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踏上现代法治体系建设“新起点”

    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发布。此前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进一步减少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9项死刑罪名。这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战略部署后，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指定和修改的首批重要法律之一。

    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圆满结束，有媒体注意到，5200余字的会议公报中，“法治”一词出现58次，成为当之无愧的亮点。美国《纽约时报》称，中国日益成熟的法律界和普通民众，对这一变化持“乐观”态度。

    中国法治现代化踏上“新起点”

    晚上7点，上海律师张杰（音）在家里打开电脑，登陆司法意见网站，阅读他代理的一桩案子的法院裁决，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这不仅显示了互联网时代的便利和高效，也揭示了法治的更加开放和透明。”张杰告诉美国“环球邮报”网站，他以前不得不开车数公里，甚至花好几天时间，只为阅读法律文件。

    自2014年1月以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要求，中国各地法院必须在司法判决完成后7天内，将结果发到网上，以提高中国司法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张杰说。

    中国女法官姜岭梅（音）也告诉该网站，随着近几年物质生活的改善，遗产、婚姻、土地利用等纠纷也大增。越来越多的诉讼案件揭示出人们日益增长的法律意识，也对国家的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美联社称，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系列问题——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风险以及创新不足，其根源几乎都在于过度的行政干预、腐败和不公平竞争，而这是缺乏法治的结果。

    《日本时报》称，中国的法治改革，旨在赋予法官更多独立性，限制地方官员对司法系统的影响。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法律专家周汉民认为，中国的第5个现代化过程比其他4个更困难，中国必须更果断、更有勇气地继续探索。“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是这条路上的新起点。”他说。

    英国《金融时报》则称，中国领导人正试图平衡国家与法律的关系，向这个“不可能的壮举”发起挑战。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

    如何依法治国，在四中全会的公报中，中国政府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

    在《金融时报》看来，这句话换个说法就是，国家是人民意志的反映，当法律成为国家的工具时，法律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纽约时报》则认为，中国此举将促进建立更合理的法律体系。

    而依法治国的任务，就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

    “公平是法治的生命线。”公报指出，“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

    此外，四中全会还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马建堂、王作安、毛万春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东生、蒋洁敏、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杨金山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此6人开除党籍的处分。

    《日本时报》称，公报对正因腐败问题接受调查的周永康不置一词，但其中内容正是表达领导人对反腐败斗争的重视，表达“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使是前政治局常委”的涵义。

    习近平主席誓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发起“上至老虎、下至苍蝇”的反腐战争，赢得许多中国人赞誉。

    美国《国际商业时报》称，尽管“反腐败”一词在公报中只出现了一次，中国官方媒体仍越来越多地将反腐败与法治联系起来，视为“同一战斗的两个部分”。

    在该报看来，反腐败的权力应由立法机构之外的司法部门独立掌握，“如果中国政府认真反腐，这将是重要甚至必要的步骤”。

    “中国将不得不依靠法律，而不仅仅是人治。我认为越来越多的领导人会认识到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何家弘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建立法治的“幅度和速度”。

    确保法治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

    3年前，吉林省通榆县工商局开通分局副局长翟志平和妻子王彬，被指涉嫌合同诈骗罪，被黑龙江省鸡东县警方抓捕，并4次被判刑。直到今年5月，他们才被认定无罪。法官道歉称，他受到强大地方官员的压力。

    “他们没有对法律的尊重。”今年5月终于获释的翟志平夫妇告诉《纽约时报》，“他们惟一的目标是钱，利用国家权力敛财。”

    自习近平主席执政以来，中国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司法系统的明显缺陷。司法机构推翻了一连串被错误定罪、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的错案。从2012年至2013年，中国死刑的使用减少了20%。

    然而，不少中国法官不仅缺乏经验、工作负担沉重，还常受到地方官员的控制。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何海波说，许多中国法官士气低落，无法不受干扰地裁决案件。

    “当法官不同意判决，但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署名时，他们深感失望，可以说是耻辱。”他说，“中国法官称不上权威，有时甚至没有尊严。”

    美国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律学院法学教授基斯·汉德表示，即使移交到上级法院，法官仍可能在“当地官员和强大地方利益”影响下，扭曲判决结果。

    翟志平怀疑中央政府对法治的新热情能否渗透到黑龙江这样的偏远地区。“这里离北京太远了，太偏僻，太落后，”他说，“他们完全不把人民当回事。”

    新加坡Asiaone网站则称，减少地方政府的干预，将确保司法权力以“独立公正”的方式行使。《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法治改革的努力是在“试图驯服一个笨重而贪婪的官僚机构，它让司法成了贿赂和以权谋私的空间”，而这并不容易。

    “改革从来都是不易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做法可能是渐进的。”日本投资银行野村控股在研究报告中写道，“它可能为中国经济提供新的红利。”

    法治不仅仅是装点门面

    同样在公报中频繁出现的，还有出现13次的“党的领导”。公报写道：“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中国）缺乏推动当局维护宪法的宪法审议机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建军告诉美国《彭博商业周刊》，“党的领导，不能变。”

    《纽约时报》认为，中国社会及其法律体系已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由习近平领导的政权已进行了许多改革，这代表了建立现代法治体系的积极步骤。这些变化不仅仅是装点门面，它们反映了中国领导人承认需要改善治理、解决公众普遍不满、回应公众意见。

    “习近平主席正在认真努力地改善中国的法律体系，这显示了改革现状是受欢迎的积极步骤。”国际律师协会主席迈克尔·雷诺兹说。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也认为，公报证明执政党重视法治，“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很有意义”。

    “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最适合其文化和价值观。习近平明白，目前的法律系统不完善。”他告诉马来西亚《星报》，中国过去30年取得的成功要归功于其政体“实施计划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事实上，中国的法治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中国有自己的可追溯数千年的法律思想。《今日美国》报称，习近平多次引用中国古代哲学“法家”的思想，主张强大的统治者使用法律权力，维护社会和谐。

    正如公报所说，“宪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如果中共要保持合法性，法治是必须完成的，因为合法性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和术语。”香港大学研究中国法律体系的弗洛拉·萨皮奥告诉《纽约时报》。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李成（音）表示：“公报谈到宪法本身的事实，就令人鼓舞。”