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公正，需破除“大人物迷思”

    功成名就的大人物固然有值得尊崇之处。然而，当他们开始滥用权力和地位，公众却往往缺乏抵抗意识，这不仅和恐惧、冷漠有关，更是源自对大人物的迷信。

    除了能够从中得到好处，以及对报复和失序的恐惧，还有更多原因令人们对级别滥用保持沉默。相反，挑战级别滥用可能会让你被指责“不尊重权威”，或被贴上“平均主义”标签，作为失败者出局。顺从它，你则会被认为具有团队精神，是“一个好男孩”。

    这种“大人物迷思”在无意识中加强了大众对级别主义的认同。被富豪和名流的形象搞得眼花缭乱后，我们出于幼稚的嫉妒和渴望，不再关注社会不平等。从一小部分人的巨大成功中，我们得到了一种代入的愉悦，替代了个人自我实现的公平机会。我们为什么会对“大人物迷思”如此缺乏抵抗力？这种迷思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看到真正优秀的人和事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加以崇拜和尊敬。就此而言，“大人物迷思”源自对那些通过努力、以真凭实绩获得高级别者的自发尊重。但在此之后，情况便发生了神秘的变化。我们的关注点从业绩转向个人，由艺术转向艺术家，由舞蹈转向跳舞者。

    “大人物迷思”是由对父母的认知演化而来。儿时，我们视爸爸妈妈为超人。长大后，这种情感不知不觉地转移到权威和名流身上。这些人在我们看来同样无法指责，甚至不应受法律制裁，俨然成了我们的“新神”。像小时候拽着妈妈的裙角，我们试图触摸他们的光环。

    事实上，人们往往认为自己与偶像而非其他普通人更为相似。大人物们恰恰拥有一种使自己显得特殊、优秀甚至崇高的魔力。它类似国王的圣坛，在精神空间中释放出萦绕不散的光芒。精神病医生称这种现象为“移情”，人类学家则给它起名“由人类释放的魔咒”。

    《疯狂杂志》曾将一系列表象背后的问题引向“咖啡先生”系列广告：在与白人棒球选手同场竞技的16载职业生涯中，乔·迪马里奥完成了361次全垒打，并在56场连续的比赛中击出安打。然而，哪一项棒球场上的成就，有助于他成为咖啡制作领域的权威呢？

    显然，一个人在运动场上所向披靡，并不表明他是早餐谷物、汽车、电话公司乃至化妆品方面的权威；在战场上无往不利，并不会让一介武夫适合担任政治领导人；为某候选人“站台”的电影明星，也不过是在利用从本行中获得的声望来交换另一个领域里的信用……

    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我们只能怪自己而非别人。根本上讲，是我们自己默许这些大人物将权力扩展到更广阔的领域：我们购买他们代言的商品，选举他们担任某个职位。

    我们对大人物的迷信如此强烈，我们不再质疑他们的行为，不再要求他们遵守规则。被施以魔咒后，我们甚至不再坚持自身的尊严，就像许多女性通过合谋维护让自己低人一等的“女性迷思”一样，我们也参与维护了宣扬所有人各归其位，一味向上仰望的“大人物迷思”。

    大人物不仅迷惑低级别者，也会相互迷惑。20世纪70年代，我曾现场目睹两位大人物面对面，一个是卡特总统，一个是流行歌手约翰·丹佛。彼此相视时，双方都两眼发光！

    在过去的20世纪，我们已经看到，种族歧视的崩溃终结了白人对权力的垄断；“女性迷思”被削弱，则促进了传统性别分工和责任观念的变革。未来，“大人物迷思”的破除，也注定会深刻地改变公众的价值观乃至社会制度，我们丝毫不应为此感到惊诧。

    □节选自《大人物与小卒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9月。标题和提要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