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纬：离埃博拉最近的中国女医生

    11月2日早晨，塞拉利昂卫生官员宣布，坎比政府医院的医务官乔治·戈弗雷因感染埃博拉病毒去世。这是第五位为抗埃付出生命的塞拉利昂医生。外媒纷纷用“凶险”、“被严重低估”、“难以预测”等字眼描述西非疫区和埃博拉病毒。

    然而，刚刚从塞拉利昂埃博拉治疗中心回国的无国界医生邹纬在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却表示：“如果有需要，我准备随时回去。”

    埃博拉治疗中心的日常生活

    11月3日，非洲治理促进会的报告称，塞拉利昂东部地区的感染人数似乎得到了控制，而首都所在的西部地区，新一波疫情正汹涌而来。在塞拉利昂乡下，埃博拉病毒的传播速度是两个月前的9倍。

    世界卫生组织10月29日的数据显示，已有超过1.3万人感染埃博拉病毒，近5000人死亡。无国界医生（MSF）组织是防治埃博拉疫情的重要力量，在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6所治疗中心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263人是国际救援人员。邹纬是其中唯一一名中国医生。

    10顶帐篷，80多张病床，国际救援人员中只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帐篷中住满了确诊的病人——这就是邹纬报到时，位于几内亚、塞拉利昂与利比里亚3国交界处的凯拉洪埃博拉病毒治疗中心的状况。

    邹纬在疫区的工作通常从早晨6点就开始了。进入高危病房前，她和同事互相协助，穿上把每寸皮肤都遮起来的PPE防护服。“当地人热爱肢体接触，疫情爆发前我在儿科医院工作，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拍肩膀。”邹纬笑着说。

    疫情爆发后，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谁都别碰谁”的指南，只有在穿上PPE后“大家习惯相互拥抱一下，然后再进入高危区”。

    8月的塞拉利昂，室外温度达31、32摄氏度，高危区的帐篷不散热、不开窗，一些病人热得不肯穿衣服。PPE更是不透风不透气，一名在几内亚工作的MSF医生在博客中写道，穿着PPE“热到能自燃”。

    抽血、查房、修订治疗方案，即便分组进行，照顾60名病人也要花1个半钟头。邹纬说，每次进去再出来就可能脱水。在塞拉利昂她“最不适应的就是当地温度，热到脑子好像停住了”。

    查房后要对病例做记录，调整治疗方案，医生们通常将这些记在一张纸上。然而，为了防止感染，所有高危区的物品都不能带出，这张纸也不例外。高危区和低危区之间有双重护栏，最近处相隔1.5~2米，每天查完房，邹医生就拿着那张纸站在高危区一侧，对着低危区“喊病例”，让对面的同事将内容记下来。这个过程需要十几分钟。

    给病人做饭有专用厨房，如何把饭送进高危区却是难题。通常，由一名护士穿着PPE进入高危区，在高、低危区距离最近的地方将餐具依次摆开。厨房的人站在低危区一侧，用长柄勺将食物舀进盘子里。整个过程中，勺子不能接触盘子和碗。

    治疗埃博拉疫情没有特效药，MSF能做的就是隔离、对症治疗和最大程度地支持病人。“我们的菲律宾护士会在大半夜给病人烧水泡茶。病人中有三兄妹，他们每天的要求都不一样，今天要木薯叶子，明天要辣椒酱，后天要黄瓜、水果……”邹纬边说边笑出了声，“病人的任何需求我们都尽量满足。”

    与无国界医生结缘

    在广州军区总医院工作了18年的儿科医生邹纬，与无国界医生结缘是在赞比亚。2004年，部队派医疗队赴赞比亚进行援助，在那里，邹纬对无国界医生有了最直观的认识。转业后她通过申请，也成了无国界医生的救援人员。

    邹纬第一次执行任务就在战乱中的阿富汗待了6个月。该国医疗还处于原始阶段，赫尔曼德省一名22岁的农夫告诉MSF：“在我居住的地方只有一个私家医生，他以前是修轮胎的，没读过医科，只有一本很大的普什图语医科书。有次我因为头疼求诊，他叫我自己看书找疗法去。”

    2012年，无国界医生在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开设了一家妇产科医院，医护人员全部为女性，提供24小时的免费治疗。没过多久，门诊的卫生间被人放了炸弹，不得不关闭8个月，与当地各方势力交涉。医院重开后，邹纬来到霍斯特，负责儿科病房。

