酒精的化妆品始终最受欢迎,或许与其相对安全的特性不无关系。专栏作家W·C·菲尔德斯考夫曾在“VICE”网站撰文称,苏联人尝试把廉价古龙水倒在铁质长撬棍上,再收集从铁柄上流下的液体。这样,“不纯”的成分就会被冻在撬棍上,“清冽”的酒精则会流进杯子。酒徒们就这样把一瓶又一瓶的古龙水喝个底朝天。
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Laq Prelest”牌发胶。发胶难以下咽?饱受禁酒令折磨的苏联人并不这么想。对他们来说,任何闻起来含酒精的东西都值得一试——把一罐发胶喷进水里,搅匀,稀释到“刚好毒不死人”的程度;然后,他们就会毫不思索地一口干掉它。
至于化妆用的玫瑰水,饮用这种味道刺鼻的液体并不需要任何小聪明,只需要拧开瓶盖,一股脑咽下去就行了。菲尔德斯考夫描述道:“接下来要做的事不过是等待——随着尖利的耳鸣声逐渐入脑,意识将慢慢模糊,最后,整个人掉落到玫瑰色的深渊中……”
不过,对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化妆品的味道唤起的更多是令人忧郁的记忆。如Lev Glazman所言,直到现在,很多奶奶辈的俄罗斯女性闻到香奈儿5号,或者“红色莫斯科”的时候都会抓狂。在她们看来,这些东西的味道会令她们回忆起物质匮乏带来的痛苦,或是那段不停劳作的岁月;更何况,谁希望自己闻起来像个喝多了古龙水的酒鬼呢?
在苏联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是与战争、经济封锁和物质匮乏持续斗争的过程。与西方长期的关系紧张和重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让苏联公民的吃、穿、住、行几乎完全依赖价格便宜而做工粗糙的国产货。西方世界流行的种种时尚观念也因此没有了用武之地——彼时的苏联女性被告知,过于招摇的外表是资本主义的残留物。
有了这样的信仰,即使终日身穿单调的直筒式连衣裙,戴着包住下巴的阿廖努什卡式头巾,双腿套着以毛线和棉布为材料、缺乏弹性的长袜,她们依然不会感到何等失落。
在匮乏的年代,苏联的主妇一度流行在凉鞋里套棉袜,让终日奔忙的双脚不至于磨破。她们更不会关心“比基尼线”之类的琐事,只是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以免露出轻佻之色。
以服装为例,所有能在信用社、百货商场随意买到的产品,都是由国立工作室设计,并在服装厂批量缝制的。公允地说,它们质量不错,往往穿很多年后还能传给下一代继续使用。
但与之相对,商品的品种始终少得可怜:夏季连衣裙和冬季连衣裙,清一色的连指手套和靴子。从“东方阵营”各国进口的皮货、针织品和化妆品奇货可居,罕见的意大利和法国时装则更是弥足珍贵、价值连城,而且只有通过熟人才能买到,就像小说里的情节一样。
“苏联没有时尚业,只有轻工业。”当时,这样的论断并不夸张。
枯燥生活中鲜有异色
在周而复始、枯燥乏味的岁月里,苏联女性仅有的一点惊喜来自化妆品。就此而言,斯大林心腹之一的莫洛托夫的爱侣——波丽娜·热姆丘任娜功劳不小。受到这位当德国入侵苏联时,依然在“忙着做头发、剪指甲”的女士的熏陶,苏联的空气中飘荡起若有若无的时尚气息。
英国作家蕾切尔·波隆斯基在专著《从莫斯科到古拉格》中提到,早在1921年,热姆丘任娜就被任命为国营信托舍Tezhe的主管。作为对以列宁那位朴素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女性简朴传统”的挑战,她麾下的信用社主要出售甲油、口红、粉底和香水之类的小商品。苏联女性的生活因此被涂上了难得的异色。
1930年,热姆丘任娜升任“新黎明”香水厂主管。随着该厂不久后改名“香精油企业联合”,Tezhe信用社也随之成为苏联第一家大型美容用品制造商,生产香水、面霜、护手霜,并做了不少新鲜的尝试,如在面霜中加入维他命,开创了同类化妆品的先河。
“整个20世纪30年代,热姆丘任娜、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分享着克里姆林宫。”波隆斯基写道,在她负责轻工业的那段时间,化妆品、香水、纺织百货和奢侈品的发展大大加快。香水、护手霜成为苏联政治活动及宣传的一部分,并被列入国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
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热姆丘任娜孜孜不倦地为苏联人民服务,“将热情洋溢的信仰渗透在她授意生产的各类产品中”——从“红色莫斯科”香水、到女飞行员舒拉·库夫什诺娃代言的“萨尼特”牌牙膏,每个名字、每款包装,仿佛都透露出对社会主义美好前程的向往。
Tezhe这个国营化妆品品牌也因此成为不可替代的存在。在当时的莫斯科,流行这样一句话:“Tezhe在你的眼里,Tezhe在你的唇上,Tezhe在你的脸颊,我应该亲吻哪儿?”
