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曾推视频聊天助公民外交

    冷战最激烈的年代，一群向往和平的美苏学者令两国民众的“视频聊天”成为可能。尽管参与者归宿各异，他们以新技术推动“公民外交”的努力不失为一段佳话。

    “他们鼓吹国家的至高无上、宣扬国家对个体的万能、并预言它将最终统治人类，他们就是现代世界的邪恶中心……”1983年3月8日，美国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在福音教派全国联合会发表演讲，谴责苏联是“邪恶帝国”，主张对其实施超强硬的外交政策。

    即便如此，在第一任期结束时，这位鹰派总统还是想尝试一下，美国和苏联的“公民外交”，是否有助于弥合两国在现实利益乃至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

    1984年1月16日，在白宫发表演说时，里根描绘了美国夫妇“吉姆和莎莉”，借助神奇的力量突破语言障碍，与苏联夫妇“伊万和安娜雅”交流的场面。“他们会不会讨论各自政府间的差异？”里根设问，“他们会不会大聊育儿经，或是生活中的其他点滴？”

    其实，后来人不难揣测他们的谈话内容——少不了比萨和可乐，以及对美苏恢复友好往来的美好憧憬。能够如此肯定，是因为类似的情形真的在此后不久出现在了现实中。

    和平主义者扮演民间大使

    美国《大西洋月刊》载文称，即使里根对所谓“邪恶帝国”的抨击掀起轩然大波，80年代仍是“美苏渴望实现正常对话”的特殊时期。但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彼时，大多数苏联平民所处的环境异常封闭，苏联法律规定，与外国人交谈需得到官方许可。

    美国的和平主义者为此心急如焚，特别是在华盛顿开始制造紧张空气后，他们认为，实现两国公民的面对面沟通刻不容缓，刚刚崭露头角的数字技术遂被寄予厚望。

    当时，美苏间的所有越洋长途电话都得在美国匹兹堡中转，线路数量更是只有可怜的33条。确定通话日期后，人们不得不提前几周申请，即便如此，通话质量依旧堪忧。

    时任俄勒冈州州长能源顾问的乔尔·沙茨决定另辟蹊径。拥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他，早已对旷日持久的冷战心生厌倦。他相信，需要借助民间力量，“平衡”美国官方的对苏政策。

    经过深思熟虑，1983年8月，沙茨和妻子戴安娜带着重金购买的个人计算机，以“民间大使”身份踏上了前往苏联的飞机。他们抵达莫斯科时，恰逢苏联战机在太平洋上空击落一架韩国民航客机。有人说，在美苏对峙的半个世纪中，那是双方最接近“热战”的时刻之一。

    国家间的剑拔弩张丝毫没有打消沙茨“用科技将两国人民紧密相连”的希望。尽管语言不通，好运气的他很快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另一个男人——约瑟夫·戈丁。

    个人计算机让乌托邦成真

    在当时的苏联，专业人士的名片千篇一律——姓名、学历、职称、住址……但戈丁的名片别具一格，上面画着个男人的头像，旁边用俄语大书：发掘人类潜能。

    这位特立独行的工程师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曾赴美进修，潜心研究包括特异功能在内的远距离通讯技术。在美期间，生得一张娃娃脸的戈丁操着蹩脚的英文，抓住一切机会与美国人谈天说地。“这家伙是可以共事的。”沙茨如此描述同戈丁见面时的感受。

    在戈丁看来，各国人民自发式的交流是全人类进入新时代的推动力。他多年来一直梦想建立“人类镜像”系统，亦即在全球的大城市中建造巨大的屏幕，让人们通过卫星通讯对话。即便在今天，这样的愿景听起来依然天马行空，具有典型的苏式乌托邦情调。

    沙茨对苏联伙伴的想象力表示钦佩，但他更关心整个计划的可操作性。当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垄断了美苏间的通话业务。因为需要事先申请并支付昂贵的话费，越洋通话对平民阶层而言不啻为奢侈品。沙茨由此得出结论：要克服既有的障碍，最好的方式是绕开电话，通过计算机实现对话。只是，专业不对口的他对计算机原理几乎一无所知。

    “我在前往苏联的飞机上逐字逐句地阅读了（随身携带的电脑的）说明书，希望搞清楚它是如何工作的。”沙茨回忆道。好在，同样承认个人电脑“远远超出自身认知范围”的戈丁帮忙联系上了鲍里斯·劳森巴赫——第一次成功拍到月球背面图像的苏联天文学权威。

    “我包里恰好有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专辑《月之暗面》。”沙茨投其所好地将专辑送给鲍里斯，后者大喜过望，当场开出了一张有能力解决技术问题的专家名单。

    来自“铁幕”彼方的新型计算机吸引了大批苏联学者。“这些科学家看见电脑，仿佛看到从天而降的陨石，他们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尖端设备。”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作为沙茨访苏的最大成果，他成功地与莫斯科的“自动化系统研究所”建立了电子邮件通讯。

    “有列宁像，没有披萨饼”