    当地习俗认为前40天的母乳不干净，应给孩子喂绿茶和糖水，这导致新生儿很容易出现低体温、低血糖、营养不良。邹伟说，她平均每个月收45~50个病儿。

    2013年10月，邹纬到塞拉利昂博城的儿科急诊医院工作了9个月。她告诉记者，塞拉利昂的医疗条件很差，少数在国外学习、获得资质的医生，回国后多数在首都开私人诊所，政府医院中医生特别少。

    埃博拉疫情袭来时，当地医院的应对更是捉襟见肘。邹纬告诉记者，有几天，凯拉洪治疗中心病床紧张，他们不得不通知全国的医院不要送病人来。但一天晚上八点多，一家政府医院没有通知就用救护车拉来8个病人，撂在门口就走了，治疗中心不得不把病人收了进去。

    曾为政府医院工作的护士告诉邹纬，政府医院的埃博拉病患隔离区未能给医护人员发放手套等防护设备。但很多护士还是坚守岗位，理由十分朴实：“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我们该尽一份力。”

    与埃博拉病毒伴生的医疗危机

    邹纬向记者展示的照片中，有一张热闹的送别合影。救援人员围着一个十几岁的当地男孩，笑得灿烂，而站在中央的主角却愣愣地看着镜头，面无表情。男孩名叫莫塞斯，由于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基本不说话，也不搭理人。除了哥哥，莫塞斯在埃博拉疫情中失去了全部家人。

    让人心碎的故事在埃博拉疫区每天都在发生。MSF高级协调员罗尼·撒迦利亚告诉法新社，塞拉利昂的埃博拉疫情比预想的严重，有村庄总共40人，因疫情死了39人。由于病人不愿就医和当地人私下掩埋尸体，感染人数被大大低估了。

    邹纬的第一个病人是个6岁男孩，她接手时，孩子的状况已经很糟糕，没过多久就去世了。遗体装在双层收尸袋里，所有用过的东西都要消毒，不能喷消的由专人拿去烧掉。

    塞拉利昂60%的人信仰伊斯兰教，不接受火葬，遗体只能送到偏远地方深埋起来。有些死者的家人希望要回遗体，说服他们往往需要几个小时。埋葬由政府医院和红十字会合作完成，但由于死亡人数太多，灵车无法每天都来，这个男孩等了3天才被抬走。

    而让邹纬印象最深的，是一个8个月大的病童。她所在的村庄90%的人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工作人员为她做了张小床，放在妈妈身边。但妈妈除了偶尔起来吃饭，剩下的时间都在睡觉，对孩子的存在基本没有反应，全靠救援人员照顾孩子。

    无论是清洁工还是送饭的工作人员，每个团队进去都会看看她，给她喂奶、换尿布、量体温。由于年龄太小，抵抗力差，4天后这个孩子还是死了。邹纬医生说，当时救援人员们都很伤心。

    MSF在塞拉利昂开展救援工作已超过10年，大部分当地人对MSF无条件地信任，但在埃博拉疫情阴影下心存芥蒂的也大有人在。今年6月，邹医生乘坐MSF的班车路过镇中心的集市，有人指着车大喊“埃博拉车”。

    疫情爆发后，很多当地人得病也不敢去医院，也有医护人员担心传染而不上班，塞拉利昂的医疗系统几乎崩溃。死于疟疾的人数增加，孕妇也无处安全分娩，造成了与埃博拉病毒伴生的医疗危机。

    如果有需要，“我会回去”

    今年7月，邹纬结束在塞拉利昂9个月的任务回家时，埃博拉疫情已经爆发了。她只在家待了3周，MSF的香港办公室就联系她重回塞拉利昂。说起下决心的过程，邹纬只有一句话：“其实挺想去的。”

    邹纬搭乘的航班是每周从布鲁塞尔到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仅有的一班，之前已取消了3趟。机上只坐了20多人，这样的气氛本应让人紧张，邹纬却轻松地“展开了睡了8个钟头”。

    医生本属于高收入阶层，MSF的津贴却只够“在当地买肥皂等日用品、工作累了出去吃顿饭”。对这种反差，邹纬先是猛点头说“津贴与医生的收入没法比”，然后又豁达地表示：“虽然津贴没那么高，也够我用了。MSF的工作在全球很多地方针对的都是有需要的人群。被人需要的感觉是钱买不来的。”

    聊起往后的工作，邹医生笑称暂时还没有计划。“我已经连续吃了11个月的抗疟药了，我准备让肝脏休息一下。”但她毫不犹豫地告诉记者，如果西非疫区有需要，“我会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