莫斯科的“香奈儿5号”
在英国《卫报》看来,化妆品在当时的苏联不只是一种普通日用品,而是一种“混合了政治和设计感的超现实尝试”。譬如,信用社把睫毛膏卖给在门前排起长队的民众,这个过程也是在贫穷的人们中间布下新的准则,为建立平等社会植入意识形态的实体支撑物。
有人说,国产化妆品批量上市,给苏联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力量。以往,只有来自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权贵才买得起昂贵的进口货。但也有人说,这只是后世的一厢情愿;在当时的苏联,那些带着几分资本主义气息的化妆品——如“红色莫斯科”,仍然一物难求。
“我的童年在苏联度过,当时惟一能买到的香水就是‘红色莫斯科’。这是最前卫的女人才敢触碰的禁忌——感受法式香水的魅力,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调香师Lev Glazman说,“依稀记得,6岁那年,母亲带我去黑市,目标就是这款香水。尽管有些冒险,她对香水渴望依旧,这深深触动了我,或许正是这一刻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忽然意识到,香水之于人们是如此珍贵,它能立刻让人欣喜万分,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香味精致可人的“红色莫斯科”的确称得上苏联最受欢迎的香水。它的生产延续至21世纪,得到众口一词的称赞。在亚马逊网站上,这瓶外形犹如微缩版克里姆林宫的香水粉丝无数,购买者纷纷留言:“非常优雅,复杂,复古”,“优良的配方,几近完美”。
有小道消息称,“红色莫斯科”的配方曾被间谍盗取,衍生出四海闻名的“香奈儿5号”。还有人主张,这瓶香水的设计者奥古斯特·米高叛离苏联,加入了香奈儿的团队,成为香奈儿5号诞生的幕后英雄。种种传言也意味着,这两种香水的品质确实难分高下。
为瓦解官方禁酒令立功
与“红色莫斯科”相比,曾在苏联流行的其他化妆品的传说便少了几分浪漫,却颇具讽刺意味。其中最有故事的包括“Troynoy”香水,它在人们特别渴求酒精的时期拥有极高声誉,人们声称,“只要闻到Troynoy,就像闻到了酒香。”
俄罗斯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严重的酗酒和醉酒。为了减少酗酒造成的损失,历届政府都设法加以管制,最著名的要数上世纪80年代的“反酗酒运动”。
显然,在这片有着“本星球最严酷环境”美誉的土地上,鼓吹禁酒无助于笼络人心。戈尔巴乔夫颁布禁酒令不久,就有观察力敏锐的报刊编辑从读者来信中发现,“缺乏烈酒正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痛苦”。一位“比较理性”的读者写信给《消息报》:“每次读到反酗酒运动的报道,我便满上一大杯私酒,祝福天真的作者身体健康,也预祝反酗酒运动早日完蛋。”
不出所料,禁酒令没有达致上行下效的理想状态,反倒将苏联变成了私酒的汪洋。聪明的酒徒设法制造私酿,不太聪明的,则只能通过狂饮替代品,抑制对酒精的渴望。
伏特加的众多替身中,含酒精的化妆品始终最受欢迎,或许与其相对安全的特性不无关系。专栏作家W·C·菲尔德斯考夫曾在“VICE”网站撰文称,苏联人尝试把廉价古龙水倒在铁质长撬棍上,再收集从铁柄上流下的液体。这样,“不纯”的成分就会被冻在撬棍上,“清冽”的酒精则会流进杯子。酒徒们就这样把一瓶又一瓶的古龙水喝个底朝天。
同样受到青睐的还有“Laq Prelest”牌发胶。发胶难以下咽?饱受禁酒令折磨的苏联人并不这么想。对他们来说,任何闻起来含酒精的东西都值得一试——把一罐发胶喷进水里,搅匀,稀释到“刚好毒不死人”的程度;然后,他们就会毫不思索地一口干掉它。
至于化妆用的玫瑰水,饮用这种味道刺鼻的液体并不需要任何小聪明,只需要拧开瓶盖,一股脑咽下去就行了。菲尔德斯考夫描述道:“接下来要做的事不过是等待——随着尖利的耳鸣声逐渐入脑,意识将慢慢模糊,最后,整个人掉落到玫瑰色的深渊中……”
不过,对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化妆品的味道唤起的更多是令人忧郁的记忆。如Lev Glazman所言,直到现在,很多奶奶辈的俄罗斯女性闻到香奈儿5号,或者“红色莫斯科”的时候都会抓狂。在她们看来,这些东西的味道会令她们回忆起物质匮乏带来的痛苦,或是那段不停劳作的岁月;更何况,谁希望自己闻起来像个喝多了古龙水的酒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