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式慈善”如何对外输出？

    据美国《福布斯》新闻网报道，11月4日，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宣布，他的基金会将再捐5亿美元用于抗击疟疾等疾病。

    随着埃博拉病毒蔓延到欧洲和北美，美国科技界人士纷纷捐款，以控制疫情蔓延。脸谱网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日前也宣布，他和妻子将捐出2500万美元。而今年9月，盖茨基金会已承诺，为抗击埃博拉捐款5000万美元。

    美国超级富豪的慷慨解囊，让“美式慈善”这一话题重回大众视野。

    超级富豪成就“美式慈善”

    在很多人看来，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似乎肩负着输出“美式慈善”的使命——用一套他们开发的方式，让全球慈善业变得更系统、专业和正规化。

    2010年，盖茨和巴菲特共同创建了“捐赠誓言”。该项目不要求参与者立刻捐赠财富，但要求他们做出承诺——在身前或去世后，向慈善机构捐赠一半以上的个人财产。

    “捐赠誓言”本身不接受捐款，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基金会。尽管是一种“捐赠意愿的约定”，截至目前，仍有127位富人加入该项目。在其官网上，清楚地列着127位捐赠者为何要签署这项协议。网站还宣称，“捐赠誓言”旨在创建在一种更开放的慈善方式，以吸引更多人投身慈善事业。

    起初，“捐赠誓言”的参与者多是美国人，但近几年，已扩大至全球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而盖茨本人，也在向他国，特别是非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传递这一观念。巴菲特对此评价道：“盖茨在向世界传递慈善福音。”

    今年4月，盖茨来到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地，向当地富翁宣传“捐赠誓言”这一慈善理念。盖茨“最具发展潜力的捐赠对象”当属中国的马云，他是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承诺，他会拿出个人大部分财富，成立亚洲最大的慈善信托基金。外界猜测，马云有可能拿出30亿美元，支持中国的医疗保健和环保等事业。

    除了比尔·盖茨，美国本土的其他慈善项目同样值得称赞。早在2001年，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就组建了“全球公益家庭协会”，集合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主流政商家庭，分享他们的社会公益经验。

    “美式慈善”在国外遭遇挫折

    相对来说，美国慈善家处理慈善工作的方式更专业和系统化，他们的经验也更值得向外传播，但即使像“捐赠誓言”这样的全球慈善业最著名范例，在涉足及影响他国方面，仍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盖茨和巴菲特本人承认，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他们面对巨大的文化差异，“在非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受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影响，‘美式慈善’在当地几乎无法立足”。

    “起初，相关活动的运行不畅，几乎要终结‘捐赠誓言’的海外运作。”该项目团队员工布拉德·史密斯在博客中写道，“不论我在哪儿，只要碰到来自巴西、墨西哥、欧洲或中国等地的富商，他们总会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捐赠誓言’在他们的国家根本流行不起来。他们甚至抱怨，美国人是把西方式的慈善理念强行嫁接到非西方土壤上。”

    中国和印度的阻力尤为明显。这两个经济实力分列世界第二和第六的国家，在亿万富翁的数量上名列前茅，但在慈善事业的发展上步履缓慢。普遍的评价表明，两国在慈善领域缺乏相应的问责机制和足够的透明度。不能回避的还有两国特殊的“文化力量”，“捐赠誓言”在一时难以突破这层屏障。

    就中国而言，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这里的亿万富翁习惯把个人财富传给家族后代——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特征。儒家文化素来不强调“高调炫富”，对待资产更应该保守，同时防范外流。加之目前个人还需在医疗、防灾和教育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富翁更是很少把慈善作为毕生的事业。

    印度政府虽然力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但囿于陈旧过时的行政法律系统，慈善事业的发展同样进展缓慢。

    渐成气候的社区基金会

    而“美式慈善”中推广得比较成功的范例之一，是美国社区基金会。1914年，弗雷德里克·戈兰在克利夫兰成立了社区基金会，这是全美第一个社区基金会。

    有别于同时段兴起的私人基金会，身为律师的戈兰，在基金会性质、资金使用设定上，思路非常清晰。他希望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经常性捐赠模式，而不是每天募款，具体款项也由社区的专门组织负责。为了真正了解社区之需，戈兰甚至雇佣信托公司对当地展开调查，以求“把资金花在最需要改善的地方”。

    这种模式很快在全美各地被复制。截至上世纪末，美国本土已有近600个社区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很多受规模较大的私人基金会“哺育”，譬如莫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这些资助者还尝试通过提供资金保障及后勤支持，把社区基金会模式推广到海外。

    2000年至2010年间，全球社区基金会的数量达到1700个；与上一个10年相比，增幅达86%，前景非常光明。

    □美国《大西洋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