    从此，美苏这对宿敌多了一条非官方沟通渠道。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乃至电子邮件仍是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要实现让两国百姓面对面交流的设想，还得请“慢扫描电视”出马。这项技术通过对照片加以逐像素扫描，可以通过普通的语音通道传输静止画面。

    彼时，“慢扫描电视”已在帮助医生和科学家工作，宇航员们也用它传送太空中的场面。当然，被沙茨和戈丁注意到之前，该技术很少被用于通讯，更别提公民外交了。

    1985年某日，身处莫斯科的戈丁小心翼翼地启动了“慢扫描电视”的终端机。“好，我要向你们展示一样东西。”他指指墙上的一幅画像，按动鼠标，“认识他吗？”美方的回应在30秒后抵达：“是列宁！”随后是一连串叽叽嘎嘎的“噪声”，那是苏联科学家们在欢呼。

    终于能够亲眼看到万里之外的异国友人，实验参与者欣喜若狂。尽管视频的质量非常差劲，沙茨和戈丁还是准备将这项技术推广。为避免政治麻烦，他们为自己的计划找了个噱头：在莫斯科的午夜——也就是旧金山的正午，请两国诗人和音乐家互致新年贺词。

    “通过电脑与苏联人对话”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各路报名者简直要把沙茨的家门挤破：产科护士和医生、戒酒组织成员……身为艺术家的沙茨之妻戴安娜则招揽了一批漫画家。

    时间来到1987年10月9日，在匹兹堡的AT&T国际运营中心，梳妆完毕的沙茨夫妇在一间全封闭的屋子里坐定，再度与大洋彼岸的伙伴连线。对话中，双方不时穿插着发送图片——包括一张与会者坐在“您好，俄罗斯朋友”的横幅下，拿着百事可乐和披萨饼的照片。

    “你好，你们那儿有披萨饼吗？”戴安娜忍不住发问。对方立刻用带有浓重俄罗斯口音的英语回答：“还没有！”为了活跃气氛，莫斯科方面一位与会者的女儿用吉他演奏了一首音乐，尽管完全跑了调，曲子的旋律也十分悲怆，电缆另一端的美国人依旧礼貌地倾听着。

    人们很难相信苏联真的没有披萨饼，但相比沟通本身，事实细节并不重要。最让美国人不习惯的是，不知是基于官方授意，还是单纯地出于谨慎，苏联方面的参与者显得“官气十足”。“您好，”一位自称“斯维特兰娜”的苏联人说，“很高兴有这个难得的机会，能让我听到美国同行的声音，我希望能够与你们保持联系，深化我们对彼此的认知，也盼望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会谈。”

    两位发起人归宿迥异

    乔尔·沙茨的大胆尝试让他成了学术圈里的明星。匈牙利出生的巨贾乔治·索罗斯闻讯，欣然抛出大笔资金，支持沙茨将“慢扫描电视”与刚刚实现商业应用的互联网技术结合，很快，后者就将原始的视频通话发展为盈利性业务——“Sovamteleport”。

    Sovamteleport的服务价格在当下看来无异于天价——约合1600美元的开户费，外加每月330美元的服务费。即便如此，希望能够与苏联建立联系的客户还是蜂拥而至。

    沙茨由此被誉为互联网通讯业的拓荒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圣彼得堡）都设立了办事处。首位苏方员工是时年25岁的安德烈·科力斯尼科夫，他曾在工厂里负责操作巨型计算机。

    安德烈清楚地记得，自己在老板的办公室里初次见到苹果电脑时的模样——目瞪口呆，这么台小小的机器，竟可以连接到世界各个角落。他深受震撼：网络原来可以这样用！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剧变。在举世瞩目的随后3天中，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几乎与外界断绝了所有联系，但Sovamteleport一切如常，安德烈忙得72小时没合眼。

    不到半年，曾经的超级大国土崩瓦解。面对全新的俄罗斯，沙茨摇身一变成为电信巨头，继续扮演美俄间的“信使”，并与世界第七大移动运营商——俄罗斯维佩尔公司结成商业伙伴。

    身处新大陆般的俄罗斯电信市场，沙茨的经验和人脉令他暴富。21世纪初，功成身退的他出售了股份，前往风景优美的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隐居，和妻子戴安娜安享晚年。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沟通方式，如果人们愿意，可以和其他人聊上一整天，但良好的跨文化沟通不限于简单的对话。”沙茨告诉《大西洋月刊》，他依然希望美俄能够更好地交流。

    相比之下，约瑟夫·戈丁的结局多少令人唏嘘。冷战落幕后，他沮丧地发现，美国人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对俄罗斯的兴趣。上世纪90年代在旧金山短暂居住期间，他依然极力推销自己用巨型屏幕连接全球的计划，始终乏人问津，直至1998年因心脏病发作辞世。

    而在如今依旧活跃于互联网领域的安德烈·科力斯尼科夫看来，沙茨的成功，只不过是因为“他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我觉得，一切都是托卡尔·马克思的福。”安德烈略带幽默地表示，“如果沙茨当年不做，也会有其他人来做，这是历史变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